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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同道始终好奇，如果鲁迅用带着浙江口音的民国国语读起他的《阿Q正传》，会是怎样一种感觉。
这种好奇，只能在想象中发酵滋长。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繁花烂漫，却没有一台摄像机为鲁迅留下一段活动影像。等到明星电影公司带着摄像机赶来时，先生已经在去万国殡仪馆的路上。
这是莫大的遗憾，张同道想。多年前，他到鲁迅的家乡绍兴去，看那些小桥、流水、皂荚树，联想起先生笔下的未庄、鲁镇，还有乡间的社戏。“在北京写下这些故事的鲁迅，和他的故乡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张同道再次想起“作家与故乡”的主题。 “我们错过了鲁迅，不能再错过莫言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莫言走过红高粱小桥、玉米地和荒草萋萋的胶河河床，在航拍镜头下，与大地山河融为一体。
“每位作家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文化动物。” 张同道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们与故乡的每一棵树、每一株庄稼血脉相通。”
从2016年夏天起，他和团队开始踏访中国文学版图里的那些著名风景：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延津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两年里，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400米的巴朗山，从秦岭深处到黄河岸边，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到日本、美国、法国、瑞典，他们一路追踪作家的足迹，重返文学现场。
现场，是张同道最看重的。在四川土司官寨，作家阿来和他谈起《尘埃落定》。阿来说，自己就是剧组的美工师，搭了一个舞台，不知道谁会推门进来;而人物一旦入场，就会彼此认识，发生关系，变成一台戏剧。
张同道觉得，自己也是那个美工师，在乡土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搭建起一个个舞台，等待每位作家推门而入。
在现场
阿来的所有拍摄几乎都在现场进行：在草原上说青年漫游，在梭磨河边说诗人岁月，在土司官寨说《尘埃落定》，在森林说《空山》。镜头外的提问者始终是张同道。他们甚至一起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阿来一路都在拍植物，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他趴在地上，把镜头对准一朵小叶杜鹃，紫红色的花瓣上，露水微颤。
镜头捕捉到了他摁下快门后，因憋气而躺在草地上的那一刻。对张同道来说，有序的安排后，等待的正是这些不可预测和情不自禁。2017年春节，他随阿来回老家，天黑了，一家人吃饭喝酒，载歌载舞，阿来也兴奋地又唱又跳。痛饮狂歌后，他拉着妈妈的手，流泪了。
拍贾平凹时，他正在写《山本》，回到秦岭采风，看见人家屋顶炊烟升起，就进去聊聊天，帮大嫂炒菜，帮老汉拔萝卜。摄制组跟着一路拍，在一个农贸市场的破旧小店，贾平凹坐在长凳上，吃着一碗糊汤，就是苞米粥，里面下点面条。那是他童年饥饿年代吃过的美味，现在60多岁了，仍爱这一口。
在北极村，零下40多摄氏度，迟子建一看见白桦林就陶醉了。张同道正担心冷不冷，她已经躺倒在雪地上，扬起了一把雪。一天早上，她给张同道打电话，让他来拍山顶半轮淡白的月亮。摄制组立即赶过去，7点左右，月亮落下、太阳升起，两种光明在那一刻衔接。
在河南老庄，刘震云碰到了养鸡的老步。一场文学对话在镜头前随机展开。老步表扬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好，关键是收尾收得好;刘震云回过头，夸老步有文化。老步不好意思地笑笑：“高中上过几天。反正俺写不了好文章，但好文章读起来着实好。”
在杨家庄，毕飞宇找不到原来的家。他在一片河湾前四处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脑门，转过头去。摄像机对准他的背影，那个宽厚的背部微微抖动，1分40秒后，他转过头，擦了一下发红的眼圈，“就是这儿”。大门上是“杨家小学”四个生锈的铁字，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小学对面是木匠家，毕飞宇5岁前几乎长在那里。家里没人，他转了一圈，正准备离开，哑巴回家了。那是他童年的玩伴，两人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哑巴嘴里发出含义不明的声音，毕飞宇用手比画着交流，一会儿转身，躲到了小屋里。张同道没让摄影师进去，毕飞宇身上带着的无线录音笔，记录下他那时波动的心绪。
在兴化中堡镇，毕飞宇走在老街上，回忆少年时的烧饼油条、杀猪匠和手艺人。如今一切物是人非。“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回望它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辆坦克，所过之处，一片狼藉。”他说。
莫言的村子附近有一片树林。上午阳光灿烂，莫言踩着金黄的落叶漫步，下午一团浓云掠过，林中已是白雪覆盖。“一天之内，摄像机拍到了两个季节。”张同道把阳光和雪景交叉剪辑，片中的莫言也像穿越了时光漫漶的隧道。
一个月后，高密的朋友给张同道发来照片，树林砍伐一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一次拍摄莫言，是2016年11月，张同道随他回到高密，给95岁的父亲过生日。在莫言二哥家中，摄制组架起机器，对准桌上大玻璃罐里的药酒、绿色的暖水瓶和寿星佬瓷器摆件。
莫言和父亲坐在桌前。他在劝老爷子去县城过生日，用笔在一张A4纸上，一条条写着去饭店的理由、时间和地点。顽固的父亲终于同意，然后问儿子，家里还有馍、还有烟，要不要捎上？
文学的高密东北乡，此刻露出了它世俗的面影。“小说里那片磅礴、苍茫的土地，在现实中只是一片大平原、一个小土屋、一条小河沟，现在连高粱地也基本没有了。”张同道说，“只能说故乡是文学的出发点，文学不会停留在一个地理空间，它包含着更多生命体验和想象创造，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景。”
拐向纪录片的航道
第一次读《红高粱》，张同道还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宿舍里的人互相传阅，每人只能看3天，书传到他手里，封面都快烂了。他那时是个资深文青，热衷于晦涩、玄秘的现代诗歌，兰波、艾略特、里尔克是心中偶像。
1992年冬天，张同道跟着画家朋友去陕北采风，看了腰鼓、蹩鼓，听了花花儿、信天游，见到一批农村婆姨手握剪刀，不打草稿，信手拈来一个个抓髻娃娃、伏虎、下山虎、蛇盘兔、毛腿子大公鸡……
面对这些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张同道第一次发现了文字的苍白。“文学可以概括、描绘、刻画，但那都是作家的观察和提炼。‘苹果脸’‘丹凤眼’，照着这个形容去街上找人，能找回一个连队。”
留住她们和她们的剪纸，唯一的方法就是纪录片。1996年春节前夕，张同道和北京电视台的陈大力导演动身去陕北。第一站是藏在大山沟里的小村庙行，他们走进老艺人高金爱的家，架起机器，开始拍摄。那天正是除夕，他们从西安带来猪肉、白面和蔬菜，和高家人一起喝酒、唱歌，在窑洞的热炕上迎来新年。
那个春节，他们拍摄了安塞的白凤莲、常振芳和延川的高凤莲、佳县的郭佩珍，最后去旬邑拍摄“剪花娘子”库淑兰。靠着窗户哼唱着自编民歌的老太太，手持剪刀在纸上拐拐转转，所住的窑洞墙上贴满剪纸，就像一座美术馆。
两年后，《流年》拍摄完成。这是张同道与纪录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些年，中国纪录片蓬勃生长。主流平台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以每天8分钟的篇幅“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边缘文化有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四海为家》，记录“北漂”艺术家们的生活与思考。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透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纪录片的命脉。
1999年，张同道第一次自己动手拍摄，就决定寻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题材。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里寻寻觅觅，最后选中了西海南沿的蒋养房居委会。这里以平房为主，每院住着五六户人家，都是用木板砖头砌出的凸字小屋。
张同道在胡同里待了一年，拍摄居委会如何收清洁费、送耗子药、砸掉咸菜缸、调解居民纠纷，记录下居委会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的众生百态。
2001年秋天，《居委会》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展映。张同道的转行也正式完成，用他的话说，从此做了“文学的逃兵”，拐向纪录片的航道。
从《小人国》到《零零后》
“其实有时候，这些真实的人生，戏剧性一点也不弱于文学中的故事。”张同道感慨，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关注一群“00后”的孩子，已经14年了。
2006年，张同道去朋友李跃儿开的幼儿园芭学园参观，看着旁边玩耍的孩子们，突然动念，想拍一部关于幼儿园的纪录片。
摄像机架起，静静记录下孩子们的生活：“混世魔王”池亦洋披着超人披风，挥着棍子，扬言要把老师和小伙伴们“打成肉泥”;辰辰每天早晨都会等待南德，两人一起吃饭、游戏，直到放学回家;一一总是孤僻地坐在一边，不加入任何团体游戏，认真地说：“我喜欢一个人玩，我有选择的权利。”柔柔站在山坡上吹着风，陶醉地说：“风景风景，新的风景，我要呼吸一下风景。”
从2009年的《小人国》到2017年的电视纪录片《零零后》，再到2019年电影版《零零后》上线，张同道在追踪这群“00后”人生轨迹的同时，也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命题抛向观众：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学与留守、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二胎政策……
很多人拿《零零后》与BBC纪录片《人生七年》做对比，相比后者关注不同阶层的孩子命运，《零零后》拍的只是“北京三环内中产家庭的孩子”。张同道承认，用一部纪录片展现“00后”的全貌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一个人能代表一个群体，但每个人身上都蕴含一代人的DNA”。“我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统计学家，我只是简单地想讲一个关于几个孩子的成长故事。”
不久前，张同道又去拍了池亦洋。这个当年幼儿园中的“小霸王”，上小学后因为学习差、做不完作业，一次次在深夜大哭，直到遇上橄榄球，才慢慢找回自信，之后入选国家队，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橄榄球青年锦标赛。今年，他19岁，人在美国，马上要上大学。张同道过去待了十几天，拍了一组他在疫情中的生活。
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多元蓬勃到新世纪初的低落徘徊，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横空出世到2017年《二十二》斩获近2亿票房，张同道见证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在北师大讲课，要把纪录片的历史、流派和方法事无巨细地教给学生，但内心深处，却有自己偏爱的大师谱系。
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是张同道的英雄。这位带着摄像机远走西班牙战场、中国战场、古巴战场、越南战场的导演，如尖刀一样，插入时代的心脏。
还有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他的‘电影眼’理论，到现在还是非常棒的方法。他要我们通过电影的眼睛，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再用蒙太奇的方式，展开那些想象性的艺术意象。”
有时，张同道会不惜冒犯传统，让文学的幻象开进纪录片。在《文学的故乡》中，他让迟子建坐上马爬犁，驶回童年;让阿来徘徊在雾气朦胧的草甸，吟诵他最爱的惠特曼;让毕飞宇划船，经过油菜花海和小桥，遇见《玉米》里的三姐妹和《青衣》里的筱燕秋;让民间老艺人站在小石桥上唱《红高粱》的故事，九儿与余占鳌从远处慢慢走来……
兜兜转转，他最终通过纪录片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故乡。
张同道 1965年生于河北省，纪录片导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居委会》，代表作有《小人国》《零零后》等。2016年夏，率團队历时两年，跟随6位作家回到故乡，拍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年7月20日，《文学的故乡》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