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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