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自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国家在探索中持续推进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取得较好成果。特别是努力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关系和发挥各自作用，将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确保经济向前发展；加强社会融合和团结，形成凝聚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公平公正，减少社会排斥，推动更多的人具有社会认同感；积极引导政党、新媒体等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其有关做法和经验教训对我们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兴国家；执政党；国家治理；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34-03
冷战结束以来，一批新兴国家抓住全球化机遇，积极融入世界，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并推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均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促进了国家治理机制化建设。这得益于上述国家执政党的“发展观”、“治理观”日益成熟，通过直面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中深化对国家治理的认知，提高执政能力。其有关做法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一、努力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关系和发挥各自作用 不少新兴国家将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有效发挥政府引领作用，确保经济自由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实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政策，允许私人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自由配置、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影响。当然，这种宏观调控不是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出台相关政策，而是由国家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与私人企业形成竞争合作关系。特别是政府直接掌握一部分基本生产资料和投资，建立一批公营或合资企业，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南非国大党在执政后一度转向新自由主义，弱化政府作用，将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外国投资和本国私人投资，此举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现实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非国大对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提出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适度调整，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2012年非国大53大决议明确指出，要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必须发挥好政府的核心和战略作用。政府干预的主要形式包括，通过国有银行对金融进行管理和控制，实施进步和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合理的工资和收入政策，政府主导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提高战略性行业的国有比例等。〔1〕当然，也有少数新兴国家更多强调市场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内表现突出。如智利几十年来在拉美独树一帜，坚持自由贸易、吸引外资、资本市场开放等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大繁荣和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但是这种模式现在也出现受外界影响大、内部经济形势吃紧等问题，引发智利社会内部的反思以及变革的诉求。
不少新兴国家注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将社会组织更多引入国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开放性，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和质量。新世纪以来，巴西劳工党几届政府均实行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允许社会各种力量、组织都加入到国家治理之中来。其一是提高民众的公共事务参与权，允许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更多参与政府决策以及政府预算制定过程，使得政策更具包容性、更多体现各方利益；其二是扩大公民的监督权，鼓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媒体等监督、批评政府，推动政府施政的透明化、公开化，确保政府更负责任。〔2〕印度前国大党政府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出台“志愿部门国家政策”，鼓励非政府组织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府触觉够不到的地方提供公共服务。在政府计划委员会设立“志愿行动部”，牵头协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央政府还设立“人民行动和农村技术委员会”等机构，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并为接受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也极力反对国外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干预本国内部事务。近期，印度政府对“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接受西方国家资助，以环保为由鼓噪示威游行，给印能源项目制造障碍做出有效回应，认为要加强审查和监管非政府组织有关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
二、加强社会融合和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
一些新兴国家认为要淡化狭隘的民族、宗教之分，形成凝聚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引领和团结社会各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提出全民共同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以影响民众的观念和言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上台后，对叶利钦执政期间对苏联历史妄自菲薄、人心涣散等问题予以纠偏，提出要客观评价苏联历史和苏联前领导人，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专题研究，认为要强化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发展为共同的价值观，凝聚社会各界意志；积极推进东正教的普及和发展，使其成为民族和民众道德的重要支点；要求就国内族际关系进行全民大讨论，认为挑拨民族冲突的人不具备代表性，不仅缺乏对文化和传统的了解，而且对自己和其他人也不尊重。俄必须对极端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制止流血冲突，确保不同民族和平相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统一。〔3〕
还有一些新兴国家认为要加强社会公平、公正，减少社会排斥，推动更多的人具有社会认同感。在拉美地区，不少左翼执政党当政后积极推动社会建设，出台了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计划，对贫困地区、贫困阶层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予以特殊支持，为他们创造受教育、就业、社会救助等各种条件。通过上述举措，一定程度提高拉美国家社会成员的能力，也促进发展红利的更公平分配，对提高社会凝聚力不无帮助。韩国新总统朴槿惠提出“国民幸福”主张，谋求推进经济民主化，改变大企业主导国家的局面，让中小企业有更多发展机会、普通群众能够更多分享社会财富以及享受国家帮助。如，韩政府推出“国民幸福基金”等一系列计划帮助负债累累的购房者和低收入家庭，仅在2013年政府就为85万低收入者还债并帮助40万低收入家庭走出困境。
当然，在新兴国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和经济形势的走低，政府维持和扩大社会投入的难度加大，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使得一些中间阶层重新返贫或生活趋向艰难，对社会不满增多，反社会、反政府举动频出，但是政府受财力影响，往往无法作出积极回应，导致社会抗议、示威更为频繁，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加重。 三、努力引导政党、新媒体等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不少新兴国家注意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党政治，通过了《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促进政党政治的法治化，确保政治平稳运行。俄罗斯政府推动修改《政党法》，将成立政党的人数下限从目前的4万降至500人，增加政党注册的可能性，简化政党义务，并取消支部最低党员人数。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希望通过修改《选举法》，使政党更加清廉，选举更加透明，让民众可以更为便捷、公正地参与选举。部分新兴国家政党还努力规避政党数量众多、恶性竞争的问题，规定只有在议会选举中达到一定份额才能进入议会并获得合法地位。还有一些新兴国家执政党努力发挥政治引导作用，推进朝野交流对话，凝聚广泛政治共识。如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革阵以联合论坛为平台，与温和反对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时隔12年之后上台，注意推动捍卫民主进程、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主要三大政党以国家利益为重，达成政治谅解，首次签署致力于政治合作的《墨西哥协议》，并切实履行协议，推动新政府出台教育、电信、能源、财税等领域的改革。
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新媒体在国家治理中影响力日益重要，但也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及时发布消息，传递政策主张，争取民众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多数新兴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均重视利用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及时传播信息。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两年前的“推特”账号访问量便已超过百万，粉丝量超过50万，其“脸谱”上的粉丝量更是高达750万。巴西总统罗塞夫在总统府成立新媒体平台——“虚拟办公室”，用于发布政府信息、与民众直接交流以及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另一方面，新媒体在传播信息时具有碎片化、无序化、娱乐化等弊端，导致政府政策或作为被误读，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面临巨大媒体挑战等。为此，不少新兴国家政府加大网络法律法规建设，以严密的制度来约束网络空间，维护国家新闻舆论安全。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严格打击网络造谣，政府媒体发展管理局专门履行网络信息管理的职能，对影响种族和谐与国家安全的言论进行追踪和处理。一旦查实网络谣言，便会根据情节轻重，做出法律处理意见，重者可能面临起诉以及刑事处罚。但是也有少数新兴国家轻视新媒体威胁，遭到惩罚，特别是埃及民族民主党政府在应对2011年底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忽视了新媒体威胁，很快被群众运动推翻，落得个丧权亡党的下场。
〔参考文献〕
〔1〕高盛集团报告.自由20年——南非20年回顾〔R〕.2013.
〔2〕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3〕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国情咨文〔DB/OL〕.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总统网站.
【责任编辑：刘彦武】
〔关键词〕新兴国家；执政党；国家治理；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34-03
冷战结束以来，一批新兴国家抓住全球化机遇，积极融入世界，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并推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均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促进了国家治理机制化建设。这得益于上述国家执政党的“发展观”、“治理观”日益成熟，通过直面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中深化对国家治理的认知，提高执政能力。其有关做法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一、努力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关系和发挥各自作用 不少新兴国家将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有效发挥政府引领作用，确保经济自由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实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政策，允许私人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自由配置、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影响。当然，这种宏观调控不是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出台相关政策，而是由国家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与私人企业形成竞争合作关系。特别是政府直接掌握一部分基本生产资料和投资，建立一批公营或合资企业，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南非国大党在执政后一度转向新自由主义，弱化政府作用，将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外国投资和本国私人投资，此举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现实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非国大对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提出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适度调整，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2012年非国大53大决议明确指出，要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必须发挥好政府的核心和战略作用。政府干预的主要形式包括，通过国有银行对金融进行管理和控制，实施进步和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合理的工资和收入政策，政府主导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提高战略性行业的国有比例等。〔1〕当然，也有少数新兴国家更多强调市场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内表现突出。如智利几十年来在拉美独树一帜，坚持自由贸易、吸引外资、资本市场开放等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大繁荣和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但是这种模式现在也出现受外界影响大、内部经济形势吃紧等问题，引发智利社会内部的反思以及变革的诉求。
不少新兴国家注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将社会组织更多引入国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开放性，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和质量。新世纪以来，巴西劳工党几届政府均实行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允许社会各种力量、组织都加入到国家治理之中来。其一是提高民众的公共事务参与权，允许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更多参与政府决策以及政府预算制定过程，使得政策更具包容性、更多体现各方利益；其二是扩大公民的监督权，鼓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媒体等监督、批评政府，推动政府施政的透明化、公开化，确保政府更负责任。〔2〕印度前国大党政府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出台“志愿部门国家政策”，鼓励非政府组织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府触觉够不到的地方提供公共服务。在政府计划委员会设立“志愿行动部”，牵头协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央政府还设立“人民行动和农村技术委员会”等机构，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并为接受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也极力反对国外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干预本国内部事务。近期，印度政府对“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接受西方国家资助，以环保为由鼓噪示威游行，给印能源项目制造障碍做出有效回应，认为要加强审查和监管非政府组织有关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
二、加强社会融合和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
一些新兴国家认为要淡化狭隘的民族、宗教之分，形成凝聚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引领和团结社会各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提出全民共同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以影响民众的观念和言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上台后，对叶利钦执政期间对苏联历史妄自菲薄、人心涣散等问题予以纠偏，提出要客观评价苏联历史和苏联前领导人，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专题研究，认为要强化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发展为共同的价值观，凝聚社会各界意志；积极推进东正教的普及和发展，使其成为民族和民众道德的重要支点；要求就国内族际关系进行全民大讨论，认为挑拨民族冲突的人不具备代表性，不仅缺乏对文化和传统的了解，而且对自己和其他人也不尊重。俄必须对极端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制止流血冲突，确保不同民族和平相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统一。〔3〕
还有一些新兴国家认为要加强社会公平、公正，减少社会排斥，推动更多的人具有社会认同感。在拉美地区，不少左翼执政党当政后积极推动社会建设，出台了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计划，对贫困地区、贫困阶层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予以特殊支持，为他们创造受教育、就业、社会救助等各种条件。通过上述举措，一定程度提高拉美国家社会成员的能力，也促进发展红利的更公平分配，对提高社会凝聚力不无帮助。韩国新总统朴槿惠提出“国民幸福”主张，谋求推进经济民主化，改变大企业主导国家的局面，让中小企业有更多发展机会、普通群众能够更多分享社会财富以及享受国家帮助。如，韩政府推出“国民幸福基金”等一系列计划帮助负债累累的购房者和低收入家庭，仅在2013年政府就为85万低收入者还债并帮助40万低收入家庭走出困境。
当然，在新兴国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和经济形势的走低，政府维持和扩大社会投入的难度加大，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使得一些中间阶层重新返贫或生活趋向艰难，对社会不满增多，反社会、反政府举动频出，但是政府受财力影响，往往无法作出积极回应，导致社会抗议、示威更为频繁，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加重。 三、努力引导政党、新媒体等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不少新兴国家注意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党政治，通过了《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促进政党政治的法治化，确保政治平稳运行。俄罗斯政府推动修改《政党法》，将成立政党的人数下限从目前的4万降至500人，增加政党注册的可能性，简化政党义务，并取消支部最低党员人数。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希望通过修改《选举法》，使政党更加清廉，选举更加透明，让民众可以更为便捷、公正地参与选举。部分新兴国家政党还努力规避政党数量众多、恶性竞争的问题，规定只有在议会选举中达到一定份额才能进入议会并获得合法地位。还有一些新兴国家执政党努力发挥政治引导作用，推进朝野交流对话，凝聚广泛政治共识。如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革阵以联合论坛为平台，与温和反对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时隔12年之后上台，注意推动捍卫民主进程、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主要三大政党以国家利益为重，达成政治谅解，首次签署致力于政治合作的《墨西哥协议》，并切实履行协议，推动新政府出台教育、电信、能源、财税等领域的改革。
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新媒体在国家治理中影响力日益重要，但也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及时发布消息，传递政策主张，争取民众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多数新兴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均重视利用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及时传播信息。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两年前的“推特”账号访问量便已超过百万，粉丝量超过50万，其“脸谱”上的粉丝量更是高达750万。巴西总统罗塞夫在总统府成立新媒体平台——“虚拟办公室”，用于发布政府信息、与民众直接交流以及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另一方面，新媒体在传播信息时具有碎片化、无序化、娱乐化等弊端，导致政府政策或作为被误读，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面临巨大媒体挑战等。为此，不少新兴国家政府加大网络法律法规建设，以严密的制度来约束网络空间，维护国家新闻舆论安全。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严格打击网络造谣，政府媒体发展管理局专门履行网络信息管理的职能，对影响种族和谐与国家安全的言论进行追踪和处理。一旦查实网络谣言，便会根据情节轻重，做出法律处理意见，重者可能面临起诉以及刑事处罚。但是也有少数新兴国家轻视新媒体威胁，遭到惩罚，特别是埃及民族民主党政府在应对2011年底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忽视了新媒体威胁，很快被群众运动推翻，落得个丧权亡党的下场。
〔参考文献〕
〔1〕高盛集团报告.自由20年——南非20年回顾〔R〕.2013.
〔2〕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3〕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国情咨文〔DB/OL〕.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总统网站.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