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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开篇即谓：“夏禹，名日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日帝颛项，颛顼之父日昌意，昌意之父日黄帝……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史记·夏本纪》并列出夏王朝十四世十七王的世系为：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厪—孔甲—皋—履癸(桀)。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夏代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由于一直没有发现被学界认定的夏代文字，夏代的历史笼罩着重重迷雾。当然我们可以由考古学探索夏文化，但何种考古学文化对应夏代遗存?学术界巳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探讨这一问题，至今尚有不同认识，使之今日仍为学术热点之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的纪年是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本文所指的夏代早期，大体为夏史中的禹、启、太康、中康、相等四世五王时期，与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遗存，其代表性遗址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遗址，在这几处遗址中均发现有城址，这几座城址都位于嵩山东南部、淮河水系的重要支流颍河和洎水流域，为我们讨论夏代早期的城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1977年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其中西小城保存尚好，残存面积近1万平方米。当时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只是，由于该城的面积过小，“禹都阳城”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002年以来，随着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我们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大城的北城墙残长350米，残高0.5～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城壕西北角尚存，其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残存北部，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五渡河、颍河作为天然屏障，是以西、北面的城墙和壕沟与东、南面的城墙和河流共同构成完整的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 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关于大城的工程量，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建如此规模的一个工程所需劳动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内其他聚落的劳动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可能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左右完成这个工程，需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基本符合。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是动员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工程。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大城南城壕长达数百米，其地表高差4米多，但城壕底部高差不超过0.4米，可见龙山文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测量技术，这种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测量技术和水平挖掘技术是不可缺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城岗城址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古代文献《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或“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夏禹“居”或“都”阳城的文献看，夏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关于阳城的地望，《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水经-颍水注》载阳城：“颖水经其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地……县南对箕山。”《括地志》：“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条下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依据上述文献可知禹都阳城距离嵩山不远，大体是在嵩山和箕山之间的颍水河畔。联系到历史上夏鲧、禹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我们认为王城岗小城使用的时期略早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始年，由此小城有可能与禹之父鲧“作城”有关；而王城岗大城的使用年代已进入夏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以内，可以认为大城可能即为“禹都阳城”。
禹州瓦店遗址是在1979年进行颖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随后即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工作，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遗物以精美的陶酒器、陶列觚、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收获。2007年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再次开展考古工作，在瓦店遗址西北台地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壕，城壕由西壕、南壕和东壕构成。西壕残长210米，东壕残长150米，复原长均约400米；南壕长1000余米。壕口宽皆约30米，底宽皆约20米，残深2-3米。其防御是由东、西、南面的城壕与东北面的颍河共同构成的，目前所知城壕围成的范围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壕沟内侧的城墙尚待找寻。在城壕范围内的中部发现一条龙山时期南北走向的道路，其南部发现两组与南壕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以路为中轴线东西相对分布的龙山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可能与祭祀遗迹有关。路东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上千平方米，在基址中和转角处均发现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数具和动物骨骼，还有可能用于燎祭的红烧土坑。路西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亦上千平方米。这种以路为中轴线，大型建筑东西对峙的布局，是否与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的“左祖右社”有关或为其滥觞?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关禹州与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史书记载夏人在今河南禹 州地区活动甚多，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多有称为夏地者。《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帝王世纪》：“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水经·颖水注》：“颍水自褐东径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后汉书-郡国二·颖川郡》“阳翟县”下刘昭注补：“杜预曰有钧台陂，《帝王世纪》云：在县西。”《水经-颍水》：颍水“又东南过阳翟县北”。今河南禹州地区曾以翟鸟命名，翟鸟以其羽毛鲜艳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异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云：“夏禹国。”清人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云：“阳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国。’按：禹都本在郑栎……地多夏翟，故国号夏。”吴氏所说是正确的。可见禹州是夏禹、启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结合我们在禹州瓦店新发现的大型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城壕，以及该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联系到文献记载的夏初的阳翟、钧台均在禹州，表明瓦店遗址有可能即与夏禹、启居阳翟和启之钧台之享有关。
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新密古城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98-2000年数次发掘古城寨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该城址由城墙、护城壕、建筑基址和廊庑基址、灰坑、瓮棺、奠基坑等构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保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城墙被溱水冲毁。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有相对的城门缺口。北城墙长460米，高7～16.5米，宽(底)12～22米；南城墙长460米，高5～15米，宽(底)9.4～40米；东城墙长345米，高13.8～15米，宽(底)36～40米；西城墙复原长370米。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在城墙南、北两面发现有护城壕，护城壕宽34～90米，深4.5米不到底；西面利用溱水，东面有无名河作天然屏障，该城亦为用人工护城壕和天然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在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F1，为南北长方形夯筑高台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面积为383.4平方米，其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在F1上南北排列六排柱洞或磉墩，把建筑分隔成七间。在F1房基南、北、东三面还发现有廊柱磉墩19个。同时发现有廊庑基址F4，F4dk廊庑长约60米，宽4米，是由二三道墙基槽、门道、守门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的。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为城址中的宫殿建筑，F1为主殿，F4是廊庑——北庑和西庑。有学者研究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具有早期宫殿的基本要素，如体量庞大的主殿、拱卫主殿的廊庑、四合院雏形等，是夏商宫殿建筑最为直接的前身，在我国早期宫殿制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城寨原始宫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当地居民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说坐在这个殿堂里的人们，已经沐浴在文明的曙光中。
关于古城寨城址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古城寨城址当为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再从时空方面进行对比，古城寨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祝融之墟”。祝融之族的活动地域最早在豫中的嵩山地区，《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即嵩山。祝融本来是依附于高辛部落集团的，但在夏人战胜高辛氏之后，祝融之族转而又依附于夏人了。新密当地群众传说古城寨为“鬼修城”，当与“鬼方氏之妹”有关。可能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在对鬼部落的战争中，俘获大量的战俘，使他们沦为奴隶，强制他们修筑了古城寨城垣。古城寨城址是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其时代大体上与祝融之世相合，应为祝融之族的都城。此推测亦可备一说。
新密新砦遗址早在1979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其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考古学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在新砦大型聚落遗址中，发现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区的西南部，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有围壕与城墙，围壕的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30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围壕以北约200米处有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内壕。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为城墙的夯土。同时发现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穴式。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其东西长90米，南北宽14.5米，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大型建筑的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大型建筑三面被内壕所围，系新砦城址的内城。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是有计划统一施工而成的，这种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壕，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学者认为新砦城址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人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附近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境内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同期城址或遗址。依照遗迹和遗物的规格，它本身具备王都的特征，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就是夏 启黄台之居。
综合上述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资料，诸城址的相对年代可大体推定为：王城岗城址早于瓦店城址，古城寨城址晚于瓦店城址，但早于新砦城址。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王城岗小城址为公元前2200～前2130年至公元前2100-前2055年；王城岗大城址为公元前2130～前2075年至公元前1885～前1835年。瓦店城址约为公元前2105～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为公元前2018～前2017年至公元前1997年。新砦城址为公元前1870～前1720年。
通过对嵩山东南部颍河和洎水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夏代早期城址的变迁：在夏王朝诞生前后，位于颖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先为夏鲧之居，后又为禹都阳城之所在；随着夏王朝势力的发展，夏人沿颖河南下，禹、启又在禹州瓦店建立了阳翟城；不久，夏启为了经略北方的需要，又将都邑由颍河中游的阳翟迁到新密洎水边的新砦即黄台；直至启子太康为了控制嵩山西北的伊洛河流域，夏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北移，才将都邑由嵩山东南部的颍河、洎水流域，可能沿郑州、荥阳通道，经巩义花地嘴新砦期遗址西进，迁至嵩山西北部伊洛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斟寻，自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到夏王朝最后的帝桀，一直没有再迁都。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的纪年是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本文所指的夏代早期，大体为夏史中的禹、启、太康、中康、相等四世五王时期，与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遗存，其代表性遗址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遗址，在这几处遗址中均发现有城址，这几座城址都位于嵩山东南部、淮河水系的重要支流颍河和洎水流域，为我们讨论夏代早期的城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1977年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其中西小城保存尚好，残存面积近1万平方米。当时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只是，由于该城的面积过小，“禹都阳城”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002年以来，随着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我们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大城的北城墙残长350米，残高0.5～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城壕西北角尚存，其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残存北部，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五渡河、颍河作为天然屏障，是以西、北面的城墙和壕沟与东、南面的城墙和河流共同构成完整的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 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关于大城的工程量，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建如此规模的一个工程所需劳动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内其他聚落的劳动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可能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左右完成这个工程，需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基本符合。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是动员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工程。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大城南城壕长达数百米，其地表高差4米多，但城壕底部高差不超过0.4米，可见龙山文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测量技术，这种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测量技术和水平挖掘技术是不可缺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城岗城址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古代文献《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或“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夏禹“居”或“都”阳城的文献看，夏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关于阳城的地望，《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水经-颍水注》载阳城：“颖水经其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地……县南对箕山。”《括地志》：“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条下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依据上述文献可知禹都阳城距离嵩山不远，大体是在嵩山和箕山之间的颍水河畔。联系到历史上夏鲧、禹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我们认为王城岗小城使用的时期略早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始年，由此小城有可能与禹之父鲧“作城”有关；而王城岗大城的使用年代已进入夏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以内，可以认为大城可能即为“禹都阳城”。
禹州瓦店遗址是在1979年进行颖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随后即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工作，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遗物以精美的陶酒器、陶列觚、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收获。2007年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再次开展考古工作，在瓦店遗址西北台地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壕，城壕由西壕、南壕和东壕构成。西壕残长210米，东壕残长150米，复原长均约400米；南壕长1000余米。壕口宽皆约30米，底宽皆约20米，残深2-3米。其防御是由东、西、南面的城壕与东北面的颍河共同构成的，目前所知城壕围成的范围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壕沟内侧的城墙尚待找寻。在城壕范围内的中部发现一条龙山时期南北走向的道路，其南部发现两组与南壕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以路为中轴线东西相对分布的龙山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可能与祭祀遗迹有关。路东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上千平方米，在基址中和转角处均发现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数具和动物骨骼，还有可能用于燎祭的红烧土坑。路西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亦上千平方米。这种以路为中轴线，大型建筑东西对峙的布局，是否与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的“左祖右社”有关或为其滥觞?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关禹州与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史书记载夏人在今河南禹 州地区活动甚多，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多有称为夏地者。《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帝王世纪》：“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水经·颖水注》：“颍水自褐东径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后汉书-郡国二·颖川郡》“阳翟县”下刘昭注补：“杜预曰有钧台陂，《帝王世纪》云：在县西。”《水经-颍水》：颍水“又东南过阳翟县北”。今河南禹州地区曾以翟鸟命名，翟鸟以其羽毛鲜艳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异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云：“夏禹国。”清人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云：“阳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国。’按：禹都本在郑栎……地多夏翟，故国号夏。”吴氏所说是正确的。可见禹州是夏禹、启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结合我们在禹州瓦店新发现的大型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城壕，以及该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联系到文献记载的夏初的阳翟、钧台均在禹州，表明瓦店遗址有可能即与夏禹、启居阳翟和启之钧台之享有关。
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新密古城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98-2000年数次发掘古城寨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该城址由城墙、护城壕、建筑基址和廊庑基址、灰坑、瓮棺、奠基坑等构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保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城墙被溱水冲毁。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有相对的城门缺口。北城墙长460米，高7～16.5米，宽(底)12～22米；南城墙长460米，高5～15米，宽(底)9.4～40米；东城墙长345米，高13.8～15米，宽(底)36～40米；西城墙复原长370米。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在城墙南、北两面发现有护城壕，护城壕宽34～90米，深4.5米不到底；西面利用溱水，东面有无名河作天然屏障，该城亦为用人工护城壕和天然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在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F1，为南北长方形夯筑高台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面积为383.4平方米，其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在F1上南北排列六排柱洞或磉墩，把建筑分隔成七间。在F1房基南、北、东三面还发现有廊柱磉墩19个。同时发现有廊庑基址F4，F4dk廊庑长约60米，宽4米，是由二三道墙基槽、门道、守门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的。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为城址中的宫殿建筑，F1为主殿，F4是廊庑——北庑和西庑。有学者研究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具有早期宫殿的基本要素，如体量庞大的主殿、拱卫主殿的廊庑、四合院雏形等，是夏商宫殿建筑最为直接的前身，在我国早期宫殿制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城寨原始宫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当地居民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说坐在这个殿堂里的人们，已经沐浴在文明的曙光中。
关于古城寨城址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古城寨城址当为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再从时空方面进行对比，古城寨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祝融之墟”。祝融之族的活动地域最早在豫中的嵩山地区，《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即嵩山。祝融本来是依附于高辛部落集团的，但在夏人战胜高辛氏之后，祝融之族转而又依附于夏人了。新密当地群众传说古城寨为“鬼修城”，当与“鬼方氏之妹”有关。可能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在对鬼部落的战争中，俘获大量的战俘，使他们沦为奴隶，强制他们修筑了古城寨城垣。古城寨城址是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其时代大体上与祝融之世相合，应为祝融之族的都城。此推测亦可备一说。
新密新砦遗址早在1979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其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考古学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在新砦大型聚落遗址中，发现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区的西南部，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有围壕与城墙，围壕的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30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围壕以北约200米处有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内壕。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为城墙的夯土。同时发现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穴式。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其东西长90米，南北宽14.5米，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大型建筑的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大型建筑三面被内壕所围，系新砦城址的内城。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是有计划统一施工而成的，这种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壕，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学者认为新砦城址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人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附近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境内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同期城址或遗址。依照遗迹和遗物的规格，它本身具备王都的特征，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就是夏 启黄台之居。
综合上述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资料，诸城址的相对年代可大体推定为：王城岗城址早于瓦店城址，古城寨城址晚于瓦店城址，但早于新砦城址。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王城岗小城址为公元前2200～前2130年至公元前2100-前2055年；王城岗大城址为公元前2130～前2075年至公元前1885～前1835年。瓦店城址约为公元前2105～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为公元前2018～前2017年至公元前1997年。新砦城址为公元前1870～前1720年。
通过对嵩山东南部颍河和洎水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夏代早期城址的变迁：在夏王朝诞生前后，位于颖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先为夏鲧之居，后又为禹都阳城之所在；随着夏王朝势力的发展，夏人沿颖河南下，禹、启又在禹州瓦店建立了阳翟城；不久，夏启为了经略北方的需要，又将都邑由颍河中游的阳翟迁到新密洎水边的新砦即黄台；直至启子太康为了控制嵩山西北的伊洛河流域，夏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北移，才将都邑由嵩山东南部的颍河、洎水流域，可能沿郑州、荥阳通道，经巩义花地嘴新砦期遗址西进，迁至嵩山西北部伊洛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斟寻，自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到夏王朝最后的帝桀，一直没有再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