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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新和妻子文媛都是老红军，也都是红色“特工”。作为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陈一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
陈一新、文媛夫妇
陈一新和文媛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他们的3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深处找回3个孩子。当时，3个孩子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
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陈一新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地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留下的还有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圍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敌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背包，迅速翻墙逃脱。敌人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到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不住地落下了泪……
陈一新除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一职外，还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经常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的道德品质，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及其残余势力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破坏。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陈一新严惩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党扬言要反攻大陆，有一些不法分子充当他们的间谍，出卖国家利益，为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政治等情报，湖北省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经多方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一新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省委。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事后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在其位，谋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一新、文媛夫妇都被反复批斗。陈一新因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少受了很多罪，而文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造反派给她挂牌子游街。沉重的牌子上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的颈部，鲜血都隐隐渗了出来。即使这样，文媛仍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过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过。
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在他的教育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也潜移默化地对儿女产生了影响。1969年陈圣海（陈一新的儿子）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美蒋U2高空侦察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在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方位，来犯的敌机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击落。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个人荣立三等功。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公家配给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根本不算什么。”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
（责任编辑：楚文）
陈一新和文媛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他们的3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深处找回3个孩子。当时，3个孩子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让孩子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
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陈一新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地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留下的还有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圍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敌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背包，迅速翻墙逃脱。敌人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到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不住地落下了泪……
“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陈一新除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一职外，还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经常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的道德品质，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及其残余势力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破坏。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陈一新严惩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党扬言要反攻大陆，有一些不法分子充当他们的间谍，出卖国家利益，为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政治等情报，湖北省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经多方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一新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省委。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事后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在其位，谋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一新、文媛夫妇都被反复批斗。陈一新因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少受了很多罪，而文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造反派给她挂牌子游街。沉重的牌子上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的颈部，鲜血都隐隐渗了出来。即使这样，文媛仍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过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过。
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
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在他的教育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也潜移默化地对儿女产生了影响。1969年陈圣海（陈一新的儿子）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美蒋U2高空侦察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在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方位，来犯的敌机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击落。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个人荣立三等功。
不能让孩子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公家配给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根本不算什么。”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
（责任编辑：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