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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组织的一场大型的罢工运动。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为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权利和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派兵企图镇压。在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的领导下,1.7万多工人英勇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18日罢工取得了胜利。
安源“罷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罢工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刘少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借鉴俄国工会和法国工团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就是每十个人为一个单位,相当于军队的一个班;每个十人团推举一人为首领,相当于军队的班长;每十个十人团组成一个百人团,推举出来一个首领称“百代表”,相当于连长;若干个百代表推举出一个总代表,形成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团”,主任团再选出一位主任(李立三是首任主任)作为召集人。重大决策由主任团做出,再按照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严格贯彻下去。
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写道:“此次罢工,如果没有俱乐部的指挥,工人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用路矿两局的说法:“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工人们认识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团结斗争别无他途,加入工人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乐部会员每月需按时交纳会费,3个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罢工胜利也给俱乐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月可以从矿局领取津贴1000元,从路局领取津贴100元,可收到常月费(工会会员费)480元,每月收入达1580元。除去各项必须的开支,俱乐部每月还能节余很多钱,用于支援其他地区的工人兄弟。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呢?
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到3处房产,建起了一座能容纳2000人的讲演大厅,经常请一些剧团上演文明戏;矿区内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的报纸。工人补习学校扩大规模,由1所变成了7所,另外还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700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矿内小学聘请的老师每月工资30元,比长沙和南昌市小学教师的工资还高。
矿区内部的秩序转由工人纠察队维持,当地军警不能插手。工人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司法独立,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田,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
安源罢工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人罢工。如开滦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从以前的每月27元增加至37元。湖南省常宁水口山矿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铅锌矿,也是湖南省赵恒惕政府的财库,那里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安徽省罢工骨干蒋先云被派去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立了俱乐部,通过罢工,工人增加了工资,均分了红奖。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罢工经验,而且还提供了经济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遭受水灾的难民千余元;此外还每月缴纳全国铁路总工会会费150元。
(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红色账簿:1921~1927》 作者:马祥林)
安源“罷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罢工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刘少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借鉴俄国工会和法国工团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就是每十个人为一个单位,相当于军队的一个班;每个十人团推举一人为首领,相当于军队的班长;每十个十人团组成一个百人团,推举出来一个首领称“百代表”,相当于连长;若干个百代表推举出一个总代表,形成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团”,主任团再选出一位主任(李立三是首任主任)作为召集人。重大决策由主任团做出,再按照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严格贯彻下去。
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写道:“此次罢工,如果没有俱乐部的指挥,工人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用路矿两局的说法:“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工人们认识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团结斗争别无他途,加入工人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乐部会员每月需按时交纳会费,3个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罢工胜利也给俱乐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月可以从矿局领取津贴1000元,从路局领取津贴100元,可收到常月费(工会会员费)480元,每月收入达1580元。除去各项必须的开支,俱乐部每月还能节余很多钱,用于支援其他地区的工人兄弟。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呢?
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到3处房产,建起了一座能容纳2000人的讲演大厅,经常请一些剧团上演文明戏;矿区内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的报纸。工人补习学校扩大规模,由1所变成了7所,另外还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700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矿内小学聘请的老师每月工资30元,比长沙和南昌市小学教师的工资还高。
矿区内部的秩序转由工人纠察队维持,当地军警不能插手。工人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司法独立,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田,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
安源罢工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人罢工。如开滦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从以前的每月27元增加至37元。湖南省常宁水口山矿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铅锌矿,也是湖南省赵恒惕政府的财库,那里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安徽省罢工骨干蒋先云被派去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立了俱乐部,通过罢工,工人增加了工资,均分了红奖。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罢工经验,而且还提供了经济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遭受水灾的难民千余元;此外还每月缴纳全国铁路总工会会费150元。
(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红色账簿:1921~1927》 作者:马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