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发了一篇文章，谈“自信的心理学研究”。文章发表后，有不少朋友和我讨论，多次提到一个引发大量点击的视频—— “中国人为什么不自信”。
　　中国人真的不自信吗？针对这个问题，心理学家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198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弗兰克·耶茨应邀到北大访问，他给我们发了一套问卷，正好是“自信心理的客观测试”。耶茨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询问人们对一些客观问题的回答，来间接推测其自信水平。其中一道问题是这样的：
　　土豆在什么样的气候环境下成熟得更快一些？A、寒冷的气候;B、温暖的气候。请你分别选择A或者B，并判断一下你回答/选择这个答案的自信水平。
　　几年之后，弗兰克·耶茨报告了他在北京大学所做的调查结果。他意外地发现，中国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比美国大学生更加强烈的“过度自信”倾向。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同学更加笃定。
　　此前，英国心理学家菲利浦和劳伦斯也报道过类似的发现。其后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基本的结论就是：起码在对有关“知识”“概率”“趋势”“规律”等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中国人的自信水准往往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文化差异呢？耶茨等人推断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教育制度强调唯一正确的答案，使得学生不习惯进行批判性思维。因此，一旦确认某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就更愿意相信自己已经选择的答案。这种不善于从反例/反证的角度去思考的倾向，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过度自信”的偏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紓教授，曾对新加坡华人和大陆国人在“过度自信”的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也证明了这种文化差异主要是由教育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文化所引起。他发现，新加坡华人信奉的也是中国文化，但由于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是西化的，因此新加坡学生并没有“过度自信”的倾向。
　　有段时间，很多文化心理学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虽然多数中国人在知识问题上、信息判断上、趋势预测上表现出较多的“过度自信”，但在对自己的判断上，如对自己的能力、智力、自尊心和自大倾向上不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偏差。可是，越来越多的新研究发现，在与“自我”有关的问题上，被调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类似的自信偏差。
　　例如在股市投资方面，为什么很多人相信自己一定会赶在泡沫破灭之前离场？为什么会相信我们的能力会比经济的科学规律还要有效，还要强大？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自己在股市应该挣钱，而别人在股市是应该接盘？就是因为存在这种非理性的“过度自信”，使得我们成千上万的散户在机构面前、庄家面前、政府面前输得一干二净。
　　产生对自己把握股市变迁盲目自信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接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甚至连自己偶尔产生的不同意见，我们都会刻意地否定。当股市疯涨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变化、聊股市、说自己赚多少钱，以此来给自己的自尊心增添一些证据。但当股市一片凄惨时候，我们都刻意地回避股市，不说它、不看它、不想它，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出现这种不对称的行为，恰恰就反映了：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过度自信”，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去了解现实、尊重现实、关注现实。
　　还有一种“过度自信”，就是在对待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自然灾害时。在遭遇自然灾害前，飞机、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最理性的方法应该是回避——停船、停飞、躲避、等待。但是我们很多的乘客，坚定地相信，自己不会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自己永远是那幸运儿中的一员。
　　交通部门由于自然条件而推迟、改变或等待的时候，我们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的反对意向，比如最近因天气原因频繁导致航班延误，而引发的机场闹事事件。这些都是 “好事一定发生在自己身上，坏事一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虚假的自信心的表现。
　　我不同意“我们中国人民不自信”的说法。我要强调的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使得很多人没有形成批评性的思维，只会单方向地去思考某个问题;而一旦这个单方向的印象、倾向和偏好形成之后，无论多少的反面证据都不能改变他已经形成的、自我任性的观念——这偏偏是“过度自信”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