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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史，我们常常要为那些“细节决定一切”的现象而感怀不已。试想若不是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徐志摩写了那封信，孙伏园因一首打油诗、一个按捺不住的“响亮的耳光”而愤然辞职，也许就不会有格律诗派的形成、语丝文体的诞生；若不是在上海的巴金收到家里报告大哥自杀的电报，巴金从靳以的衣橱抽屉里偶然翻出一沓手稿，也许就不会有《家》的写作、《雷雨》的发表。也许可以把当年张燕玲、白烨、王干、谢泳那一次夏日里的“美学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