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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洋帝师”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悲剧人生，从三岁登基成为皇帝到复辟登基成为日军傀儡，从一个历史战犯到新中国一个普通的公民，见证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京政变、伪满洲国、战犯改造、“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给他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溥仪身边唯一的光点，充当了他的精神上的父亲。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庄士敦也被溥仪称为“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曾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担任港督的秘书，从此在中国一呆就是30多年。1904年，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当上了英国驻该地区公署的行政长官。由于他对东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且聪明好学，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他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庄士敦，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采用《论语》中“士志于道”这句话，给自己起了“志道”的雅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再为仍旧保留帝号的溥仪担当老师。徐世昌等人幻想溥仪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
清室遗老、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辛亥革命后曾经到威海卫避难，视庄士敦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洋儒生”为同道。庄士敦来到上海后，李经迈立即与他商谈出任帝师的事。庄士敦觉得这比威海卫的“父母官”更有价值，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于是，经过徐世昌周旋，得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允许，由民国内务部和清室内务府与之订立合同，正式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英文老师，月薪加津贴每月700大洋。庄士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洋帝师”。
1919年3月4日，庄士敦进入紫禁城，见到了已经退位7年的溥仪。溥仪端坐在毓庆宫西厢书房的龙椅上，庄士敦朝他三鞠躬，并用流利的中国话恭请圣安。接着溥仪起身与他握手，庄士敦还以一个深鞠躬后退出门外。然后，再度进门，溥仪已换了常服向庄士敦鞠躬拜师。
溥仪对庄士敦最初印象的描述：“那年他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庄士敦对溥仪则充满了溢美之词：“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孩子，活泼，聪明，有幽默感”，“他风度翩翩，并不傲慢自大”，“他渴望学习，情绪相当高涨”。
庄士敦对溥仪非常耐心，他教授溥仪各种新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当溥仪学习感到枯燥时，庄士敦便拿来一些印有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外国画报，给他讲它们的用途和性能，也不时拿些包装漂亮的外国糖果，跟他讲相关化学知识，对溥仪等人的顽皮玩耍也很理解。这些都让溥仪大为高兴，他开始怀着佩服的心情听从庄士敦的教诲。
在庄士敦的刺激下，溥仪剪去辫子
除向溥仪传授英语、天文、地理、算学及欧洲法制史外，庄士敦更教给他英国绅士风度和礼仪，并不时向溥仪介绍国内外重大社会变革、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还从外面带《新青年》给溥仪看。受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开始穿西服，戴墨镜、绅士帽，在宫中安装电话，学骑自行车，打网球，学照相，还计划将颐和园改成商场，但最让宫中震动的一件事是剪辫子。
溥仪剪辫子不是出于主动，而是受了庄士敦“辫子像猪尾巴”的言语刺激，才毅然剪掉了清王朝臣民的标志。庄士敦经常同溥仪讨论太监制度，并且说：“西方世界把它视为野蛮的行径。”于是，溥仪决定把太监全部遣散。虽然此举遭到皇室的反对，但溥仪坚持己见，1923年，除了留下侍侯太妃的几名太监外，紫禁城里的一千多名太监被遣散出宫。溥仪让庄士敦给他起个洋名，庄士敦把所有英王的名字写下来让溥仪挑，最后溥仪选中了“亨利”。另外溥仪戴眼镜确实也是得自于庄士敦的支持。
在溥仪受庄士敦影响慢慢西化的时候，本就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庄士敦却彻头彻脑地“中国化”了。一次在乾清宫举行庆祝溥仪生日的大典，身着礼服的庄士敦认为自己站在一堆身着满清朝服的遗老中间简直是“污渍”，后来他也顶戴花翎，身穿朝服，脚踏朝靴，学着清朝遗老的样子，迈着方步，逢人作揖，言必称皇帝，口必云陛下。他认为自己不能像遗老们那样“优雅”地三跪九叩，所以只能行鞠躬礼。庄士敦将“毓庆宫行走”、“赏乘二人肩舆”、“头品顶戴”等赏赐和殊荣作为门封贴满府邸，喜欢别人称呼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他也以得到溥仪的赏赐为荣，每逢受到重大赏赐，庄士敦也像其他遗老一样，写一个规整的谢恩折。
庄士敦回国后，购买荒岛取名“小中国”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惊慌失措的他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找庄师傅”，在庄士敦的竭力运筹下，外交总长王正廷迫于日、荷、英三国公使的压力，答应保证溥仪及皇室成员的安全。但当庄士敦到英国公使馆请求给予溥仪以保护时，英国外交部已明确做出指示：“英王陛下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庄士敦眼睁睁地看着在郑孝胥等人的运作下，溥仪最终躲入了日本使馆，没有如他所愿赴英留学，开始了被日本政府挟持的傀儡生涯。
1927年3月31日，庄土敦再度出任英国在威海卫租借地的行政长官。1930年10月1日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主权时，庄士敦办理移交手续。庄士敦离任回国前，曾到天津向溥仪告别。溥仪在送给庄士敦的扇子上题写了两首惜别诗，并亲自送他到港口登船，一直目送轮船离港远去。
1931 年10月，庄士敦代表英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太平洋会议期间，再次去天津看望了溥仪。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见。
回国后，庄士敦购买了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他还给岛上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在其中整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每逢年节，他便穿戴起清朝的朝服，邀请少数亲友聚会在此。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中逝世，时年64岁。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悲剧人生，从三岁登基成为皇帝到复辟登基成为日军傀儡，从一个历史战犯到新中国一个普通的公民，见证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京政变、伪满洲国、战犯改造、“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给他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溥仪身边唯一的光点，充当了他的精神上的父亲。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庄士敦也被溥仪称为“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曾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担任港督的秘书，从此在中国一呆就是30多年。1904年，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当上了英国驻该地区公署的行政长官。由于他对东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且聪明好学，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他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庄士敦，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采用《论语》中“士志于道”这句话，给自己起了“志道”的雅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再为仍旧保留帝号的溥仪担当老师。徐世昌等人幻想溥仪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
清室遗老、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辛亥革命后曾经到威海卫避难，视庄士敦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洋儒生”为同道。庄士敦来到上海后，李经迈立即与他商谈出任帝师的事。庄士敦觉得这比威海卫的“父母官”更有价值，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于是，经过徐世昌周旋，得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允许，由民国内务部和清室内务府与之订立合同，正式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英文老师，月薪加津贴每月700大洋。庄士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洋帝师”。
1919年3月4日，庄士敦进入紫禁城，见到了已经退位7年的溥仪。溥仪端坐在毓庆宫西厢书房的龙椅上，庄士敦朝他三鞠躬，并用流利的中国话恭请圣安。接着溥仪起身与他握手，庄士敦还以一个深鞠躬后退出门外。然后，再度进门，溥仪已换了常服向庄士敦鞠躬拜师。
溥仪对庄士敦最初印象的描述：“那年他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庄士敦对溥仪则充满了溢美之词：“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孩子，活泼，聪明，有幽默感”，“他风度翩翩，并不傲慢自大”，“他渴望学习，情绪相当高涨”。
庄士敦对溥仪非常耐心，他教授溥仪各种新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当溥仪学习感到枯燥时，庄士敦便拿来一些印有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外国画报，给他讲它们的用途和性能，也不时拿些包装漂亮的外国糖果，跟他讲相关化学知识，对溥仪等人的顽皮玩耍也很理解。这些都让溥仪大为高兴，他开始怀着佩服的心情听从庄士敦的教诲。
在庄士敦的刺激下，溥仪剪去辫子
除向溥仪传授英语、天文、地理、算学及欧洲法制史外，庄士敦更教给他英国绅士风度和礼仪，并不时向溥仪介绍国内外重大社会变革、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还从外面带《新青年》给溥仪看。受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开始穿西服，戴墨镜、绅士帽，在宫中安装电话，学骑自行车，打网球，学照相，还计划将颐和园改成商场，但最让宫中震动的一件事是剪辫子。
溥仪剪辫子不是出于主动，而是受了庄士敦“辫子像猪尾巴”的言语刺激，才毅然剪掉了清王朝臣民的标志。庄士敦经常同溥仪讨论太监制度，并且说：“西方世界把它视为野蛮的行径。”于是，溥仪决定把太监全部遣散。虽然此举遭到皇室的反对，但溥仪坚持己见，1923年，除了留下侍侯太妃的几名太监外，紫禁城里的一千多名太监被遣散出宫。溥仪让庄士敦给他起个洋名，庄士敦把所有英王的名字写下来让溥仪挑，最后溥仪选中了“亨利”。另外溥仪戴眼镜确实也是得自于庄士敦的支持。
在溥仪受庄士敦影响慢慢西化的时候，本就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庄士敦却彻头彻脑地“中国化”了。一次在乾清宫举行庆祝溥仪生日的大典，身着礼服的庄士敦认为自己站在一堆身着满清朝服的遗老中间简直是“污渍”，后来他也顶戴花翎，身穿朝服，脚踏朝靴，学着清朝遗老的样子，迈着方步，逢人作揖，言必称皇帝，口必云陛下。他认为自己不能像遗老们那样“优雅”地三跪九叩，所以只能行鞠躬礼。庄士敦将“毓庆宫行走”、“赏乘二人肩舆”、“头品顶戴”等赏赐和殊荣作为门封贴满府邸，喜欢别人称呼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他也以得到溥仪的赏赐为荣，每逢受到重大赏赐，庄士敦也像其他遗老一样，写一个规整的谢恩折。
庄士敦回国后，购买荒岛取名“小中国”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惊慌失措的他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找庄师傅”，在庄士敦的竭力运筹下，外交总长王正廷迫于日、荷、英三国公使的压力，答应保证溥仪及皇室成员的安全。但当庄士敦到英国公使馆请求给予溥仪以保护时，英国外交部已明确做出指示：“英王陛下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庄士敦眼睁睁地看着在郑孝胥等人的运作下，溥仪最终躲入了日本使馆，没有如他所愿赴英留学，开始了被日本政府挟持的傀儡生涯。
1927年3月31日，庄土敦再度出任英国在威海卫租借地的行政长官。1930年10月1日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主权时，庄士敦办理移交手续。庄士敦离任回国前，曾到天津向溥仪告别。溥仪在送给庄士敦的扇子上题写了两首惜别诗，并亲自送他到港口登船，一直目送轮船离港远去。
1931 年10月，庄士敦代表英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太平洋会议期间，再次去天津看望了溥仪。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见。
回国后，庄士敦购买了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他还给岛上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在其中整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每逢年节，他便穿戴起清朝的朝服，邀请少数亲友聚会在此。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中逝世，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