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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是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之一。但很多时候，教师都纠结于“要我命题”与“题要我命”之中，如何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确是一个难解之结。本文试图以叙事的笔触，复原笔者围绕一则材料的命题实践，庶几对解决上述问题有所启发。
首先来看这段经典材料：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自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及为帝，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与光武同游学，……见各本传。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①
此类揭示变化的材料，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命题者可资利用的富矿。先解读这段材料，第一层，光武帝时期诸功臣有儒者气象，而汉高祖时期功臣多无赖之徒；第二层，光武帝少年时代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登基后，热衷讲经伦理，本是他天性喜好儒学；第三层，遍检《后汉书》，罗列光武帝时期诸功臣浸染儒学的情况，作为有力论据；第四层，君臣喜好儒术固是一时风气使然，亦是光武帝助推之功。此则材料还透露了赵翼用归纳法进行比较研究的研史方法。
此则材料揭示了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转捩点，张帆教授给出如下分析：“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状况不同，东汉创业集团大都出自两汉之际的‘士族大姓’。这一阶层形成于西汉后期，主要是‘独尊儒术’的结果。独尊儒术使战国以来学说门派各异的‘士’逐渐归于儒学一统之下，其数量大增，并且往往不再以个体‘游士’的形象出现，而是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一方面豪强大姓多遣子弟读经入仕，从而士族化，另一方面贫寒士人发迹后也会用政治特权扩张家族的经济实力，士族大姓因而产生。”②那么据此出选择题就变为易事，如：
清朝学者赵翼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下列对出现“儒者气象”的原因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百家思想消失
B.正统思想发生了变化
C.民间积极向学
D.《四书》纳入考试范围
此则材料所涉史事是人民版必修三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的重要教学内容。自2009年浙江自主命题以来，此专题年年都有考查，其地位之崇隆可见一斑。如果只是出出选择题，则材料的使用势必大打折扣。一个大设想由此产生：以此则材料为支点，“瞻前顾后”，命制系列主观题，一则力求做到既能涵盖本专题所涉知识点，又能看出“各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都曾发生过相应的历史变化”；①二则力求做到兼顾知识与能力，以适应高三一轮复习的要求。这个想法是坐而思的灵光一现，其后但凡看到与上述设想相关的资料都分外欣喜，笔之于书，这也正是我对命题葆有持续的温情和激情的原因之所在。
我最先以此则材料为时间起点，命制了如下试题：
题1：材料一：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指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引者注），通大义。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
材料二：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伎文学有密切关系……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②
材料三：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与唐代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
——钱穆《国史大纲》③
（1）结合所学知识，揭示导致材料一中所示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指出唐、宋士大夫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士大夫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
此题涵盖了“汉代儒学”和“理学”两个重要的知识点。对“理学”的考查，涉及了北宋五子、南宋朱熹及陆九渊的重要主张，可以说差强人意，但对“汉代儒学”的考查则远远不够。因此我又命制了另外一道题，以此则材料为时间终点，回望春秋战国和汉武帝时代。试题如下：
题2：材料一：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我想称它为“人间性”。……中国“道”的人间性更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先秦诸子，……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④
材料二：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认为秦朝是乱世……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就叫“更化”。……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⑤
材料三：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指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引者注），通大义。……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
（1）结合先秦儒家、法家、墨家的思想主张论证材料一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3）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材料三中所示变化的原因。
这样往前一延伸，“百家争鸣”这个知识点就照顾到了，既重点考察了先秦儒学又兼及法、墨。因课本未涉及道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知识，故不横生枝节，自寻烦恼。同时通过材料二，一是较完整地考查了教科书所及董仲舒的思想主张，避免片面强调其主张“大一统”；二是此则材料，从宏观到微观，从虚入实，从逻辑上理顺了董仲舒的思想。教科书中分两段叙述，第一段讲“推行教化，养士求贤”，当“更化”须“更化”和君主受命于天，复另起一段讲“一统”，①实不利于教与学。
命题至此，围绕这则经典材料的使用算是告一段落，但材料所揭示的“儒学发展”这条线尚未完成，整个专题所涉及的知识点也未能涵盖。因此，我又以题1材料三为时间起点，命制了下面这道题：
题3：材料一：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与唐代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清朝）大批学者沿着顾炎武等人倡导的实证研究一途，反对空言性理，致力于用考据方法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形成了被称为“汉学”（因其治经方法近似汉儒）的新学风。相反理学则被称为“宋学”，受到冷遇。……清朝汉学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高的学术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脱离现实，于时事无补。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②
材料三：（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则徐外，还有魏源……等。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③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此种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
（2）材料二中，清朝的学风发生了什么转变？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此种学风与顾炎武等思想家的不同。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思想的积极影响。
此题沿着宋代理学，首先考查了“明清之际思想活跃局面”，又有考查了“新思想的萌发”，试图为命题的延续做铺垫。材料二和第（2）问用意有三：一是为专题导语“当程朱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以后，明清时期一些有批评精神的学者再一次开创了思想活跃的局面”，④提供一个注脚。二是教科书专题三第一课有一段话：“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读书人大多埋首经书，远离社会现实，他们与统治者一样，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能自拔。”⑤教科书的编写由清初跳到晚清，由经世致用跳到埋首经书，学生会感觉突兀，因此通过清朝汉学与清初顾、黄、王经世致用思潮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三是从命题技巧上，为第（3）问张目。
以上三道题，较好地完成了笔者最初的设想，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解读和获取信息”，“调动与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考查要求，能较好地服务于高三一轮教学。在命题过程中，我也形成了如下几点认知：
第一，认真解读经典材料，这是我们命题能否起步的关键。新课改以来，看看教师的ppt就知道，我们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能力大大增强，但能否用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周崴老师提出的咀嚼经典材料的三步对命题很有启发，即“在宏观解读经典材料的过程中把握其主体信息”，“在回到‘历史现场’中深化对经典材料的理解”，“在变换视角中拓展对经典材料的认识”。①这其实涉及对材料的“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研读，应该贯穿命题始终。
第二，认真领会专题主题，这是我们命题能走多久的支撑。人民版教科书在每个专题前都编写了“导语”和“学习建议”，这对我们命题重点的选择和主题的把握，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次命题实践始终抓住了“导语”的主线，把知识、能力、价值观融合起来。
第三，认真阅读名家著作，这是我们命题能否出彩而不出错的保证。我非常认同“张元之问”：“我们讲到中国远古的历史，会提及安特生、李济和张光直吗？讲到秦汉，会提及钱穆的《秦汉史》吗？讲到中古时代，会提及陈寅恪的一些重要观点吗？讲到元代，会提及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吗？”②上述三题引用了赵翼、钱穆、陈寅恪、翦伯赞、余英时等史学名家的论述，为试题增色的同时，也保证了试题的科学性。如题1的第（2）问，原来的设问是：“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与宋朝士大夫精神的关系。”但在认真阅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后，我改成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士大夫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个中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思考。
总之，我们平时命题应该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应该立足知识点，持之以恒，形成序列。同时，加强阅读，扩大我们的视野，做好收集整理材料的工作，以备不时之需。惟其如此，我们对命题才会有别样的情怀。
【作者简介】方军，男，197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首先来看这段经典材料：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自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及为帝，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与光武同游学，……见各本传。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①
此类揭示变化的材料，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命题者可资利用的富矿。先解读这段材料，第一层，光武帝时期诸功臣有儒者气象，而汉高祖时期功臣多无赖之徒；第二层，光武帝少年时代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登基后，热衷讲经伦理，本是他天性喜好儒学；第三层，遍检《后汉书》，罗列光武帝时期诸功臣浸染儒学的情况，作为有力论据；第四层，君臣喜好儒术固是一时风气使然，亦是光武帝助推之功。此则材料还透露了赵翼用归纳法进行比较研究的研史方法。
此则材料揭示了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转捩点，张帆教授给出如下分析：“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状况不同，东汉创业集团大都出自两汉之际的‘士族大姓’。这一阶层形成于西汉后期，主要是‘独尊儒术’的结果。独尊儒术使战国以来学说门派各异的‘士’逐渐归于儒学一统之下，其数量大增，并且往往不再以个体‘游士’的形象出现，而是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一方面豪强大姓多遣子弟读经入仕，从而士族化，另一方面贫寒士人发迹后也会用政治特权扩张家族的经济实力，士族大姓因而产生。”②那么据此出选择题就变为易事，如：
清朝学者赵翼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下列对出现“儒者气象”的原因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百家思想消失
B.正统思想发生了变化
C.民间积极向学
D.《四书》纳入考试范围
此则材料所涉史事是人民版必修三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的重要教学内容。自2009年浙江自主命题以来，此专题年年都有考查，其地位之崇隆可见一斑。如果只是出出选择题，则材料的使用势必大打折扣。一个大设想由此产生：以此则材料为支点，“瞻前顾后”，命制系列主观题，一则力求做到既能涵盖本专题所涉知识点，又能看出“各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都曾发生过相应的历史变化”；①二则力求做到兼顾知识与能力，以适应高三一轮复习的要求。这个想法是坐而思的灵光一现，其后但凡看到与上述设想相关的资料都分外欣喜，笔之于书，这也正是我对命题葆有持续的温情和激情的原因之所在。
我最先以此则材料为时间起点，命制了如下试题：
题1：材料一：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指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引者注），通大义。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
材料二：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伎文学有密切关系……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②
材料三：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与唐代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
——钱穆《国史大纲》③
（1）结合所学知识，揭示导致材料一中所示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指出唐、宋士大夫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士大夫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
此题涵盖了“汉代儒学”和“理学”两个重要的知识点。对“理学”的考查，涉及了北宋五子、南宋朱熹及陆九渊的重要主张，可以说差强人意，但对“汉代儒学”的考查则远远不够。因此我又命制了另外一道题，以此则材料为时间终点，回望春秋战国和汉武帝时代。试题如下：
题2：材料一：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我想称它为“人间性”。……中国“道”的人间性更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先秦诸子，……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④
材料二：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认为秦朝是乱世……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就叫“更化”。……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⑤
材料三：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指入太学，从许子威学《尚书》——引者注），通大义。……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东汉功臣多近儒”
（1）结合先秦儒家、法家、墨家的思想主张论证材料一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3）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材料三中所示变化的原因。
这样往前一延伸，“百家争鸣”这个知识点就照顾到了，既重点考察了先秦儒学又兼及法、墨。因课本未涉及道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知识，故不横生枝节，自寻烦恼。同时通过材料二，一是较完整地考查了教科书所及董仲舒的思想主张，避免片面强调其主张“大一统”；二是此则材料，从宏观到微观，从虚入实，从逻辑上理顺了董仲舒的思想。教科书中分两段叙述，第一段讲“推行教化，养士求贤”，当“更化”须“更化”和君主受命于天，复另起一段讲“一统”，①实不利于教与学。
命题至此，围绕这则经典材料的使用算是告一段落，但材料所揭示的“儒学发展”这条线尚未完成，整个专题所涉及的知识点也未能涵盖。因此，我又以题1材料三为时间起点，命制了下面这道题：
题3：材料一：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与唐代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清朝）大批学者沿着顾炎武等人倡导的实证研究一途，反对空言性理，致力于用考据方法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形成了被称为“汉学”（因其治经方法近似汉儒）的新学风。相反理学则被称为“宋学”，受到冷遇。……清朝汉学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高的学术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脱离现实，于时事无补。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②
材料三：（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则徐外，还有魏源……等。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③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此种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
（2）材料二中，清朝的学风发生了什么转变？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此种学风与顾炎武等思想家的不同。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思想的积极影响。
此题沿着宋代理学，首先考查了“明清之际思想活跃局面”，又有考查了“新思想的萌发”，试图为命题的延续做铺垫。材料二和第（2）问用意有三：一是为专题导语“当程朱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以后，明清时期一些有批评精神的学者再一次开创了思想活跃的局面”，④提供一个注脚。二是教科书专题三第一课有一段话：“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读书人大多埋首经书，远离社会现实，他们与统治者一样，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能自拔。”⑤教科书的编写由清初跳到晚清，由经世致用跳到埋首经书，学生会感觉突兀，因此通过清朝汉学与清初顾、黄、王经世致用思潮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三是从命题技巧上，为第（3）问张目。
以上三道题，较好地完成了笔者最初的设想，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解读和获取信息”，“调动与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考查要求，能较好地服务于高三一轮教学。在命题过程中，我也形成了如下几点认知：
第一，认真解读经典材料，这是我们命题能否起步的关键。新课改以来，看看教师的ppt就知道，我们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能力大大增强，但能否用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周崴老师提出的咀嚼经典材料的三步对命题很有启发，即“在宏观解读经典材料的过程中把握其主体信息”，“在回到‘历史现场’中深化对经典材料的理解”，“在变换视角中拓展对经典材料的认识”。①这其实涉及对材料的“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研读，应该贯穿命题始终。
第二，认真领会专题主题，这是我们命题能走多久的支撑。人民版教科书在每个专题前都编写了“导语”和“学习建议”，这对我们命题重点的选择和主题的把握，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次命题实践始终抓住了“导语”的主线，把知识、能力、价值观融合起来。
第三，认真阅读名家著作，这是我们命题能否出彩而不出错的保证。我非常认同“张元之问”：“我们讲到中国远古的历史，会提及安特生、李济和张光直吗？讲到秦汉，会提及钱穆的《秦汉史》吗？讲到中古时代，会提及陈寅恪的一些重要观点吗？讲到元代，会提及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吗？”②上述三题引用了赵翼、钱穆、陈寅恪、翦伯赞、余英时等史学名家的论述，为试题增色的同时，也保证了试题的科学性。如题1的第（2）问，原来的设问是：“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与宋朝士大夫精神的关系。”但在认真阅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后，我改成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士大夫精神在理学中是如何体现的”。个中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思考。
总之，我们平时命题应该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应该立足知识点，持之以恒，形成序列。同时，加强阅读，扩大我们的视野，做好收集整理材料的工作，以备不时之需。惟其如此，我们对命题才会有别样的情怀。
【作者简介】方军，男，197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