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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0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然而，在颁奖典礼之外的街头和网络上，多名西方主流媒体的媒体人，以及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波黑、克罗地亚等巴尔干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外交官，甚至土耳其驻瑞典大使乃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人，都在谴责和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因为在他们看来，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皮特·汉德克，根本“德不配位”。
其实，在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汉德克定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之后，除了塞尔维亚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各国，以及不少西方媒体人，就已经对这个决定表达过“强烈不满”了。
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当时也都报道了汉德克获奖所引发的强烈争议乃至“愤怒”。
汉德克的争议，源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彼时，西方的政治圈和舆论圈，都将战争的发生以及其中的战争罪行，怪罪给了塞尔维亚人以及当时南斯拉夫的总统米洛舍维奇。然而，已经因为《骂观众》《左撇子女人》等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而成名的汉德克，却公开与这些认知“唱反调”，认为塞尔维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个西方口中的“独裁者”和“屠夫”，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这位奥地利作家还反过来批判了西方媒体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战争罪行“单向”报道，认为媒体不该偏听偏信，把一些“未经核实”的指控说成是塞尔维亚人的罪过。他认为媒体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更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撰写报道。
在1996～1997年间，汉德克又将这些观点和思考写成书出版，书名为《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这本书，也直接令文学才华出众的汉德克，从此成为西方主流舆论和政坛的叛徒与“批斗对象”，更成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这些国家和民众的敌人。
可汉德克仍然“我行我素”，不仅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力挺米洛舍维奇，更在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死在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后，出现在他的葬礼上，为这位自己的“朋友”致悼词。一些痛恨汉德克的人干脆给他打上了“大屠杀否认者”“法西斯分子”等标签，走到哪儿都会跟着一群愤怒的抗议者。他本该获得的一些国际文学大奖也受到了影响，比如德国的海涅奖。
所以，这次瑞典文学院竟然把诺贝尔文学奖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奖项，颁给这么一号人物，可想而知这争议会有多么巨大了。尽管瑞典文学院一度解释说，这个奖是奖给他的文学造诣的，可汉德克的批评者也立刻反驳说，汉德克上世纪90年代后的很多作品，与他的政治观点根本就密不可分。
如今，随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举行，汉德克的反对者和批评者更是铆足了劲要让他难堪。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除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先后加入了对这次颁奖典礼的批判和抵制，瑞典文学院内部也有人在上周宣布会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同时，继土耳其驻瑞典大使2天前宣布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于昨天（12月11日）公開批判了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汉德克的决定。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埃尔多安还感谢了那些抗议这一颁奖决定的各国官员和示威者。
公开资料显示，土耳其与塞尔维亚一直彼此敌视，这既有奥托曼帝国时期的“旧恨”也有冷战时期的“新仇”。所以早在当年的波黑战争中，土耳其就是积极支持前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找塞尔维亚“算账”的一员。如今围攻汉德克，自然也少不了他们一份。
然而，不论上述这些国家怎么抵制，也不论西方媒体及其意识形态共同体上的学者和抗议者，如何威胁要把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痛斥诺贝尔文学奖被颁给了一个“希特勒的支持者”和“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假新闻的制造者”，早已习惯了这些争议和批斗的汉德克，还是从容地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了这份大奖，以及94.8万美元的奖金。
他也并不介意在当晚的诺贝尔晚宴上，被安排在距离国王和王后最远的主桌座位上。
毕竟，《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天才、大屠杀否认者，还是两者皆是”的报道中，就引用欧洲其他文坛名人的观点称：汉德克在文学上的才华，确实比其他人更配得上诺贝尔奖。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骂他。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就对汉德克获奖表示祝贺，还称他是塞尔维亚“真正的朋友”，是一位“勇敢和有尊严”的“杰出知识分子”，并邀请汉德克访问塞尔维亚。
最后，从今年10月澎湃新闻一篇关于汉德克的报道来看，他之所以不惜背负西方的骂名，也要坚持自己对波黑战争和塞尔维亚的看法，或许与他对于南斯拉夫深切的情感有关。
这篇报道介绍说，汉德克曾在2016年访华时这样阐述过他对南斯拉夫的感情：
“对我来说，南斯拉夫意味着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代表了第三条道路。但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崩溃后，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但当时有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其实是能坐下来和谈的，而不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没有好的战争。可以说南斯拉夫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最后人们把南斯拉夫给毁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写了这方面的东西。每个作家不应该对自己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但我对自己之前写的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其实是很骄傲的。”
然而，在颁奖典礼之外的街头和网络上，多名西方主流媒体的媒体人，以及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波黑、克罗地亚等巴尔干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外交官，甚至土耳其驻瑞典大使乃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人，都在谴责和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因为在他们看来，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皮特·汉德克，根本“德不配位”。
其实，在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汉德克定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之后，除了塞尔维亚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各国，以及不少西方媒体人，就已经对这个决定表达过“强烈不满”了。
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当时也都报道了汉德克获奖所引发的强烈争议乃至“愤怒”。
汉德克的争议，源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彼时，西方的政治圈和舆论圈，都将战争的发生以及其中的战争罪行，怪罪给了塞尔维亚人以及当时南斯拉夫的总统米洛舍维奇。然而，已经因为《骂观众》《左撇子女人》等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而成名的汉德克，却公开与这些认知“唱反调”，认为塞尔维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个西方口中的“独裁者”和“屠夫”，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这位奥地利作家还反过来批判了西方媒体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战争罪行“单向”报道，认为媒体不该偏听偏信，把一些“未经核实”的指控说成是塞尔维亚人的罪过。他认为媒体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更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撰写报道。
在1996～1997年间，汉德克又将这些观点和思考写成书出版，书名为《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这本书，也直接令文学才华出众的汉德克，从此成为西方主流舆论和政坛的叛徒与“批斗对象”，更成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这些国家和民众的敌人。
可汉德克仍然“我行我素”，不仅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力挺米洛舍维奇，更在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死在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后，出现在他的葬礼上，为这位自己的“朋友”致悼词。一些痛恨汉德克的人干脆给他打上了“大屠杀否认者”“法西斯分子”等标签，走到哪儿都会跟着一群愤怒的抗议者。他本该获得的一些国际文学大奖也受到了影响，比如德国的海涅奖。
所以，这次瑞典文学院竟然把诺贝尔文学奖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奖项，颁给这么一号人物，可想而知这争议会有多么巨大了。尽管瑞典文学院一度解释说，这个奖是奖给他的文学造诣的，可汉德克的批评者也立刻反驳说，汉德克上世纪90年代后的很多作品，与他的政治观点根本就密不可分。
如今，随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举行，汉德克的反对者和批评者更是铆足了劲要让他难堪。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除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先后加入了对这次颁奖典礼的批判和抵制，瑞典文学院内部也有人在上周宣布会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同时，继土耳其驻瑞典大使2天前宣布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于昨天（12月11日）公開批判了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汉德克的决定。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埃尔多安还感谢了那些抗议这一颁奖决定的各国官员和示威者。
公开资料显示，土耳其与塞尔维亚一直彼此敌视，这既有奥托曼帝国时期的“旧恨”也有冷战时期的“新仇”。所以早在当年的波黑战争中，土耳其就是积极支持前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找塞尔维亚“算账”的一员。如今围攻汉德克，自然也少不了他们一份。
然而，不论上述这些国家怎么抵制，也不论西方媒体及其意识形态共同体上的学者和抗议者，如何威胁要把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痛斥诺贝尔文学奖被颁给了一个“希特勒的支持者”和“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假新闻的制造者”，早已习惯了这些争议和批斗的汉德克，还是从容地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了这份大奖，以及94.8万美元的奖金。
他也并不介意在当晚的诺贝尔晚宴上，被安排在距离国王和王后最远的主桌座位上。
毕竟，《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天才、大屠杀否认者，还是两者皆是”的报道中，就引用欧洲其他文坛名人的观点称：汉德克在文学上的才华，确实比其他人更配得上诺贝尔奖。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骂他。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就对汉德克获奖表示祝贺，还称他是塞尔维亚“真正的朋友”，是一位“勇敢和有尊严”的“杰出知识分子”，并邀请汉德克访问塞尔维亚。
最后，从今年10月澎湃新闻一篇关于汉德克的报道来看，他之所以不惜背负西方的骂名，也要坚持自己对波黑战争和塞尔维亚的看法，或许与他对于南斯拉夫深切的情感有关。
这篇报道介绍说，汉德克曾在2016年访华时这样阐述过他对南斯拉夫的感情：
“对我来说，南斯拉夫意味着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代表了第三条道路。但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崩溃后，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但当时有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其实是能坐下来和谈的，而不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没有好的战争。可以说南斯拉夫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最后人们把南斯拉夫给毁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写了这方面的东西。每个作家不应该对自己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但我对自己之前写的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其实是很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