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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位作家。《变形记》是其代表作，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虚妄的世界，通过荒诞的表现形式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从主角格里高尔与周围的人、与生活的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关系的变化，用外化的主观感受进一步表现“异化”的主题，加深了人们对于在这个整体异化的社会中个人反抗的苍白无力，最终仍会被吞噬的悲剧命运的认识。
关键词： 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死亡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构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真与非真的界线模糊，想象中，不可能成为可能，男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人，却于某一天成了虫，但这并不可悲，相反，他可以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长久以来的压抑，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家人爱他、愿意承担一切。实际上，这并没有实现，格里高尔最后悲惨的死去，卡夫卡借用这个虚构的世界来映射人类的现实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人类正在走向灭亡的现状。
卡夫卡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预言家，正是由于他善于从自身的遭遇看待一类人，并从中找寻出某种人类共有的特质，《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正为某一类人的典型。
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背叛
作者卡夫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的怯懦、内向、敏感，可他粗暴、严厉的父亲却又想将他培养成一个刚毅坚强的男子汉，但事与愿违，强烈的自卑感使得他变得愈发的怯懦，并对周围环境产生恐惧感，对周围的人也失去信心，他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投影在了格里高尔的身上，借助他异化前后与周围的关系的变化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
在《变形记》中出场的人物并不多，格里高尔、葛雷特、萨姆沙夫妇、秘书主任、两个女仆、老妈子、三个房客、肉铺伙计，除了最后一个之外，其他几人和格里高尔的关系其实耐人寻味。家人——陌生人，由家庭到社会，不同的人展示着他们对格里高尔相同的冷漠。作品中重要的不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隐藏的人际关系的异化。
这些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际关系。葛雷特、萨姆沙夫妇：亲人、家庭；秘书主任、两个女仆：相识之人，与社会联系的人；老妈子、三个房客：陌生人，不知情的社会。
（一）陌生人
那三个房客和老妈子是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才进入他们这个家庭的，他们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这就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创造了一个借口。当房客看到格里高尔的第一眼时，就大声的向萨姆沙一家宣布“‘考虑到这个寓所和家庭里存在着这种令人厌恶的状况’——说到这里他往地板上狠狠啐了一口——‘我立刻解除我的房间的租约。’”他将格里高尔看成是十足的异类，肮脏的无法接受。而老妈子，她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对甲虫说两句话，可是当她知道甲虫（格里高尔）死去并被其他人厌恶的时候，她就忙不迭的将他的尸体处理了“老妈子回答说，笑眯眯地简直话都说不连贯了，‘是这么回事，隔壁那玩意儿该怎么弄走，你们就不必操心了。事情已经办妥了。’”，这简直就是邀功的语气，甚至期望能得到点消费，冷漠，以对待垃圾的方式看待甲虫。
其实，卡夫卡会如此的创作这么几个陌生人也是有其原因的，他是身处德国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社会都普遍存在着仇视犹太人的心理，有些人，比如说是孩子，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其他人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异类，是应该被孤立的的，如此，卡夫卡就如同格里高尔一般，被当成异类，是下贱的人种，甚至无法接受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所以犹太人总是居住在犹太区，这样的心理创伤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
（二）相识之人
卡夫卡利用这些人与格里高尔的关系批判了人际关系冷漠，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利益，还有种种弊端，环境日益恶化，拜金主义盛行，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习惯了将工作当成生活，人与人即使是每天面对面，也无法相识，做到了真正的相见不相识。
在格里高尔没有工作的第一天，秘书主任就寻到了家里，在格里高尔工作的这么几年间他从未请过假，但当秘书主任来的第一时间，秘书主任想的并不是他有没有生病，而是来催他上班，用经济威胁他，在知晓他的状况时，吓得夺路而逃。他家的两个女仆知道后，一个立马辞职，并且将主人的答应当成是一种莫大的恩典，另一人即使是留下来，也要求一直呆在厨房并准许自己上锁。这些人，与格里高尔不再是陌生人的关系了，他们都应与他相处很久，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情感，在秘书主任看来，格里高尔就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至于这个机器的好坏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坏了就换一个；在佣人眼中，格里高尔就是他们的金主，是他们利益的来源，当金主出事，她们就可以毫无愧疚的抛弃他。
卡夫卡早就认识到了这样的人情冷暖，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一切都是速食品，感情同样如此，卡入卡就如同预言家，早早的了解了这样的人际关系。
（三）亲人
其实不仅仅是在社会关系中，连家庭关系也不再是靠亲情、血缘来联系，金钱关系早已渗透，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1]可谓，一针见血。当父亲遭遇破产，格里高尔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家庭的支柱，每月拿回工资供养全家之时，他是萨姆沙家里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而当他变成了甲虫，失去供养家庭的能力，并且被确定无法恢复之后，家人愈发的冷漠，被关在房间，身为人的尊严被剥夺，最后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卡夫卡借助《变形记》异化的主题，揭开了家庭温情的虚伪面纱，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坦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萨姆沙家庭享受着格里高尔的经济支持，但和他的感情却仅停留在经济的层面，所以母亲害怕走进格里高尔的那个房间，“她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意识到她看到的是格里高尔，便扯开轻微沙哑的嗓门喊道：‘啊，天哪，啊，天哪！’随即便好像完全绝望似得张开双臂，一头栽倒在长沙发上，不动弹了。”在看到儿子的第一眼竟然因为震惊而晕了过去。萨姆沙先生也可以不顾一切的将苹果丢向格里高尔，正是这只父亲丢的苹果，最终使得格里高尔走向了死亡。那位格里高尔最疼爱的妹妹葛雷特，却正是第一个选择放弃哥哥的人，“我不愿意当着这头怪物的面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来，所以只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了嘛，我认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当格里高尔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泰然接受不觉感激，而当需要他们来照顾格里高尔时，他们却计较着得失，他们放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格里高尔失去了可以压榨的价值，反而成了累赘，全家人最后的解脱幸福是建立在格里高尔的生命上的，是格里高尔的悲剧成全了他们。 这样的家庭关系并非无迹可寻，不仅在于社会因素，更为深刻的是卡夫卡自身长期处着的家庭。父亲脾气暴躁，专横跋扈，总是对卡夫卡施以家庭暴力，给他的童年带来了阴影，家庭没有给卡夫卡带来任何的抚慰和鼓励，受到家庭狭小空间的碾压，使得卡夫卡对于家庭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这在平时可能只是隐性思绪，可在面临某种选择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格里高尔遭受不幸后，所面临的就是家人的抛弃、背叛。
格里高尔最令人心酸不是在变成甲虫后的遭遇，而是早在一开始，一切就已经发生，当格里高尔从门缝中听到他之前上交的工资还有大半被保存下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家人还能依靠这些钱过一段生活，但正是这样的想法，才愈加显得他的悲剧之悲，他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他的悲剧早在他不知情时就已开始。
二、荒诞的真实，异化的悲哀
作者长期生活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之下，性格的怯懦，作为犹太人，说着德语，却还受到德国排犹主义的迫害，孤单、痛苦，这样的极端的孤独感与和世界的冷漠感使得他不断地试图逃离，但现实却又逃无可逃，于是将这一思想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格里高尔的异化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借异化的主题表现自己对世间的不满。
格里高尔的异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必然，他忍受着社会给予的压力，苦苦挣扎，而家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格里高尔是一名推销员，这与卡夫卡银行职员的身份有某种相似，在故事的一开始，“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而真实，格里高尔平静的接受了这一现象，仿佛本该如此，这种特意冷淡的处理正是独特地卡夫卡式叙事，反引发深刻思考，随后就是格里高尔的自我适应，从翻身到可以爬到墙壁屋顶，即使被关在储藏室里，也可将此当成一种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格里高尔不断的产生自我怀疑，“那么他是一种动物吗”，但在他人眼中，他已经完成了由“他”到“它”的进化。“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2]，这种本该荒诞的场景，在作品中却产生了“本该如此”的命定。《变形记》中荒诞的是人的异化，荒诞的是人异化后反应，真实的是每一个细节，真实的是即将成真的可能。
“人变成大甲虫只是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是以象征式的表现追求真实中的荒诞、荒诞中的真实”，西方社会的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人类精神世界异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着的是精神世界的空虚。萨姆沙一家由破产逐渐走向小康，靠的是格里高尔的奔波，“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刻，这样美好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的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在最初面临灾祸的时候，一家人紧紧团结，可是在生活逐渐富裕的时候，家人反而疏远了，家庭不再是精神的休憩园。社会压力增大，家庭负担繁重，精神世界却逐渐荒芜。
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悲哀，不仅仅在于格里高尔，卡夫卡看到的是西方文明世界里每个人的缩影，西方社会生活影响了卡夫卡，这一思想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同样，他也用自己反映着这个只剩下物质的社会，卡夫卡试图寻找出路，最终，格里高尔就在这样的悲剧下孤独的走向死亡，这或许也会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三、苍白的个人反抗，无法抗拒的社会
作品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在整个社会层面，个人的努力是如此的微乎其微。
在叙述中，处处可见格里高尔的挣扎，“已经七点了”、“我必须起床”、“都快六点三刻了”、“下一班车七点钟开”，时间在这一段中频繁的出现，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抗这一现状，但他失败了。他不断地尝试发出人的声音，不惜弄伤自己打开房门，但门外人的反应再度给了他重重一击。在妹妹和母亲想要搬走他房间的物品时，他紧紧的护着最后一幅画，实际也是他在紧紧护着自己的人性，维护着自己最为人的尊严，而母亲的晕倒，父亲不问青红皂白的暴怒，这不是一个误会，而是人与人时间隔膜的明示，他的反抗在家人看来是令人恐惧的，他的努力在他人看来都是可笑的。最后，格里高尔冒着危险爬出房间欣赏音乐时，他已经被变成了异类，这是他最后的努力，“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是一只动物吗”，这不再是格里高尔的自问，而是对所有人的责问。妹妹称呼他都是“它”，“可是这怎么会是格力格尔呢？”、“任何这样一只动物是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无法理解他，格里高尔不断地用自己的行为向周围的环境做出积极的回应，却只是徒劳。
卡夫卡的异化主题，究竟表现的是谁？是格里高尔的躯壳？是周围所有人的内心？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但他仍有着人的思维，仍会欣赏音乐，但他人的习性也渐渐消失，他喜欢吃腐烂的食物，他喜欢在墙上到处爬，他又变成了昆虫。他的亲人，明明有着人的身躯，却失去了人性的柔软，他们计较的不是亲情，是利益，从最初的照顾，到忽视，到希望他死去，他们的心同样在异化。
在格里高尔心中，自己是不可或缺的，父亲老了，母亲身体虚弱，妹妹年幼，一旦他倒下，家就垮了，实际上，即使没有他，生活依然继续，父亲成为银行职员，母亲替人缝纫，即使是妹妹，也可以帮忙做家务，为人拉小提琴，这个时候，格里高尔就应该知道，他已经完完整整的被这个家庭抛弃，他们不需要他。
二十世纪，科技的发展，人失去了人的自由，主体性日益丧生，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成经济利益关系，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是如此。“社会生活中主体的危机把人逼向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存在，并把这种单一的、孤立的自我作为主体来加以依托。但是这种孤立的单一自我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因为这单一的、孤立的自我也并没有真正的根基。这便是整个存在主义哲学面临的人的状况：人的荒诞”[3]，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塑造了这么一个社会，异化的格里高尔在挣扎中逐渐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卷.
[2]阿尔贝·加缪.西绪福斯神话[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1（第一版）.
[3]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376.
关键词： 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死亡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构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真与非真的界线模糊，想象中，不可能成为可能，男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人，却于某一天成了虫，但这并不可悲，相反，他可以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长久以来的压抑，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家人爱他、愿意承担一切。实际上，这并没有实现，格里高尔最后悲惨的死去，卡夫卡借用这个虚构的世界来映射人类的现实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人类正在走向灭亡的现状。
卡夫卡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预言家，正是由于他善于从自身的遭遇看待一类人，并从中找寻出某种人类共有的特质，《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正为某一类人的典型。
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背叛
作者卡夫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的怯懦、内向、敏感，可他粗暴、严厉的父亲却又想将他培养成一个刚毅坚强的男子汉，但事与愿违，强烈的自卑感使得他变得愈发的怯懦，并对周围环境产生恐惧感，对周围的人也失去信心，他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投影在了格里高尔的身上，借助他异化前后与周围的关系的变化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
在《变形记》中出场的人物并不多，格里高尔、葛雷特、萨姆沙夫妇、秘书主任、两个女仆、老妈子、三个房客、肉铺伙计，除了最后一个之外，其他几人和格里高尔的关系其实耐人寻味。家人——陌生人，由家庭到社会，不同的人展示着他们对格里高尔相同的冷漠。作品中重要的不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隐藏的人际关系的异化。
这些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际关系。葛雷特、萨姆沙夫妇：亲人、家庭；秘书主任、两个女仆：相识之人，与社会联系的人；老妈子、三个房客：陌生人，不知情的社会。
（一）陌生人
那三个房客和老妈子是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才进入他们这个家庭的，他们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这就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创造了一个借口。当房客看到格里高尔的第一眼时，就大声的向萨姆沙一家宣布“‘考虑到这个寓所和家庭里存在着这种令人厌恶的状况’——说到这里他往地板上狠狠啐了一口——‘我立刻解除我的房间的租约。’”他将格里高尔看成是十足的异类，肮脏的无法接受。而老妈子，她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对甲虫说两句话，可是当她知道甲虫（格里高尔）死去并被其他人厌恶的时候，她就忙不迭的将他的尸体处理了“老妈子回答说，笑眯眯地简直话都说不连贯了，‘是这么回事，隔壁那玩意儿该怎么弄走，你们就不必操心了。事情已经办妥了。’”，这简直就是邀功的语气，甚至期望能得到点消费，冷漠，以对待垃圾的方式看待甲虫。
其实，卡夫卡会如此的创作这么几个陌生人也是有其原因的，他是身处德国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社会都普遍存在着仇视犹太人的心理，有些人，比如说是孩子，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其他人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异类，是应该被孤立的的，如此，卡夫卡就如同格里高尔一般，被当成异类，是下贱的人种，甚至无法接受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所以犹太人总是居住在犹太区，这样的心理创伤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
（二）相识之人
卡夫卡利用这些人与格里高尔的关系批判了人际关系冷漠，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利益，还有种种弊端，环境日益恶化，拜金主义盛行，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习惯了将工作当成生活，人与人即使是每天面对面，也无法相识，做到了真正的相见不相识。
在格里高尔没有工作的第一天，秘书主任就寻到了家里，在格里高尔工作的这么几年间他从未请过假，但当秘书主任来的第一时间，秘书主任想的并不是他有没有生病，而是来催他上班，用经济威胁他，在知晓他的状况时，吓得夺路而逃。他家的两个女仆知道后，一个立马辞职，并且将主人的答应当成是一种莫大的恩典，另一人即使是留下来，也要求一直呆在厨房并准许自己上锁。这些人，与格里高尔不再是陌生人的关系了，他们都应与他相处很久，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情感，在秘书主任看来，格里高尔就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至于这个机器的好坏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坏了就换一个；在佣人眼中，格里高尔就是他们的金主，是他们利益的来源，当金主出事，她们就可以毫无愧疚的抛弃他。
卡夫卡早就认识到了这样的人情冷暖，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一切都是速食品，感情同样如此，卡入卡就如同预言家，早早的了解了这样的人际关系。
（三）亲人
其实不仅仅是在社会关系中，连家庭关系也不再是靠亲情、血缘来联系，金钱关系早已渗透，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1]可谓，一针见血。当父亲遭遇破产，格里高尔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家庭的支柱，每月拿回工资供养全家之时，他是萨姆沙家里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而当他变成了甲虫，失去供养家庭的能力，并且被确定无法恢复之后，家人愈发的冷漠，被关在房间，身为人的尊严被剥夺，最后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卡夫卡借助《变形记》异化的主题，揭开了家庭温情的虚伪面纱，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坦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萨姆沙家庭享受着格里高尔的经济支持，但和他的感情却仅停留在经济的层面，所以母亲害怕走进格里高尔的那个房间，“她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意识到她看到的是格里高尔，便扯开轻微沙哑的嗓门喊道：‘啊，天哪，啊，天哪！’随即便好像完全绝望似得张开双臂，一头栽倒在长沙发上，不动弹了。”在看到儿子的第一眼竟然因为震惊而晕了过去。萨姆沙先生也可以不顾一切的将苹果丢向格里高尔，正是这只父亲丢的苹果，最终使得格里高尔走向了死亡。那位格里高尔最疼爱的妹妹葛雷特，却正是第一个选择放弃哥哥的人，“我不愿意当着这头怪物的面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来，所以只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了嘛，我认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当格里高尔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泰然接受不觉感激，而当需要他们来照顾格里高尔时，他们却计较着得失，他们放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格里高尔失去了可以压榨的价值，反而成了累赘，全家人最后的解脱幸福是建立在格里高尔的生命上的，是格里高尔的悲剧成全了他们。 这样的家庭关系并非无迹可寻，不仅在于社会因素，更为深刻的是卡夫卡自身长期处着的家庭。父亲脾气暴躁，专横跋扈，总是对卡夫卡施以家庭暴力，给他的童年带来了阴影，家庭没有给卡夫卡带来任何的抚慰和鼓励，受到家庭狭小空间的碾压，使得卡夫卡对于家庭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这在平时可能只是隐性思绪，可在面临某种选择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格里高尔遭受不幸后，所面临的就是家人的抛弃、背叛。
格里高尔最令人心酸不是在变成甲虫后的遭遇，而是早在一开始，一切就已经发生，当格里高尔从门缝中听到他之前上交的工资还有大半被保存下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家人还能依靠这些钱过一段生活，但正是这样的想法，才愈加显得他的悲剧之悲，他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他的悲剧早在他不知情时就已开始。
二、荒诞的真实，异化的悲哀
作者长期生活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之下，性格的怯懦，作为犹太人，说着德语，却还受到德国排犹主义的迫害，孤单、痛苦，这样的极端的孤独感与和世界的冷漠感使得他不断地试图逃离，但现实却又逃无可逃，于是将这一思想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格里高尔的异化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借异化的主题表现自己对世间的不满。
格里高尔的异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必然，他忍受着社会给予的压力，苦苦挣扎，而家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格里高尔是一名推销员，这与卡夫卡银行职员的身份有某种相似，在故事的一开始，“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而真实，格里高尔平静的接受了这一现象，仿佛本该如此，这种特意冷淡的处理正是独特地卡夫卡式叙事，反引发深刻思考，随后就是格里高尔的自我适应，从翻身到可以爬到墙壁屋顶，即使被关在储藏室里，也可将此当成一种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格里高尔不断的产生自我怀疑，“那么他是一种动物吗”，但在他人眼中，他已经完成了由“他”到“它”的进化。“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2]，这种本该荒诞的场景，在作品中却产生了“本该如此”的命定。《变形记》中荒诞的是人的异化，荒诞的是人异化后反应，真实的是每一个细节，真实的是即将成真的可能。
“人变成大甲虫只是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是以象征式的表现追求真实中的荒诞、荒诞中的真实”，西方社会的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人类精神世界异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着的是精神世界的空虚。萨姆沙一家由破产逐渐走向小康，靠的是格里高尔的奔波，“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刻，这样美好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的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在最初面临灾祸的时候，一家人紧紧团结，可是在生活逐渐富裕的时候，家人反而疏远了，家庭不再是精神的休憩园。社会压力增大，家庭负担繁重，精神世界却逐渐荒芜。
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悲哀，不仅仅在于格里高尔，卡夫卡看到的是西方文明世界里每个人的缩影，西方社会生活影响了卡夫卡，这一思想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同样，他也用自己反映着这个只剩下物质的社会，卡夫卡试图寻找出路，最终，格里高尔就在这样的悲剧下孤独的走向死亡，这或许也会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三、苍白的个人反抗，无法抗拒的社会
作品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在整个社会层面，个人的努力是如此的微乎其微。
在叙述中，处处可见格里高尔的挣扎，“已经七点了”、“我必须起床”、“都快六点三刻了”、“下一班车七点钟开”，时间在这一段中频繁的出现，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抗这一现状，但他失败了。他不断地尝试发出人的声音，不惜弄伤自己打开房门，但门外人的反应再度给了他重重一击。在妹妹和母亲想要搬走他房间的物品时，他紧紧的护着最后一幅画，实际也是他在紧紧护着自己的人性，维护着自己最为人的尊严，而母亲的晕倒，父亲不问青红皂白的暴怒，这不是一个误会，而是人与人时间隔膜的明示，他的反抗在家人看来是令人恐惧的，他的努力在他人看来都是可笑的。最后，格里高尔冒着危险爬出房间欣赏音乐时，他已经被变成了异类，这是他最后的努力，“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是一只动物吗”，这不再是格里高尔的自问，而是对所有人的责问。妹妹称呼他都是“它”，“可是这怎么会是格力格尔呢？”、“任何这样一只动物是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无法理解他，格里高尔不断地用自己的行为向周围的环境做出积极的回应，却只是徒劳。
卡夫卡的异化主题，究竟表现的是谁？是格里高尔的躯壳？是周围所有人的内心？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但他仍有着人的思维，仍会欣赏音乐，但他人的习性也渐渐消失，他喜欢吃腐烂的食物，他喜欢在墙上到处爬，他又变成了昆虫。他的亲人，明明有着人的身躯，却失去了人性的柔软，他们计较的不是亲情，是利益，从最初的照顾，到忽视，到希望他死去，他们的心同样在异化。
在格里高尔心中，自己是不可或缺的，父亲老了，母亲身体虚弱，妹妹年幼，一旦他倒下，家就垮了，实际上，即使没有他，生活依然继续，父亲成为银行职员，母亲替人缝纫，即使是妹妹，也可以帮忙做家务，为人拉小提琴，这个时候，格里高尔就应该知道，他已经完完整整的被这个家庭抛弃，他们不需要他。
二十世纪，科技的发展，人失去了人的自由，主体性日益丧生，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成经济利益关系，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是如此。“社会生活中主体的危机把人逼向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存在，并把这种单一的、孤立的自我作为主体来加以依托。但是这种孤立的单一自我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因为这单一的、孤立的自我也并没有真正的根基。这便是整个存在主义哲学面临的人的状况：人的荒诞”[3]，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塑造了这么一个社会，异化的格里高尔在挣扎中逐渐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卷.
[2]阿尔贝·加缪.西绪福斯神话[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1（第一版）.
[3]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