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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是波兰文艺理论家罗曼·英加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等著作中提出来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意识的创造结果，同时也有一种物理性质的实体基础，是一个复合的、多层次的客体。具体说来，文学的艺术作品有四个层次：语词声音层次，或者语音层次;意群层次或语义层次;由事态、句子的意向性关联物投射的客体层次，以及这些客体借以呈现于作品中的图式化外观层次。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审美对象，只是一种“意向性客体”，在不同层次之间充满了各种“不定点”和“空白”。读者对这些“不定点”和“空白”进行“填空”的过程，就是“具体化”。具体化是一种积极的阅读姿态和方式，消极的被动的阅读只能获得图式化的方面，“只有当读者积极地调动自己的想象以填补作品中的不定点和空白，才能使作品不完备的意向性关联物变成活生生的审美对象。”初中语文统编教材的不少文言文本，都是文质兼美的文学性作品。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不仅应该有以文言知识为主的“言语视野”，也要有以意蕴主旨为主的“文学视野”。这就需要师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透过文言词句的表层，把握整个文本的主旨以及艺术特色，能够发挥想象力，并且运用推理工具，把凝练的文字还原为丰富的意蕴，该过程如同将茗茶用水泡开，这样才能嗅到茶叶的缕缕清香。
一、互文性阅读与文本细节的“具体化”
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曾说：“文学作品描绘的每一个对象、人物、事件等等，都包含着许多不定点，特别是对人和事物的遭遇的描绘。一般说来作品中描绘的人生的生活都要持续一段完整的时间，但它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来，所以这些人物变化的特征就是不确定的。”其实，不仅是文学作品，其他作品例如历史作品也包含着很多“不定点”。因此，对于教材中的历史作品，也应该有“互文性阅读”的眼光。统编教材构建的“1 X”群文阅读模式，也是依据互文性阅读的原理。有论者指出：“互文关系机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历时的维度，文本与此前文本的互文融合，以及与此后文本的交汇重生;二是共时的维度，文本与当下的历史文化文本的相互参照。”也就是说，某一文本中的“不定点”可能在“后文本”或当下的历史化文本中得到了“填空”。
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的《孙权劝学》一文选自北宋的《资治通鉴》，但所记述的史实发生在三国时期，于是《资治通鉴》与《三国志》的关于该史实的片段就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孙权劝学》中的某些“不定點”在《三国志》中就会有照应的片段。教师就有必要将《三国志》中的相关文字，作为“资源支架”提供给学生，以便于理解《孙权劝学》中的“不定点”，从而使《孙权劝学》的内容与意蕴更为丰富。
例如《孙权劝学》中说：“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这句话极其简略。鲁肃因何而过寻阳，是路过此地还是专门拜访吕蒙？鲁肃与吕蒙究竟谈论哪些内容？这些在《资治通鉴》中都没有详细叙述。这就是文本的“不定点”，要对这些点进行“具体化”，那就要与《三国志》参照阅读。《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一是《孙权劝学》中说“及鲁肃过寻阳”，课后注释“过”为“经过”，意思是说鲁肃经过寻阳时，曾经和吕蒙有一段交谈。而《吕蒙传》说是“遂往诣蒙”，即专门前往拜访吕蒙。前往哪里呢？自然是寻阳。因为当时吕蒙“拜偏将军，领寻阳令”，即兼任寻阳县令。当时鲁肃已经替代周瑜掌兵，为何要专门拜访吕蒙呢？《吕蒙传》又记载了鲁肃轻视吕蒙这件事。正因为鲁肃曾经轻视过吕蒙，因此“与蒙论议”之后才会有“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惊叹之语。如果没有此前的铺垫，那么“刮目相待”中隐含的对比意味就没有着落了，也不会有“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的感叹了。二是《吕蒙传》详细记载了二人谈话的过程。二人先是喝酒，酒酣之际，是吕蒙挑起了话头，话语中含有规劝鲁肃之意，这并非吕蒙好胜，故意卖弄学问，而是他目光长远，深谋远虑。面对吕蒙的提问，鲁肃的表现是“造次”回应，一个“造次”照应了前文“肃意尚轻蒙”，即鲁肃内心轻视吕蒙，所以才会“随便回答”。吕蒙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鲁肃的态度，他继续强调荆州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对手的过人之处，并且“为肃画五策”，即鲁肃计划了五条对策。这进一步说明吕蒙胸有全局。至于究竟是哪五策？这又是文本新的“不定点”，还需要用史实佐证。三是补充说明了“蒙乃始就学”中“学”的具体内容。吕蒙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指导下，所读所思自然是史书、兵书。确切地说，孙权希望吕蒙阅读的是史书、兵书中的治国用兵之道。这一点在裴松之引西晋人虞溥所著的《江表传》中的一段文字得到了证明：“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不仅能够在孙权的指引下进行有目的的阅读，同时还能够结合当时的国家形势提出自己的战略性思考意见。
这三条内容，正是对《孙权劝学》中“不定点”的补充。这其实说明，对史实类文言文本，要利用“互文性解读”的原理进行多文本参照阅读。像教材中的《周亚夫军细柳》《唐雎不辱使命》等文本，也可以参照其他历史文本，对教材文本中的“不定点”进行“具体化”。
二、还原式解读与人物形象的“具体化”
孙绍振教授说：“我们的‘还原’，则是为了揭示原生状况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以便进入分析程序。从文学文本解读学来说，意象、意脉和意境，都是在感情的冲击下对事物的感受，‘形质俱变’是相当普遍的规律。”对于艺术形象的分析，需要还原到形象的原生情境与状况中进行把握。这种“还原”实质上也是对艺术形象进行“具体化”，从而让真实丰满的艺术形象“浮出水面”。 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狼》中的屠户形象，将其神化为智慧与勇气的象征，固然不妥，但只关注到屠户身上的“凡人特征”，自然也有偏差。对该人物形象的把握，就需要进行还原式解读，对文本中的短语与词句进行“具体化”，从间接凝练的句子中读出更为丰富的意蕴来。例如教师请学生概括第二段的内容，学生的答案是“惧狼”，直接来源于“屠惧，投以骨”这句话。但是“屠惧”是一个很抽象的概括，屠户“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没有经过一个转变的过程？“惧”和“窘”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过程？原文中并没有用直接揭示屠户心理变化的句子，我们就应该对文本的动词进行解读，通过想象补充相关内容。首先，“屠惧”既是“途中两狼，缀行甚远”的结果，又是“投以骨”的原因。“投以骨”包含的信息较少，似乎就是一个动作。其实，这个短语也存在着很多“不定点”：屠户是如何投的？是恐惧之下乱投一气，抑或是一根一根地投？通过“复投之”，可以推测屠户既不是乱投一气，也不是将全部骨头投出去，而是先投了一根，其目的就在于挑起两狼的内斗。这说明屠户虽然恐惧，但头脑冷静。当这一计策失效之后，屠户的恐惧程度自然比之前加深了。此时的他，之所以没有使用刀，而是希望能够用并不贵重的骨头来换取自身的平安，这其实也是其智慧的体现。因为使用刀，就意味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屠户并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只有在“顾野有麦场”的时候，他才“奔倚其下，弛担持刀”，动作有条不紊。如果是“弛担持刀，奔倚其下”，那只能说明屠户方寸大乱以至于捉襟见肘了。当他发现前狼“目似暝，意暇甚”时，他的动作是“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先给狼以致命一击，然后再数刀砍死，而不是乱劈一通。这些细节，都意味着屠户虽然处于“恐惧”“窘”的状态中，但依然能够凭借勇气与智慧战胜敌人。有论者认为：“蒲松龄将文言的简约美发挥到极致，在文中留白，发挥志怪小说轻巧的特点，在极端情境中描写恐惧感，并使之贯穿始终，不仅表现在字面上，还有意无意地掩藏在文字的缝隙里。”论者抓住了文本“留白”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填空”，眼光独到。认为“在极端情境中描写恐惧感，并使之贯穿始终”这一判断虽然准确，但不全面，因为忽视了屠户身上的清醒、理智与勇气。
笔者认为，屠户既带有常人的性格心理特征，同时又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勇气。这样的“圆形人物”的性格品质是在对文本“不定点”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解读出来的，也是在对故事情境的还原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像教材中的《卖油翁》《河中石兽》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可以通过还原的方法进行重新解读。
三、思辨性阅读与文本意蕴的“具体化”
对于教材中带有文学性、审美性的文言散文的解读而言，不仅要用还原的方法，将艺术形象还原到真实的故事情境中，更要关注文学“高于”生活之处，这就需要对艺术作品进行思辨性阅读，在“具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具体化”，遵循“艺术的辩证法”，挖掘文学类文本更为丰富的意蕴与内涵。
“真实”与“虚构”的辩证法在《桃花源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具体说来就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首先，既然作者是在虚构一个世外桃源，为什么开头写“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样的真实年份与地点？“晋太元中”，这是故事的时间节点，太元，指的是376年-396年，是东晋皇帝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二个年号，共计21年。而陶渊明则是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也就是说，这个年代恰恰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武陵，指的是湖南常德一带，这是故事的空间节点。而所谓的“桃花源”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只是桃花岸下溪水的源头，这或许是武陵渔人取的名字，或许只是作者的虚构性称呼。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桃花源”，是因为路上有桃花，而且非常漂亮。也就是说，在文本的第一段，作者在极力营造一个真实的所在：时间是真实的，地点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景物也是真实的。这也正是一种“虚则实之”的手法，这些内容越是真实，越是能与后文的虚构建立一种“张力”。这一点也是古典诗文的常用手法，就像“此时无声胜有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作者的情感逻辑。
其次，文中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不是桃花源不存在的证据？原人教版注解为：“男男女女穿的衣服，都和桃花源以外的人一样，衣裳无差别。”并进一步认为“这是桃花源不存在的证据之一”。也有的人认为是“方外之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写：“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意思是说：祭祀还是先秦的礼法，衣服没有新的款式，还是秦时的样子。逯钦立注释“新制”说：“晋宋地主贵族多更改衣装，以奇装异服著称。”意思是说，桃花源的人并没有穿着“奇装异服”。王维在《桃源行》一诗中说：“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进一步说明桃花源里的人穿的还是秦时的服装。龚斌先生在《陶渊明集校笺》中说得更为清楚：“‘男女衣着’二句多释为‘男女衣服，都和外边的人一样’，实不妥。桃源中人虽避秦时乱已历五百余年，然‘俎豆沿古法，衣裳无新制’。衣著与五百年前不异。桃源外的世人，服饰早已数变，尤其是晋代士大夫，更喜奇装异服，故桃源中人衣著，不可能与五百年后晋人衣著之‘新制’悉同。诗云‘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则此二句中之‘外人’，应作方外或尘外解。”对于这些观点，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一是晋代士大夫喜欢奇装异服，并不代表当时的普通民众也喜欢奇装异服，更不能印证桃花源人服饰的特点。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当用服饰变迁来证明桃花源不存在时，我们早已脱离了这篇散文的审美性、虚构性的文体特点。这不是一则史料笔记，更不是寫实散文，而是用虚实相间的笔法塑造理想世界、抒发内心情感的优美散文，或者说更像是虚构性的文言小说。对于这类虚构性文章，用考据之类的方法解读是不妥的。因此，此处的“外人”与文中其他两处的“外人”一样，都是指桃花源以外的人。作者强调的重点是，桃花源的人虽然服饰和外人一样，但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精神状态都大不相同。桃花源里的人，不是类似于神仙的“方外之人”，而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所追求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足而单纯的生活，并非“神仙生活”，而是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生活”。当这种“正常生活”成为理想之后，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性锋芒便显示出来了。
对于这些句子的解读，正是文本意蕴从表面到深层、从一元到多元的不断深入、扩展的过程。当然，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具体化”，都需要对因文字简约而产生的“空白”“不定点”进行“补白”和“填空”。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言文本的解读才会更为透彻。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一、互文性阅读与文本细节的“具体化”
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曾说：“文学作品描绘的每一个对象、人物、事件等等，都包含着许多不定点，特别是对人和事物的遭遇的描绘。一般说来作品中描绘的人生的生活都要持续一段完整的时间，但它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来，所以这些人物变化的特征就是不确定的。”其实，不仅是文学作品，其他作品例如历史作品也包含着很多“不定点”。因此，对于教材中的历史作品，也应该有“互文性阅读”的眼光。统编教材构建的“1 X”群文阅读模式，也是依据互文性阅读的原理。有论者指出：“互文关系机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历时的维度，文本与此前文本的互文融合，以及与此后文本的交汇重生;二是共时的维度，文本与当下的历史文化文本的相互参照。”也就是说，某一文本中的“不定点”可能在“后文本”或当下的历史化文本中得到了“填空”。
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的《孙权劝学》一文选自北宋的《资治通鉴》，但所记述的史实发生在三国时期，于是《资治通鉴》与《三国志》的关于该史实的片段就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孙权劝学》中的某些“不定點”在《三国志》中就会有照应的片段。教师就有必要将《三国志》中的相关文字，作为“资源支架”提供给学生，以便于理解《孙权劝学》中的“不定点”，从而使《孙权劝学》的内容与意蕴更为丰富。
例如《孙权劝学》中说：“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这句话极其简略。鲁肃因何而过寻阳，是路过此地还是专门拜访吕蒙？鲁肃与吕蒙究竟谈论哪些内容？这些在《资治通鉴》中都没有详细叙述。这就是文本的“不定点”，要对这些点进行“具体化”，那就要与《三国志》参照阅读。《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一是《孙权劝学》中说“及鲁肃过寻阳”，课后注释“过”为“经过”，意思是说鲁肃经过寻阳时，曾经和吕蒙有一段交谈。而《吕蒙传》说是“遂往诣蒙”，即专门前往拜访吕蒙。前往哪里呢？自然是寻阳。因为当时吕蒙“拜偏将军，领寻阳令”，即兼任寻阳县令。当时鲁肃已经替代周瑜掌兵，为何要专门拜访吕蒙呢？《吕蒙传》又记载了鲁肃轻视吕蒙这件事。正因为鲁肃曾经轻视过吕蒙，因此“与蒙论议”之后才会有“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惊叹之语。如果没有此前的铺垫，那么“刮目相待”中隐含的对比意味就没有着落了，也不会有“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的感叹了。二是《吕蒙传》详细记载了二人谈话的过程。二人先是喝酒，酒酣之际，是吕蒙挑起了话头，话语中含有规劝鲁肃之意，这并非吕蒙好胜，故意卖弄学问，而是他目光长远，深谋远虑。面对吕蒙的提问，鲁肃的表现是“造次”回应，一个“造次”照应了前文“肃意尚轻蒙”，即鲁肃内心轻视吕蒙，所以才会“随便回答”。吕蒙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鲁肃的态度，他继续强调荆州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对手的过人之处，并且“为肃画五策”，即鲁肃计划了五条对策。这进一步说明吕蒙胸有全局。至于究竟是哪五策？这又是文本新的“不定点”，还需要用史实佐证。三是补充说明了“蒙乃始就学”中“学”的具体内容。吕蒙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指导下，所读所思自然是史书、兵书。确切地说，孙权希望吕蒙阅读的是史书、兵书中的治国用兵之道。这一点在裴松之引西晋人虞溥所著的《江表传》中的一段文字得到了证明：“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不仅能够在孙权的指引下进行有目的的阅读，同时还能够结合当时的国家形势提出自己的战略性思考意见。
这三条内容，正是对《孙权劝学》中“不定点”的补充。这其实说明，对史实类文言文本，要利用“互文性解读”的原理进行多文本参照阅读。像教材中的《周亚夫军细柳》《唐雎不辱使命》等文本，也可以参照其他历史文本，对教材文本中的“不定点”进行“具体化”。
二、还原式解读与人物形象的“具体化”
孙绍振教授说：“我们的‘还原’，则是为了揭示原生状况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以便进入分析程序。从文学文本解读学来说，意象、意脉和意境，都是在感情的冲击下对事物的感受，‘形质俱变’是相当普遍的规律。”对于艺术形象的分析，需要还原到形象的原生情境与状况中进行把握。这种“还原”实质上也是对艺术形象进行“具体化”，从而让真实丰满的艺术形象“浮出水面”。 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狼》中的屠户形象，将其神化为智慧与勇气的象征，固然不妥，但只关注到屠户身上的“凡人特征”，自然也有偏差。对该人物形象的把握，就需要进行还原式解读，对文本中的短语与词句进行“具体化”，从间接凝练的句子中读出更为丰富的意蕴来。例如教师请学生概括第二段的内容，学生的答案是“惧狼”，直接来源于“屠惧，投以骨”这句话。但是“屠惧”是一个很抽象的概括，屠户“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没有经过一个转变的过程？“惧”和“窘”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过程？原文中并没有用直接揭示屠户心理变化的句子，我们就应该对文本的动词进行解读，通过想象补充相关内容。首先，“屠惧”既是“途中两狼，缀行甚远”的结果，又是“投以骨”的原因。“投以骨”包含的信息较少，似乎就是一个动作。其实，这个短语也存在着很多“不定点”：屠户是如何投的？是恐惧之下乱投一气，抑或是一根一根地投？通过“复投之”，可以推测屠户既不是乱投一气，也不是将全部骨头投出去，而是先投了一根，其目的就在于挑起两狼的内斗。这说明屠户虽然恐惧，但头脑冷静。当这一计策失效之后，屠户的恐惧程度自然比之前加深了。此时的他，之所以没有使用刀，而是希望能够用并不贵重的骨头来换取自身的平安，这其实也是其智慧的体现。因为使用刀，就意味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屠户并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只有在“顾野有麦场”的时候，他才“奔倚其下，弛担持刀”，动作有条不紊。如果是“弛担持刀，奔倚其下”，那只能说明屠户方寸大乱以至于捉襟见肘了。当他发现前狼“目似暝，意暇甚”时，他的动作是“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先给狼以致命一击，然后再数刀砍死，而不是乱劈一通。这些细节，都意味着屠户虽然处于“恐惧”“窘”的状态中，但依然能够凭借勇气与智慧战胜敌人。有论者认为：“蒲松龄将文言的简约美发挥到极致，在文中留白，发挥志怪小说轻巧的特点，在极端情境中描写恐惧感，并使之贯穿始终，不仅表现在字面上，还有意无意地掩藏在文字的缝隙里。”论者抓住了文本“留白”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填空”，眼光独到。认为“在极端情境中描写恐惧感，并使之贯穿始终”这一判断虽然准确，但不全面，因为忽视了屠户身上的清醒、理智与勇气。
笔者认为，屠户既带有常人的性格心理特征，同时又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勇气。这样的“圆形人物”的性格品质是在对文本“不定点”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解读出来的，也是在对故事情境的还原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像教材中的《卖油翁》《河中石兽》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可以通过还原的方法进行重新解读。
三、思辨性阅读与文本意蕴的“具体化”
对于教材中带有文学性、审美性的文言散文的解读而言，不仅要用还原的方法，将艺术形象还原到真实的故事情境中，更要关注文学“高于”生活之处，这就需要对艺术作品进行思辨性阅读，在“具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具体化”，遵循“艺术的辩证法”，挖掘文学类文本更为丰富的意蕴与内涵。
“真实”与“虚构”的辩证法在《桃花源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具体说来就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首先，既然作者是在虚构一个世外桃源，为什么开头写“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样的真实年份与地点？“晋太元中”，这是故事的时间节点，太元，指的是376年-396年，是东晋皇帝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二个年号，共计21年。而陶渊明则是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也就是说，这个年代恰恰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武陵，指的是湖南常德一带，这是故事的空间节点。而所谓的“桃花源”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只是桃花岸下溪水的源头，这或许是武陵渔人取的名字，或许只是作者的虚构性称呼。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桃花源”，是因为路上有桃花，而且非常漂亮。也就是说，在文本的第一段，作者在极力营造一个真实的所在：时间是真实的，地点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景物也是真实的。这也正是一种“虚则实之”的手法，这些内容越是真实，越是能与后文的虚构建立一种“张力”。这一点也是古典诗文的常用手法，就像“此时无声胜有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作者的情感逻辑。
其次，文中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不是桃花源不存在的证据？原人教版注解为：“男男女女穿的衣服，都和桃花源以外的人一样，衣裳无差别。”并进一步认为“这是桃花源不存在的证据之一”。也有的人认为是“方外之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写：“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意思是说：祭祀还是先秦的礼法，衣服没有新的款式，还是秦时的样子。逯钦立注释“新制”说：“晋宋地主贵族多更改衣装，以奇装异服著称。”意思是说，桃花源的人并没有穿着“奇装异服”。王维在《桃源行》一诗中说：“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进一步说明桃花源里的人穿的还是秦时的服装。龚斌先生在《陶渊明集校笺》中说得更为清楚：“‘男女衣着’二句多释为‘男女衣服，都和外边的人一样’，实不妥。桃源中人虽避秦时乱已历五百余年，然‘俎豆沿古法，衣裳无新制’。衣著与五百年前不异。桃源外的世人，服饰早已数变，尤其是晋代士大夫，更喜奇装异服，故桃源中人衣著，不可能与五百年后晋人衣著之‘新制’悉同。诗云‘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则此二句中之‘外人’，应作方外或尘外解。”对于这些观点，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一是晋代士大夫喜欢奇装异服，并不代表当时的普通民众也喜欢奇装异服，更不能印证桃花源人服饰的特点。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当用服饰变迁来证明桃花源不存在时，我们早已脱离了这篇散文的审美性、虚构性的文体特点。这不是一则史料笔记，更不是寫实散文，而是用虚实相间的笔法塑造理想世界、抒发内心情感的优美散文，或者说更像是虚构性的文言小说。对于这类虚构性文章，用考据之类的方法解读是不妥的。因此，此处的“外人”与文中其他两处的“外人”一样，都是指桃花源以外的人。作者强调的重点是，桃花源的人虽然服饰和外人一样，但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精神状态都大不相同。桃花源里的人，不是类似于神仙的“方外之人”，而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所追求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足而单纯的生活，并非“神仙生活”，而是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生活”。当这种“正常生活”成为理想之后，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性锋芒便显示出来了。
对于这些句子的解读，正是文本意蕴从表面到深层、从一元到多元的不断深入、扩展的过程。当然，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具体化”，都需要对因文字简约而产生的“空白”“不定点”进行“补白”和“填空”。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言文本的解读才会更为透彻。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