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上打开着一本两位颇有名气的外国发展经济学家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下简称《先驱》)。编者之一的G·M·迈耶在“序”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家们受到了紧迫的发展问题的挑战。以后十年中，几篇重要文章与官方报告以及几本专著逐渐支配了发展思想，这些著作的作者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中译本第24页)翻来覆去地看，企图从中找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来，但结果令人失望。我不再怀疑自己的眼睛了，转而怀疑这些老外是否抱有偏见。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难道竟成了西方人的专利？显然不是。记得若干年前，我们的论坛上曾经宣传说：一位来华讲学的世界银行学者告诉他的中国听众：“发展经济学的创始者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应该说，张培刚先生得此殊誊颇为福气，因为他一九四七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毕竟是在美国、而且还是用英语出版的(现已有中译本)，不懂中文的外国先生们终究看得懂，因此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偶然还会被提起。然而，就连这样的创始者也还是被排除在《先驱》一书之外，连个名字也见不到，更不用说得到应有的肯定。不过，张先生还是幸运的(我充分肯定张先生的贡献，这里是在与其他国人作比较才这样行文)。事实上，中国还有众多张培刚一样的人物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可惜他们的著作是在中国、用中文出版的。例如，一九四五年前后刘大钧先生主持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就出版了十本一套丛书，每本书都冠以《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等带有“工业化”字样的名称。当然，也还有“中国工业化丛书”及其他一些单行本问世。这批书，老外看起来如同天书一般，当然不会去一翻，且不说一提。事实上，在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后生仔看来，这批书之研究起点、研究深度与写作水平，并不亚于《先驱》一书编者们提到的一些创始作。国人命运之可悲哀，于此可见些许。
　　不但外国人瞧不起(也许还有无知、忽视，但这同样是不严肃的研究)，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屑一顾或不予一顾，这才真正可悲哀。这乃是我主要想说的另一种民族虚无主义。
　　一般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指的是崇洋媚外，数祖忘典，一切觉得“洋”字号的好，甚至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已经过数十年批判，因而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童叟皆能识之，批判之。我所谓的“另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决不这样显露，它打的可能还是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旗号，却往往以古为香，不屑言近。譬如，当他们祭起批判大旗，论证中国历史之并不虚无而且有过光辉灿烂时，总忘不了列数古代四大发明、中华武术、气功、青铜器，还有充满神秘而又似乎包含真理的《易经》、儒学开山之祖的《论语》、说不准作者是谁的《道德经》。随着地下发掘之新发现，还可以加上宋代海船、西汉王墓，秦兵马俑等新证据。一切的一切，越古越好，近代则无所谓。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了这种令人费解的论证，似乎中国近代研究一片灰暗。难道是因为那位伟人曾经宣布说中国“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或者是因为这位伟人曾经谈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而未说起过孙中山之后是否要总结，从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我们主张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之教育时，我们大谈古代之地大物博、道德哲学、创造发明，近代则只讲丧权辱国史、革命打天下，而不讲近代建设性一面。当我们主张讲究计划生育、经济效益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口过多、资源有限、资金不足、管理欠佳、技术落后。事实上，在近代，我们的另一些先人们对诸如人口、资源、技术、资金、管理等问题确实已做过有建设性的研究。他们虽然没有拿起刀枪闹革命，或者热血沸腾地投入工运学运农运中，然而他们以一颗善良的知识分子之心从事着某些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按照国情来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信心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不失其意义。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杰拉尔德·迈耶和达德利·西尔斯编，谭崇台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版，4.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