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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皖南事变冲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激烈的震颤中渡过了危机，这为最终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让步 皖南事变 政治较量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权衡利弊，从维护联合抗日的大局出发，最终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天七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实现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被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次事件冲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合作抗日的大局得以维系，为最终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试从让步角度分析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以及带来的启示。
一、国共两党围绕皖南事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双方都做出了有限度的让步，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
（一）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发布“1.17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革除军长叶挺的职务、交军法审判，严令缉拿项英，军事上再次重申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命令各战区准备“进剿”，“限二月完成”[1]P175。通过其《中央日报》发表关于共产党、新四军的不实消息和社论，“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2]，同时向中外宣传即此仅为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等。
1月17日，周恩来向何应钦提出严正抗议，痛斥何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8日，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写“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19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重要社论。20日，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同时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3]P771。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显示出与中共分裂和打内战的倾向。但遭受巨大军事损失的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智，着重在政治思想宣传上暴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而且始终从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来规劝国民党悬崖勒马。
（二）皖南事变后外部力量的态度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
从海外侨胞和民主党派因素看。面对皖南事变前后引发国共的激烈对抗，他们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另一方面以调解人角色奔走在国共之间，要求两党以民族抗日大业为重，适当让步，谋求团结。例如，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表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各皆言之凿凿，证之佳电，信而有征，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毁长城，自徒亡国”，要求国共团结抗战，“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1]P251-252。宋庆龄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1]P255。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提议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有所缓和，共产党方面有所让步。
从国际因素看，主要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和共产国际都不主张中国打内战，强调国共团结，维持抗日局面。苏联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就对国共两党表明态度。1941年1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武官崔可夫即奉命向蒋介石询问事件真相。这以后，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与国民党方面官员何应钦等会晤，表示苏联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共产国际也连续致电中共，说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避免内战扩大，维护抗日民族统一路线。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息事宁人，提醒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同时，美英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蒋介石转达罗斯福对其要求，“深盼其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4]P543，并告诫：“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5]P492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介石停止国共冲突。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皖南事变后国共的尖锐对立，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大规模进攻河南，发起豫南战役，中日民族矛盾再次激化。
综上所述，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环境下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各方面的态度为两党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下一步国共结束其皖南事变后紧张的态势准备了条件。 （三）国共两党的妥协与让步
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中共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6]P238。蒋介石也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化。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对处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立场。他一方面继续指斥和诋毁新四军，另一方面着力将皖南事变定格在“军纪”范围，他说：“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这次新四军受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而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并表示：“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它问题……对于其它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联，也决无什么政治性质。”他保证，“现在抗战期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6]P247。在军事方面，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此外，他还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尔后释放叶挺。1月底，当周恩来将共产党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并请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时，蒋介石抓住时机，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极力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示团结。以上国民党让步妥协的姿态释放了缓和的信号，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提供了前提。
针对蒋介石“求妥协之心”和“1.27”讲话，中共中央虽然强调了政治上继续采取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1月28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惟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反蒋口号。”[7]P24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对国共关系的变化有了新的估计，“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公布所谓八路军与中共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7]P28-29。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发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8]P263。2月初，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就豫南战役问题指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继续攻势，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8]P265随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关系缓和的决定，如停止召开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军事上不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新四军不应该去大后方；要求部队抑制“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7]P54；指示八路军总部恢复向蒋介石通报敌情、战况；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恢复国共谈判和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也未明确拒绝。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1.27”讲话前后，国共两党都做出了让步，调整了策略，以维持合作抗日的大局，双方终于渡过了皖南事变后政治上激烈对抗的危险期，步入恢复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轨道，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
二、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政治较量中让步的启示
国共双方在皖南事变后的政治较量，没有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国共两党没有重开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巩固和壮大中赢得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一）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坚持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是实行相应的让步政策的根本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一直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其他各种矛盾的解决都应该以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只有把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摆在各项工作的第一位，才能真正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3]P538，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二者关系如何处理作了明确的阐释，即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携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目的就在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因此，中日民族矛盾不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就无从解决，“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3]P781。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不尽一致，因此，两党在合作抗日的大框架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斗争。皖南事变中，以新四军为代表的抗日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共产党人无不为之愤怒，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并未改变，从坚持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这一原则出发，共产党确立政治攻势的方针，而没有实施大量的军事报复；制造这一惨痛事件的国民党事后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共双方再次回到抗日上来，维护民族利益。
国共两党的相互让步，缓和了皖南事变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坚持让步与斗争的策略，是实行合作的重要启示 为实现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抗日救国，全体中国人民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必须正确处理和协调好相互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反共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它仍然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并多次制造惨案、摩擦等反共事件，所幸国民党方面最终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没有进一步扩大事端，避免了国共间更大悲剧的发生。为了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也实行让步政策，以让步求合作，但在让步中也不忘记斗争。
国民党方面制造的皖南事变既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验，也是对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巨大冲击。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发出“取消番号”“准备进剿”等通令，但又说“‘整饬军纪问题’，表明与政治无关，与其他部队无关，仅是一次维护军纪的行动”等言论。共产党正确判断出国民党在政策方面由原来的进攻转入防御形势，做出了适当让步，进而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加大舆论宣传方面的斗争；军事上取守势。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国民党武装冲突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争取其他势力和全国人民对于中共的理解与支持，真正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经历了由对抗到缓和的转变，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之抗日大业的历史方向转变。合作关系最终未破裂，国共双方的政治较量之让步与斗争策略表明了双方没有彻底决裂的打算，体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
（三）为解决台湾问题合作，是实行相应的让步政策的现实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团结合作，完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生存空间，而且顺应了历史潮流，进而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富强，也有利于党际的友好关系，因而深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破坏党际合作，制造分裂，以致干戈相待，只能使民族元气大伤而招致外患入侵。皖南事变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虽已完成，但是，我们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影响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如骾在喉。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当局实行相互让步政策，实行团结合作，进而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实现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而且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不同于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高度自治权，甚至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这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再次实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而且“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9]。对此，台湾当局应当做出积极的回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消除仇怨，与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合作，尽快签订结束敌对状态的和平协议；加强与大陆的交流，不做损害统一的事情，适时释放出团结统一的信号，建立起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和反对“台独”的政治文化认同；增强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向心力，共同反对一小撮人分裂中国的言行，顺应历史潮流，回到并融入中华这个大家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 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本报社论.抗战的纪律[N].中央日报，1941-1-18（02）.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皖南事变》编撰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5]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Z].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求是，2012（22）.
责任编辑 万 强
[关键词] 让步 皖南事变 政治较量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权衡利弊，从维护联合抗日的大局出发，最终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天七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实现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被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次事件冲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合作抗日的大局得以维系，为最终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试从让步角度分析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以及带来的启示。
一、国共两党围绕皖南事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双方都做出了有限度的让步，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
（一）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发布“1.17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革除军长叶挺的职务、交军法审判，严令缉拿项英，军事上再次重申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命令各战区准备“进剿”，“限二月完成”[1]P175。通过其《中央日报》发表关于共产党、新四军的不实消息和社论，“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2]，同时向中外宣传即此仅为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等。
1月17日，周恩来向何应钦提出严正抗议，痛斥何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8日，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写“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19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重要社论。20日，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同时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3]P771。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显示出与中共分裂和打内战的倾向。但遭受巨大军事损失的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智，着重在政治思想宣传上暴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而且始终从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来规劝国民党悬崖勒马。
（二）皖南事变后外部力量的态度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
从海外侨胞和民主党派因素看。面对皖南事变前后引发国共的激烈对抗，他们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另一方面以调解人角色奔走在国共之间，要求两党以民族抗日大业为重，适当让步，谋求团结。例如，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表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各皆言之凿凿，证之佳电，信而有征，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毁长城，自徒亡国”，要求国共团结抗战，“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1]P251-252。宋庆龄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1]P255。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提议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有所缓和，共产党方面有所让步。
从国际因素看，主要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和共产国际都不主张中国打内战，强调国共团结，维持抗日局面。苏联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就对国共两党表明态度。1941年1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武官崔可夫即奉命向蒋介石询问事件真相。这以后，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与国民党方面官员何应钦等会晤，表示苏联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共产国际也连续致电中共，说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避免内战扩大，维护抗日民族统一路线。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息事宁人，提醒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同时，美英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蒋介石转达罗斯福对其要求，“深盼其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4]P543，并告诫：“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5]P492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介石停止国共冲突。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皖南事变后国共的尖锐对立，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大规模进攻河南，发起豫南战役，中日民族矛盾再次激化。
综上所述，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环境下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各方面的态度为两党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下一步国共结束其皖南事变后紧张的态势准备了条件。 （三）国共两党的妥协与让步
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中共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6]P238。蒋介石也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化。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对处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立场。他一方面继续指斥和诋毁新四军，另一方面着力将皖南事变定格在“军纪”范围，他说：“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这次新四军受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而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并表示：“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它问题……对于其它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联，也决无什么政治性质。”他保证，“现在抗战期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6]P247。在军事方面，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此外，他还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尔后释放叶挺。1月底，当周恩来将共产党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并请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时，蒋介石抓住时机，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极力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示团结。以上国民党让步妥协的姿态释放了缓和的信号，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提供了前提。
针对蒋介石“求妥协之心”和“1.27”讲话，中共中央虽然强调了政治上继续采取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1月28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惟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反蒋口号。”[7]P24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对国共关系的变化有了新的估计，“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公布所谓八路军与中共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7]P28-29。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发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8]P263。2月初，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就豫南战役问题指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继续攻势，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8]P265随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关系缓和的决定，如停止召开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军事上不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新四军不应该去大后方；要求部队抑制“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7]P54；指示八路军总部恢复向蒋介石通报敌情、战况；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恢复国共谈判和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也未明确拒绝。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1.27”讲话前后，国共两党都做出了让步，调整了策略，以维持合作抗日的大局，双方终于渡过了皖南事变后政治上激烈对抗的危险期，步入恢复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轨道，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
二、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政治较量中让步的启示
国共双方在皖南事变后的政治较量，没有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国共两党没有重开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巩固和壮大中赢得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一）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坚持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是实行相应的让步政策的根本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一直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其他各种矛盾的解决都应该以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只有把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摆在各项工作的第一位，才能真正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3]P538，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二者关系如何处理作了明确的阐释，即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携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目的就在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因此，中日民族矛盾不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就无从解决，“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3]P781。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不尽一致，因此，两党在合作抗日的大框架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斗争。皖南事变中，以新四军为代表的抗日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共产党人无不为之愤怒，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并未改变，从坚持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这一原则出发，共产党确立政治攻势的方针，而没有实施大量的军事报复；制造这一惨痛事件的国民党事后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共双方再次回到抗日上来，维护民族利益。
国共两党的相互让步，缓和了皖南事变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坚持让步与斗争的策略，是实行合作的重要启示 为实现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抗日救国，全体中国人民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必须正确处理和协调好相互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反共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它仍然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并多次制造惨案、摩擦等反共事件，所幸国民党方面最终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没有进一步扩大事端，避免了国共间更大悲剧的发生。为了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也实行让步政策，以让步求合作，但在让步中也不忘记斗争。
国民党方面制造的皖南事变既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验，也是对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巨大冲击。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发出“取消番号”“准备进剿”等通令，但又说“‘整饬军纪问题’，表明与政治无关，与其他部队无关，仅是一次维护军纪的行动”等言论。共产党正确判断出国民党在政策方面由原来的进攻转入防御形势，做出了适当让步，进而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加大舆论宣传方面的斗争；军事上取守势。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国民党武装冲突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争取其他势力和全国人民对于中共的理解与支持，真正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经历了由对抗到缓和的转变，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之抗日大业的历史方向转变。合作关系最终未破裂，国共双方的政治较量之让步与斗争策略表明了双方没有彻底决裂的打算，体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
（三）为解决台湾问题合作，是实行相应的让步政策的现实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团结合作，完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生存空间，而且顺应了历史潮流，进而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富强，也有利于党际的友好关系，因而深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破坏党际合作，制造分裂，以致干戈相待，只能使民族元气大伤而招致外患入侵。皖南事变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虽已完成，但是，我们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影响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如骾在喉。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当局实行相互让步政策，实行团结合作，进而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实现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而且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不同于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高度自治权，甚至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这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再次实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而且“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9]。对此，台湾当局应当做出积极的回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消除仇怨，与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合作，尽快签订结束敌对状态的和平协议；加强与大陆的交流，不做损害统一的事情，适时释放出团结统一的信号，建立起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和反对“台独”的政治文化认同；增强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向心力，共同反对一小撮人分裂中国的言行，顺应历史潮流，回到并融入中华这个大家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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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皖南事变》编撰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5]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Z].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求是，2012（22）.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