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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变异不仅存在母语中，而且存在于二语习得中，本文针对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时产生变异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式对中介语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论述，主要从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讨论学习者中介语变异的影响。通过分析影响学习者中介语变异的因素，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语言内因素 语言外因素 变异研究模式
一、引言
中介语变异的研究已经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炙热的话题。当然，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时也会产生变异。比如，我让学生把这句话“写完作业后，我们就回家了”翻译成英语。他们经常翻译成 “Our homework having been finished， we went home.”事实上，正确地应翻译成“Our homework finished， we went home.”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变异。即第二语言习得者在试图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其语言能力往往会随着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呈现出系统的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 “中介语变异”。有关中介语变异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样化，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专家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介语的变异现象进行探索和分析。比如，Ellis曾将中介语可变性分为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但不少学者却指出那些表面看来十分自由的变异现象也可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目前我们的资料不够齐全或者研究方法不恰当而已。笔者十分赞同这一的观点，本文也主要从系统变异探讨中介语变异。
二、研究变异的理论框架
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今年来，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第一个角度是被语言学家们称作的“乔姆斯基式传统”，如white（1989）和Gregg（1989）。这一流派采用Taron的观点。即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同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变异被看做语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学习者潜在的知识系统。换言之：为了研究语言，有必要把学习者们的表现而不是把学习者们所知道的潜在的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变异的难题要通过区分“能力”和“表现”，通过建立语言能力的描述和解释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学习者语言的可变性与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它的目的是通过联系社会环境来研究语言。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中介语的研究者们旨在描述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社会语言能力，显然，两者之间是相关的。因此，学习者所知道的是第二语言系统的知识及如何把它们应用于实际的日常交流中。研究者们不是凭他们的主观直觉，而是用能反映真实语言应用的数据来证明这点。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只要能够证明：语言的应用既是可变的又是系统的，那么变异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第三个角度是心理语言学角度。心理语言学家主张从学习者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应用其语言知识的角度来解释变异。例如Eliss（1987）和Crookes（1987）发现，如果学习者的语言经过事先准备的，那么就是系统和规范的。否则就是变异性的了。因此，语言学角度忽视变异的存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角度则试图去描述和解释它。为了进一步探索有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因素导致的学习者语言变异的原因，作者将在下面两小节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研究者依据的理论模式不同，变异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侧重方面：（1）拉博夫范式，（2）动态范式，（3）社会心理学模式，（4）心理语言学模式等。
中介语变异受多种因素制约，本文旨在从语言内和语言外两个因素分析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因素，并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中介语变异研究理论模式和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启示。
三、影响中介语变异的两个主要因素
语言内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环境、语言功能和语言转移。语言外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比如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程度）、场景因素（语体、任务、说话对象等）、学习者个体特征（比如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种族等）。这里我仅从两个主要因素里选几个因素来解释。
1. 语言内因素
（1）语言环境
虽然没有一个中介语变异的理论完全基于语言语境这个因素，但是也有理论说明这一点，比如拉波夫范式和“形式-功能”模式都认为语言语境对中介语形式的变异有影响。有些变异的发生取决于语言形式相邻近的语音、词法或句法特征。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正面效应，与目标变异的数量高度相关。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负面效应，与非目标变异的数量相关[1]。最早研究语言语境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实验是由 Dickerson提出的，他 在 1974 年对十个日语学习者进行研究，设计了三项任务去检测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自由发言、对话的阅读和单词表的阅读。结果发现，变量的准确性与语言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R 这个目标变量在中元音之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高元音之前出现的频率最低[1]。
（2）语言功能
“形式-功能”模式的倡导者们认为中介语变异的现象应该由“形式-功能”关系模式来解释。研究者们也发现：语言学习者确实使用特定的形式来表达特定功能的语言。
Huebner 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证明“形式-功能”模式的最为详尽和有深度的研究之一。Huebner 对一个名为 Ge 的刚移民到夏威夷来的老挝苗族英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作了一个纵向研究。基于 Bickerton（1981）提出的语义场的概念，Huebner 把语言形式分为两种：【 /-HK】（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已经知道的信息）和【 /-SR】（具体谈论目标）。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名词短语可以被分成四种类型：（1）【-SR， HK】，在英语中被标记为 a，the 或零冠词加一个名词。（2）【 SR， HK】，在英语中标记为定冠词 the。（3）【 SR，-HK】和（4）【-SR，-HK】，都被标记为 a（单词可数名词前）或零冠词（复数或不可数名词前）。除了以上语义功能，Givon 的话题连贯性程度在分析数据时也被采用。Huebner（1983）研究了大量的语言形式，其中之一就是 Ge 对冠词的使用情况。研究表明最初 da 只被用于第二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但是如果名词短语是一个问题，零冠词会被选用。在语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da 几乎被用于四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在第三个阶段，da 在第四种名词短语中被省略掉，接着是第三者类型。在后续的研究论文中，Huebner（1985）展现了 Ge 是如何在第三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使用“a”。 研究表明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冠词的用法在特定的场合下用“形式-功能”模式分析呈现出高度的系统相关性。
2. 语言外因素
（1）心理因素
在拉波夫范式中，“言语的注意力”对学习者变化语体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即使 Ellis（1994）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方法，Tarone（1988）把它看成“心理处理模型”，仍有大量的研究使用这个方法论框架去研究中介语变异。Dickerson（1974），前文中已提及她的有关语言语境的实验，除此之外，她也做了“言语注意力”对中介语语体变异的影响的实验。实验结果证明学习者在自由论谈中使用“接近于目标语的变体”不那么频繁，而这个过程需要的注意力也相对更少。在读单词过程中需要的注意力最多，在对话-阅读的任务中需要的注意力居中。
（2）场景因素
任务：任务其实是指研究人员让学习者完成的作业形式。可以是口头表达，或者书面写作等，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学习者在不同语言任务压力下的具体表现。Larsen-Freeman（1976）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安排了五种不同的任务：说、听、阅读、写作和引发模仿语。结果发现，在词素的准确性方面，不同的任务带来的成功率是不一致的。
另一位学者Lococo（1976）也曾做过类似的实验，他发现在翻译作业中学习者在介词上所犯的错误比在自由写作和图片描述作业中多，而在这同样的两种情况下，学习者在形容词和限定词上犯的错又比后一种少。由此可以看出，学习者在翻译作业时把注意力放在了准确上，而在图片描述作业上更加关注如何清楚地表达思想。
这些研究都表明，任务不同会致使学习者语言发生变异。
说话对象：不少研究也表明说话对象的不同也会引起学习者语言发生变异。比如Beebe（1977）报道了他所观察到的一些双语者的话语转换情况。对象是一些身在曼谷的中国教师，他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泰语，并分别接受了一名泰国人和一名中国人（使用不带汉语口音的泰语）的采访。结果发现，当采访者是泰国人时，他们会使用较多的泰语变量。而当是中国人时，汉语的变量使用又比较多。
Tarone 与 Liu（1995）研究了谈话者在对话中所处的角色对中介语变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当 Bob 与他的老师们对话时，他很少打开话题，而更喜欢和倾向于在互动中作为回应；然而，当他与他的同龄人谈话时，Bob 明显处于一个更加自信的角色，打开话题，批评他同龄人的工作，整个谈话过程更加流畅。
（3）学习者的个性特征
社会阶层：Young（1988）在其研究中发现，水平较高的学习者 ，其名词复数形式的使用情况比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注意度也较高。
年龄：Cathcart（1983）研究发现学习者控制性行为和信息共享类行为的频率受对话者的年龄和对话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对话者是成人时，会产生更多的信息共享类语言（如：发出疑问、支持观点、回应别人的观点等）。而当对话者是小孩时，会产生更多控制性行为（如：宣告、表明、要求等）。
性别：徐大明（2004）和王虹（2007）性别因素对语言变异有着制约的作用。例如女性在自我指称用词“woman”和“girl”的选择上受到她们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
四、结语
从以上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中介语变异现象的产生，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就不对此一一展开。其实，在特定的场合下，这些因素还可以相互作用。所以为了更加准确的研究中介语变异，研究者需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然而，现有的大部分模式都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单一因素上，对多因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作者在论文中采用多因素分析法去研究和解释中介语变异。
通过对学习者中介语变异情况的分析，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多注重引导学生在非正式文体过程的思维训练，提高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使其在非正式文体过程中产出的中介语的准确率上升。
【参考文献】
[1]Tarone， E. 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1988.
[2]Young， R. Variation and the interlanguage hypothesi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 1988（10）： 281-302.
[3]蔡金亭.过渡语变异研究额理论框架：继承与发展[J].外语学刊，2004 （3） .
[4]杨连瑞，赖艳.中介语变异的多种因素分析与研究[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6 （3）.
[5]王鲁男.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变异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5） .
[6]丁言仁.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与外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陆萍等.中介语可变性研究的两个社会心理模式[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0 （3） .
【关键词】语言内因素 语言外因素 变异研究模式
一、引言
中介语变异的研究已经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炙热的话题。当然，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时也会产生变异。比如，我让学生把这句话“写完作业后，我们就回家了”翻译成英语。他们经常翻译成 “Our homework having been finished， we went home.”事实上，正确地应翻译成“Our homework finished， we went home.”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变异。即第二语言习得者在试图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其语言能力往往会随着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呈现出系统的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 “中介语变异”。有关中介语变异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样化，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专家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介语的变异现象进行探索和分析。比如，Ellis曾将中介语可变性分为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但不少学者却指出那些表面看来十分自由的变异现象也可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目前我们的资料不够齐全或者研究方法不恰当而已。笔者十分赞同这一的观点，本文也主要从系统变异探讨中介语变异。
二、研究变异的理论框架
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今年来，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第一个角度是被语言学家们称作的“乔姆斯基式传统”，如white（1989）和Gregg（1989）。这一流派采用Taron的观点。即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同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变异被看做语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学习者潜在的知识系统。换言之：为了研究语言，有必要把学习者们的表现而不是把学习者们所知道的潜在的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变异的难题要通过区分“能力”和“表现”，通过建立语言能力的描述和解释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学习者语言的可变性与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它的目的是通过联系社会环境来研究语言。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中介语的研究者们旨在描述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社会语言能力，显然，两者之间是相关的。因此，学习者所知道的是第二语言系统的知识及如何把它们应用于实际的日常交流中。研究者们不是凭他们的主观直觉，而是用能反映真实语言应用的数据来证明这点。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只要能够证明：语言的应用既是可变的又是系统的，那么变异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第三个角度是心理语言学角度。心理语言学家主张从学习者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应用其语言知识的角度来解释变异。例如Eliss（1987）和Crookes（1987）发现，如果学习者的语言经过事先准备的，那么就是系统和规范的。否则就是变异性的了。因此，语言学角度忽视变异的存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角度则试图去描述和解释它。为了进一步探索有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因素导致的学习者语言变异的原因，作者将在下面两小节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研究者依据的理论模式不同，变异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侧重方面：（1）拉博夫范式，（2）动态范式，（3）社会心理学模式，（4）心理语言学模式等。
中介语变异受多种因素制约，本文旨在从语言内和语言外两个因素分析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因素，并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中介语变异研究理论模式和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启示。
三、影响中介语变异的两个主要因素
语言内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环境、语言功能和语言转移。语言外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比如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程度）、场景因素（语体、任务、说话对象等）、学习者个体特征（比如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种族等）。这里我仅从两个主要因素里选几个因素来解释。
1. 语言内因素
（1）语言环境
虽然没有一个中介语变异的理论完全基于语言语境这个因素，但是也有理论说明这一点，比如拉波夫范式和“形式-功能”模式都认为语言语境对中介语形式的变异有影响。有些变异的发生取决于语言形式相邻近的语音、词法或句法特征。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正面效应，与目标变异的数量高度相关。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负面效应，与非目标变异的数量相关[1]。最早研究语言语境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实验是由 Dickerson提出的，他 在 1974 年对十个日语学习者进行研究，设计了三项任务去检测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自由发言、对话的阅读和单词表的阅读。结果发现，变量的准确性与语言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R 这个目标变量在中元音之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高元音之前出现的频率最低[1]。
（2）语言功能
“形式-功能”模式的倡导者们认为中介语变异的现象应该由“形式-功能”关系模式来解释。研究者们也发现：语言学习者确实使用特定的形式来表达特定功能的语言。
Huebner 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证明“形式-功能”模式的最为详尽和有深度的研究之一。Huebner 对一个名为 Ge 的刚移民到夏威夷来的老挝苗族英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作了一个纵向研究。基于 Bickerton（1981）提出的语义场的概念，Huebner 把语言形式分为两种：【 /-HK】（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已经知道的信息）和【 /-SR】（具体谈论目标）。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名词短语可以被分成四种类型：（1）【-SR， HK】，在英语中被标记为 a，the 或零冠词加一个名词。（2）【 SR， HK】，在英语中标记为定冠词 the。（3）【 SR，-HK】和（4）【-SR，-HK】，都被标记为 a（单词可数名词前）或零冠词（复数或不可数名词前）。除了以上语义功能，Givon 的话题连贯性程度在分析数据时也被采用。Huebner（1983）研究了大量的语言形式，其中之一就是 Ge 对冠词的使用情况。研究表明最初 da 只被用于第二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但是如果名词短语是一个问题，零冠词会被选用。在语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da 几乎被用于四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在第三个阶段，da 在第四种名词短语中被省略掉，接着是第三者类型。在后续的研究论文中，Huebner（1985）展现了 Ge 是如何在第三种类型的名词短语中使用“a”。 研究表明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冠词的用法在特定的场合下用“形式-功能”模式分析呈现出高度的系统相关性。
2. 语言外因素
（1）心理因素
在拉波夫范式中，“言语的注意力”对学习者变化语体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即使 Ellis（1994）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方法，Tarone（1988）把它看成“心理处理模型”，仍有大量的研究使用这个方法论框架去研究中介语变异。Dickerson（1974），前文中已提及她的有关语言语境的实验，除此之外，她也做了“言语注意力”对中介语语体变异的影响的实验。实验结果证明学习者在自由论谈中使用“接近于目标语的变体”不那么频繁，而这个过程需要的注意力也相对更少。在读单词过程中需要的注意力最多，在对话-阅读的任务中需要的注意力居中。
（2）场景因素
任务：任务其实是指研究人员让学习者完成的作业形式。可以是口头表达，或者书面写作等，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学习者在不同语言任务压力下的具体表现。Larsen-Freeman（1976）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安排了五种不同的任务：说、听、阅读、写作和引发模仿语。结果发现，在词素的准确性方面，不同的任务带来的成功率是不一致的。
另一位学者Lococo（1976）也曾做过类似的实验，他发现在翻译作业中学习者在介词上所犯的错误比在自由写作和图片描述作业中多，而在这同样的两种情况下，学习者在形容词和限定词上犯的错又比后一种少。由此可以看出，学习者在翻译作业时把注意力放在了准确上，而在图片描述作业上更加关注如何清楚地表达思想。
这些研究都表明，任务不同会致使学习者语言发生变异。
说话对象：不少研究也表明说话对象的不同也会引起学习者语言发生变异。比如Beebe（1977）报道了他所观察到的一些双语者的话语转换情况。对象是一些身在曼谷的中国教师，他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泰语，并分别接受了一名泰国人和一名中国人（使用不带汉语口音的泰语）的采访。结果发现，当采访者是泰国人时，他们会使用较多的泰语变量。而当是中国人时，汉语的变量使用又比较多。
Tarone 与 Liu（1995）研究了谈话者在对话中所处的角色对中介语变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当 Bob 与他的老师们对话时，他很少打开话题，而更喜欢和倾向于在互动中作为回应；然而，当他与他的同龄人谈话时，Bob 明显处于一个更加自信的角色，打开话题，批评他同龄人的工作，整个谈话过程更加流畅。
（3）学习者的个性特征
社会阶层：Young（1988）在其研究中发现，水平较高的学习者 ，其名词复数形式的使用情况比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注意度也较高。
年龄：Cathcart（1983）研究发现学习者控制性行为和信息共享类行为的频率受对话者的年龄和对话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对话者是成人时，会产生更多的信息共享类语言（如：发出疑问、支持观点、回应别人的观点等）。而当对话者是小孩时，会产生更多控制性行为（如：宣告、表明、要求等）。
性别：徐大明（2004）和王虹（2007）性别因素对语言变异有着制约的作用。例如女性在自我指称用词“woman”和“girl”的选择上受到她们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
四、结语
从以上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中介语变异现象的产生，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就不对此一一展开。其实，在特定的场合下，这些因素还可以相互作用。所以为了更加准确的研究中介语变异，研究者需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然而，现有的大部分模式都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单一因素上，对多因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作者在论文中采用多因素分析法去研究和解释中介语变异。
通过对学习者中介语变异情况的分析，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多注重引导学生在非正式文体过程的思维训练，提高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使其在非正式文体过程中产出的中介语的准确率上升。
【参考文献】
[1]Tarone， E. 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1988.
[2]Young， R. Variation and the interlanguage hypothesi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 1988（10）： 281-302.
[3]蔡金亭.过渡语变异研究额理论框架：继承与发展[J].外语学刊，2004 （3） .
[4]杨连瑞，赖艳.中介语变异的多种因素分析与研究[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6 （3）.
[5]王鲁男.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变异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5） .
[6]丁言仁.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与外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陆萍等.中介语可变性研究的两个社会心理模式[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