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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5岁,作曲家叶小纲终于等到了一部他一直想做的歌剧。
作为文革后首批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作曲系学生,他与谭盾、瞿晓松、郭文景一起被称为78级“四大才子”,并拥有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但叶小纲明白,离自己想要的成功尚有距离。
10月,歌剧《咏·别》先后在上海大剧院与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它是一部有中国京剧的内胆,形式上却是西方化的歌剧。当4年前叶小纲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向他委约关于这部歌剧的创作时,只觉得“机不可失”。
电影导演姜文跟他说过,“要么就不干,要么就逮一口狠的。”他深以为然。
在交响乐、室内乐与影视音乐为自己拿到大小一堆奖项后,叶小纲逐渐把目标瞄准了歌剧,不仅因为这一综合性艺术是“皇冠上的明珠”,还因为“它在音乐行当里不算小众”,观众会多一些。他为自己设定的标准是,不做“出不去”的民族歌剧,也不做实验或是所谓“主旋律”歌剧,而是等着一部能表达“独立人格、艺术品质比较高、结构模式完全西方式的大歌剧”。
《咏·别》的作曲花了他大半年时间,这几乎达到他作曲时间的最长极值——他为国家大剧院开幕创作的《大剧院序曲》就用了两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演奏的《星光》只写了几个下午。
排练前一天,《咏·别》才最后写完,稿纸厚厚一大摞,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而在上海演完后,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叶小纲笑着说,“这句话有点狂,”带着一点骄傲。他语速偏快,隐隐透出他对“做点事”的急切与渴望。
“我就想做一部特别稳当的大戏”
一个热爱京剧的书生爱上了戏班的武生——《咏·别》里同时拥有吸引眼球的京剧和同性恋元素。叶小纲把一些京剧里的间奏音乐、尾句滑音、后缀音转化为自己的音乐语言,一批演员在台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作为有“洋范儿大歌剧”应该有的合唱、重唱,“这是中国歌剧目前技术上最难的一部戏。”他这么评价说。
“不能太实验,没人听懂就是自断生路。要比较好听,雅俗共赏,先把口碑打出来。” 叶小纲希望自己的第一部歌剧能是一个好的基础。
而他对作品的人文内涵还有更高的要求。编剧孙戈旋原来想做一个“纯美一些的同性恋故事”,而叶小纲最想表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
剧本改过好几稿,他还是觉得社会深度还不够,“对民国社会众生相的刻画也还可以再犀利一些”,于是他只好自己使劲,往里加词。剧情里,当书生因爱情理想破灭而自杀后,叶小刚发现“旁边的看客居然没有任何表示”,就给一个旁观者加了一句“好死不如赖活,”另一个接着唱:“人生还是不如戏。”
“这是很经典的中国的众生相,”他解释说,“也不一定很合适,但我们至少表达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见解。”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有些主旋律、实验歌剧向你发出邀请,为什么要拒绝?
叶小纲:我就想做一部特别稳当的大戏,这样会吸引很多很多机会和眼球。
拒绝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技术上的原因,我不想第一部歌剧就写英语的,肯定写不过英语是母语的人;我的旋律在小戏里用完了,大戏里就不能用了,有点像存款,旋律你得攒在那里,所以我憋了很久。
另外人的时间很宝贵很有限,我真不知道这个歌剧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写歌剧。实验歌剧钱很少,又特别小众,我劳心劳力地实验一下就完了,比较耽误精力。这都是很现实的。
还有个策略问题。如果国外有一部戏委约我做,是敏感题材,钱不是很多,又是英语的话,我不会去做,一做我就麻烦了。比较下来《咏·别》是比较能实现我的想法的。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把《咏·别》里一些描述男同性恋情感的东西删掉了,有意放了这个卖点,但又不做突出,你是怎么考虑的?
叶小纲:男男爱情肯定是有卖点的——两个女的争风吃醋,戏就小了,而男性的社会背景要宽一些。有人说这个戏到外国去,男同性恋表现得太含蓄了,人家看不明白,实话实说,我同意这个说法。
这方面情节我删了一些。个人观念上,我总希望那种精神上的层次更高一些。莫华伦(华裔男高音歌唱家)说他要是演(书生)的话会表演得更过分些,比如去摸对方的脸(笑),国外这样可能会更合适。我们在国外肯定还要做一个修改的版本。这也算是一个擦边球打法,第一稿审查还行,第二稿就没人管你了。(笑)
中国新闻周刊:《咏·别》其实针对国外观众的卖点更多?
叶小纲:我们要走出去,这也是当代文化人的任务。中国人不能永远是把杂技带出去,其实歌剧是外国人的祖宗发明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大家共鸣。而《咏·别》的京剧元素就是很巧妙的商业操作,如果我们还在艺术上做到代表中国文化,那不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好处吗?
“能够驾驭大歌剧的人不多”
1994年,叶小纲在赴美留学7年后决定回国。
那一年返乡的海外学子并不多,他总结自己选择回国的原因在于自己已精明地“往前看了10年”: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们也就是“少数民族”,一般的大学教授年薪十万、八万,比较平庸,想要轰轰烈烈,你想都不要想。
平淡的人生预景绝不会使叶小纲得到满足。出国前,他已经做过个人作品音乐会、获过奖,作品还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演出,小有名气。在同届的同学们中,叶小纲也许不如谭盾有名,但他在班上被称为“旋律大王”。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美国不需要我们中国人的旋律,这方面是我强项,我的才能不能被浪费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叶小纲满腔热情地回国,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还举办个人音乐会,做艺术活动的音乐总监、评委,创作范围从交响乐、室内乐到影视音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
快到50岁时,叶小纲忽然觉得已经走到了自己当年预设的“未来”。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中年的紧迫感扑面而来。他感慨道,“现在能写大歌剧的人不多……说使命感太过分了,其实就是一种焦灼感。”
叶小纲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安排到了60岁。他甚至设计好了自己最想做的歌剧《牡丹亭》的舞台细节:女主角从阴间到阳间时用四川变脸来表达,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皇帝居然是个小孩……“这种戏剧效果,不得了。”他想想都很兴奋。
中国新闻周刊:“理想主义”是《咏·别》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不是你回国时那股劲又上来了?
叶小纲:有点儿那意思。小时候我听到瓦格纳的歌剧唱片时,立刻觉得,那种音乐,我将来一定要做出来。现在我已经到了“将来”了,所以现在有些焦灼,就是急于建立自己的音乐王国,督促自己、逼迫自己玩命。我是很拼命的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什么样的?
叶小纲:我特别羡慕瓦格纳。国王完全痴迷于他的音乐,给他在山顶造了一个专门演他歌剧的歌剧院。我去过,就是去朝圣。我的理想就是歌剧的音乐能比较强,就跟我们看瓦格纳一样,永远是“台下比台上好”;另外还想自己写剧本。
我对自己歌剧的前景很有信心,手里已经攥着好几个歌剧题材。我特别想做的是《牡丹亭》,它符合世界对中国的想象了。诗意文采都没有问题。它有五十几折,可以一折不落、原封不动全唱一遍。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四个晚上,我演三个晚上;如果什么也不干了,写六年,到60岁把这戏写完,就算功德圆满了。我就想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原创歌剧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叶小纲:之前的歌剧不能说很差,只是成功率不高。可以说在音乐上能够驾驭大歌剧的作曲家不是很多。
至于导演不敢说,毕竟不是我的行当;不过中国专门的歌剧导演很少,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总的说来,现在有才能的作曲家、导演和制作人才都太少。
“不能人云亦云,这是独立人格的标志”
在美国生活7年之后,回国后叶小纲一直高调而活跃,这样的性格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里多少给他带来了困扰,在他来看来,中国的职业环境“就像打麻将,得盯着下家、看着上家、防着对家”。人事关系压了他十几年,他形容自己是“遍体鳞伤”。
1994年他刚回国,就举行了自己的个人音乐会,副总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都来了。会后,有人奏本到教育部,说他的音乐“争议”很大,他感到“马上态度不一样了”。
不过十几后再看这些际遇,他觉得也是人生经验的积累,“没有这些经历我也写不好曲子,要是一开始就当什么行政干部,我就没有这么多作品。”多年后,叶小纲还保有一种非常亢奋的动力,他不停写作品,越有名,也越招人嫉恨。“我做我的音乐挺好的。我55岁了,我还不拼艺术我还等什么。这话现在可以说了。”
“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叶小纲现在的创作目标,“我也不能一辈子就写指定题材,再过几十年,作品也没了。我的危机感在这儿,我(的作品)得出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在体制内,以前让你写的音乐也都是主旋律的,你会有妥协的时候吗?
叶小纲:肯定有。其实主旋律也没问题,美国电影都是主旋律,人家就写得好,问题是有时这里写得比较拙劣。我还是那句话,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主旋律,而是谁来做,用人是关键。我属于什么题材都难不倒的人。
我很少经历过失败。我比较保守,没把握的事情不做,我不拿中国的当代音乐当实验田,也玩不起失败。这辈子我觉得最不成功的作品是1986年写的一个抗日战争电影《望日莲》的音乐,没写好我一直觉得很内疚,其他电影音乐,没有一个导演不满意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不同题材的委约你都能完成得很好,这跟“独立人格”会有矛盾吗?
叶小纲:我觉得矛盾并不大。我是指交给你一个事情你必须得做好,如果不想做,或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是不负责任的。我做主旋律也很火,但我很踏实,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或是艺术上的坚持不懈,而且也得到了观众的夸奖,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这是独立人格的一部分。
如果我坚决不认同这个东西,也许我不会去做,妥协是有范围的。
十几年前我做过交响乐《春天的故事》,指定我拿同名歌曲做主题。当时我的社会知名度、各方面积累都不如现在,觉得有个活儿就不错了,我用这个机会给自己挣了一点名声、一些人脉,这是审时度势的问题。
但现在回头看,《春天的故事》我后来没演过,我想把名字改为《春天》,拿掉了原来歌曲里那段著名的旋律。我希望等我60岁做个人回顾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演,是我自己的“春天”,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但已不是主旋律了——让别人看我是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将来历史回顾我的时候,这段历史可以写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认为以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创作,是一个艺术家能留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吗?
叶小纲:首先不做宣传品,它和留史肯定是矛盾的。不能人云亦云。这是独立人格的标志。我在大学里职务是教师,这是工作性质;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人,我也有机会能够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体制内做行政职务,还要教导学生必须遵从学校的规矩,而自己的创作又要是独立的,如何协调这之间的矛盾?
叶小纲:我们国家的行政力量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更不要说是艺术了。我还比较欣慰地能看见独立艺术意识的觉醒,这在10年、20年前,想都不要想。
中国体制内的音乐家对党、国家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现在建国60年了,中国的当代音乐真要走向世界,还需要下很大功夫,包括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文革后首批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作曲系学生,他与谭盾、瞿晓松、郭文景一起被称为78级“四大才子”,并拥有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但叶小纲明白,离自己想要的成功尚有距离。
10月,歌剧《咏·别》先后在上海大剧院与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它是一部有中国京剧的内胆,形式上却是西方化的歌剧。当4年前叶小纲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向他委约关于这部歌剧的创作时,只觉得“机不可失”。
电影导演姜文跟他说过,“要么就不干,要么就逮一口狠的。”他深以为然。
在交响乐、室内乐与影视音乐为自己拿到大小一堆奖项后,叶小纲逐渐把目标瞄准了歌剧,不仅因为这一综合性艺术是“皇冠上的明珠”,还因为“它在音乐行当里不算小众”,观众会多一些。他为自己设定的标准是,不做“出不去”的民族歌剧,也不做实验或是所谓“主旋律”歌剧,而是等着一部能表达“独立人格、艺术品质比较高、结构模式完全西方式的大歌剧”。
《咏·别》的作曲花了他大半年时间,这几乎达到他作曲时间的最长极值——他为国家大剧院开幕创作的《大剧院序曲》就用了两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演奏的《星光》只写了几个下午。
排练前一天,《咏·别》才最后写完,稿纸厚厚一大摞,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而在上海演完后,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叶小纲笑着说,“这句话有点狂,”带着一点骄傲。他语速偏快,隐隐透出他对“做点事”的急切与渴望。
“我就想做一部特别稳当的大戏”
一个热爱京剧的书生爱上了戏班的武生——《咏·别》里同时拥有吸引眼球的京剧和同性恋元素。叶小纲把一些京剧里的间奏音乐、尾句滑音、后缀音转化为自己的音乐语言,一批演员在台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作为有“洋范儿大歌剧”应该有的合唱、重唱,“这是中国歌剧目前技术上最难的一部戏。”他这么评价说。
“不能太实验,没人听懂就是自断生路。要比较好听,雅俗共赏,先把口碑打出来。” 叶小纲希望自己的第一部歌剧能是一个好的基础。
而他对作品的人文内涵还有更高的要求。编剧孙戈旋原来想做一个“纯美一些的同性恋故事”,而叶小纲最想表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
剧本改过好几稿,他还是觉得社会深度还不够,“对民国社会众生相的刻画也还可以再犀利一些”,于是他只好自己使劲,往里加词。剧情里,当书生因爱情理想破灭而自杀后,叶小刚发现“旁边的看客居然没有任何表示”,就给一个旁观者加了一句“好死不如赖活,”另一个接着唱:“人生还是不如戏。”
“这是很经典的中国的众生相,”他解释说,“也不一定很合适,但我们至少表达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见解。”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有些主旋律、实验歌剧向你发出邀请,为什么要拒绝?
叶小纲:我就想做一部特别稳当的大戏,这样会吸引很多很多机会和眼球。
拒绝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技术上的原因,我不想第一部歌剧就写英语的,肯定写不过英语是母语的人;我的旋律在小戏里用完了,大戏里就不能用了,有点像存款,旋律你得攒在那里,所以我憋了很久。
另外人的时间很宝贵很有限,我真不知道这个歌剧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写歌剧。实验歌剧钱很少,又特别小众,我劳心劳力地实验一下就完了,比较耽误精力。这都是很现实的。
还有个策略问题。如果国外有一部戏委约我做,是敏感题材,钱不是很多,又是英语的话,我不会去做,一做我就麻烦了。比较下来《咏·别》是比较能实现我的想法的。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把《咏·别》里一些描述男同性恋情感的东西删掉了,有意放了这个卖点,但又不做突出,你是怎么考虑的?
叶小纲:男男爱情肯定是有卖点的——两个女的争风吃醋,戏就小了,而男性的社会背景要宽一些。有人说这个戏到外国去,男同性恋表现得太含蓄了,人家看不明白,实话实说,我同意这个说法。
这方面情节我删了一些。个人观念上,我总希望那种精神上的层次更高一些。莫华伦(华裔男高音歌唱家)说他要是演(书生)的话会表演得更过分些,比如去摸对方的脸(笑),国外这样可能会更合适。我们在国外肯定还要做一个修改的版本。这也算是一个擦边球打法,第一稿审查还行,第二稿就没人管你了。(笑)
中国新闻周刊:《咏·别》其实针对国外观众的卖点更多?
叶小纲:我们要走出去,这也是当代文化人的任务。中国人不能永远是把杂技带出去,其实歌剧是外国人的祖宗发明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大家共鸣。而《咏·别》的京剧元素就是很巧妙的商业操作,如果我们还在艺术上做到代表中国文化,那不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好处吗?
“能够驾驭大歌剧的人不多”
1994年,叶小纲在赴美留学7年后决定回国。
那一年返乡的海外学子并不多,他总结自己选择回国的原因在于自己已精明地“往前看了10年”: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们也就是“少数民族”,一般的大学教授年薪十万、八万,比较平庸,想要轰轰烈烈,你想都不要想。
平淡的人生预景绝不会使叶小纲得到满足。出国前,他已经做过个人作品音乐会、获过奖,作品还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演出,小有名气。在同届的同学们中,叶小纲也许不如谭盾有名,但他在班上被称为“旋律大王”。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美国不需要我们中国人的旋律,这方面是我强项,我的才能不能被浪费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叶小纲满腔热情地回国,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还举办个人音乐会,做艺术活动的音乐总监、评委,创作范围从交响乐、室内乐到影视音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
快到50岁时,叶小纲忽然觉得已经走到了自己当年预设的“未来”。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中年的紧迫感扑面而来。他感慨道,“现在能写大歌剧的人不多……说使命感太过分了,其实就是一种焦灼感。”
叶小纲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安排到了60岁。他甚至设计好了自己最想做的歌剧《牡丹亭》的舞台细节:女主角从阴间到阳间时用四川变脸来表达,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皇帝居然是个小孩……“这种戏剧效果,不得了。”他想想都很兴奋。
中国新闻周刊:“理想主义”是《咏·别》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不是你回国时那股劲又上来了?
叶小纲:有点儿那意思。小时候我听到瓦格纳的歌剧唱片时,立刻觉得,那种音乐,我将来一定要做出来。现在我已经到了“将来”了,所以现在有些焦灼,就是急于建立自己的音乐王国,督促自己、逼迫自己玩命。我是很拼命的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什么样的?
叶小纲:我特别羡慕瓦格纳。国王完全痴迷于他的音乐,给他在山顶造了一个专门演他歌剧的歌剧院。我去过,就是去朝圣。我的理想就是歌剧的音乐能比较强,就跟我们看瓦格纳一样,永远是“台下比台上好”;另外还想自己写剧本。
我对自己歌剧的前景很有信心,手里已经攥着好几个歌剧题材。我特别想做的是《牡丹亭》,它符合世界对中国的想象了。诗意文采都没有问题。它有五十几折,可以一折不落、原封不动全唱一遍。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四个晚上,我演三个晚上;如果什么也不干了,写六年,到60岁把这戏写完,就算功德圆满了。我就想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原创歌剧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叶小纲:之前的歌剧不能说很差,只是成功率不高。可以说在音乐上能够驾驭大歌剧的作曲家不是很多。
至于导演不敢说,毕竟不是我的行当;不过中国专门的歌剧导演很少,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总的说来,现在有才能的作曲家、导演和制作人才都太少。
“不能人云亦云,这是独立人格的标志”
在美国生活7年之后,回国后叶小纲一直高调而活跃,这样的性格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里多少给他带来了困扰,在他来看来,中国的职业环境“就像打麻将,得盯着下家、看着上家、防着对家”。人事关系压了他十几年,他形容自己是“遍体鳞伤”。
1994年他刚回国,就举行了自己的个人音乐会,副总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都来了。会后,有人奏本到教育部,说他的音乐“争议”很大,他感到“马上态度不一样了”。
不过十几后再看这些际遇,他觉得也是人生经验的积累,“没有这些经历我也写不好曲子,要是一开始就当什么行政干部,我就没有这么多作品。”多年后,叶小纲还保有一种非常亢奋的动力,他不停写作品,越有名,也越招人嫉恨。“我做我的音乐挺好的。我55岁了,我还不拼艺术我还等什么。这话现在可以说了。”
“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叶小纲现在的创作目标,“我也不能一辈子就写指定题材,再过几十年,作品也没了。我的危机感在这儿,我(的作品)得出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在体制内,以前让你写的音乐也都是主旋律的,你会有妥协的时候吗?
叶小纲:肯定有。其实主旋律也没问题,美国电影都是主旋律,人家就写得好,问题是有时这里写得比较拙劣。我还是那句话,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主旋律,而是谁来做,用人是关键。我属于什么题材都难不倒的人。
我很少经历过失败。我比较保守,没把握的事情不做,我不拿中国的当代音乐当实验田,也玩不起失败。这辈子我觉得最不成功的作品是1986年写的一个抗日战争电影《望日莲》的音乐,没写好我一直觉得很内疚,其他电影音乐,没有一个导演不满意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不同题材的委约你都能完成得很好,这跟“独立人格”会有矛盾吗?
叶小纲:我觉得矛盾并不大。我是指交给你一个事情你必须得做好,如果不想做,或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是不负责任的。我做主旋律也很火,但我很踏实,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或是艺术上的坚持不懈,而且也得到了观众的夸奖,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这是独立人格的一部分。
如果我坚决不认同这个东西,也许我不会去做,妥协是有范围的。
十几年前我做过交响乐《春天的故事》,指定我拿同名歌曲做主题。当时我的社会知名度、各方面积累都不如现在,觉得有个活儿就不错了,我用这个机会给自己挣了一点名声、一些人脉,这是审时度势的问题。
但现在回头看,《春天的故事》我后来没演过,我想把名字改为《春天》,拿掉了原来歌曲里那段著名的旋律。我希望等我60岁做个人回顾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演,是我自己的“春天”,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但已不是主旋律了——让别人看我是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将来历史回顾我的时候,这段历史可以写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认为以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创作,是一个艺术家能留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吗?
叶小纲:首先不做宣传品,它和留史肯定是矛盾的。不能人云亦云。这是独立人格的标志。我在大学里职务是教师,这是工作性质;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人,我也有机会能够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体制内做行政职务,还要教导学生必须遵从学校的规矩,而自己的创作又要是独立的,如何协调这之间的矛盾?
叶小纲:我们国家的行政力量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更不要说是艺术了。我还比较欣慰地能看见独立艺术意识的觉醒,这在10年、20年前,想都不要想。
中国体制内的音乐家对党、国家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现在建国60年了,中国的当代音乐真要走向世界,还需要下很大功夫,包括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