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的烦恼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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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朱华。

  儿科缺医生、儿科医生太辛苦、儿科医生“穷”、孩子看病排队长、儿科就医体验差……儿科存在的这些问题,前几年不仅引起社会热议,更连续多年成为两会最热话题之一。
  每个有孩子的家庭,最怕的事大概就是孩子生病。孩子生病家长焦虑,挂号难、候诊时间长又进一步加重了焦虑感。特别是每年开学季和秋冬季,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多了,病毒、细菌、支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特别多。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季,不仅家长怕,儿科医生也很怕。中国儿科服务资源本来就不足,再加上儿科资源分布不均,这让很多医院的儿科医生每天疲于接诊患者。上班不敢喝水、不能上厕所,经常夜班连白班等等超负荷的工作状态,成为儿科医生的日常。渐渐地,儿科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经过多方呼吁,各地出台了不少提振儿科的政策,在国家医改分级诊疗目标的要求下,基层儿科的能力提升也成为了必须完成的任务。
  几年过去了,儿科缺医生的情况缓解了吗?儿科医生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了吗?2020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新民周刊》对全国各地各个层级医院的十多位儿科医生进行了采访。

多年呼吁,儿科困境受到重视


  2019年10月金秋,中国北方寒意渐浓,南国珠海却是暑热未退。珠海国际会议中心最大的会场,几千名儿科医生齐聚,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开幕。
  大会主持人、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候任会长、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孙锟教授所作的一个报告,医生们听得特别认真。报告的主题是《对中国儿科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点看法——基于全国儿科医生调查数据》。
  报告基于的调查,于此前的2019年7月刊登在美国儿科学会官方学术期刊《儿科学》(Pediatrics)上。这是中国儿科医生最近一次的全国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有135524名儿科医生,每万名儿童中只有4名儿科医生。2019年为基准的近三年,有一成儿科医师流失,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最高,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调查结论指出中国儿科发展中存在的五个主要矛盾:第一,儿科医生数量缺乏;第二,儿科医生分布不均;第三,儿科医生学历层次不高;第四,儿科的工作负荷分布差异大;第五,负荷重,流失率高。按照计划,今年孙锟教授团队将启动下一轮中国儿科医师调查,新的数据可以反映儿科医生最新的情况。
  孙琨教授的调查说明,儿科不够吸引人才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得到改变,但与过去无人关心相比,经过社会多个层面的呼吁,儿科的困境如今已经受到了极高的重视。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朱华作为自治区政协委员,连续多年的提案都是关于儿科医生的。
  2020年的自治区两会上,朱华的提案是“提升对儿童外科疾病的诊治水平,以满足儿童就医需求”。2018年她的两会提案是“加强县级公立医院儿科建设提升儿科临床服务能力”;2017年的提案是“加快落实儿科培养规划”;2016年是“内蒙古儿科医疗资源要为‘全面两孩’做好准备”。她的提案,在两会上总是受到特别的重视,曾经两次在会上做主题发言,同一名委员两次大会发言的情况并不多见。“可能因为我说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我们都是家长,带孩子看病大家都觉得难。”朱华主任说。
  多年呼吁之后,一些有能力的地区或者医疗机构,开始在政策上对儿科倾斜。特别是综合性医院内的儿科,从过去的无人关心,到现在可以享受一些来自医院的“福利”。
  新疆儿童医院副院长罗新辉告诉记者,综合性医院会通过绩效考核或者补贴形式,对儿科进行一些倾斜。罗新辉副院长所在的新疆儿童医院,刚从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独立建院,她能明显地感受到,一旦儿科要独立生存,靠正常的医疗服务收入,要维持员工们的待遇还是很艰难的。她现在希望随着新疆儿童医院特色、优势的凸显,逐渐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
我国2014年流失儿科医生城乡的年龄构成。制图/ 刘绮黎
我国2014年流失儿科医生城乡的学历构成。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儿科资源调查白皮书》

  蘭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李宇宁,这些年跑了很多基层医院,带着团队帮助基层医院儿科在技术上进步。每次到基层医院,他总是要“苦口婆心”地向医院管理层宣扬儿科的重要。
  儿科是“哑科“,孩子不能描述自己的感受;儿科疾病常常进展快,特别是像肺部感染这样的疾病,如果病情加重家长难以接受。因此儿科一直被认为是“麻烦”的学科。同时儿科收入少,儿科医生待遇低,多年下来很多基层医院儿科老化或者萎缩,有的医院干脆关停了儿科。
  “儿科经济效益小,但社会效益大,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要做好儿科。”李宇宁主任说,近年来不少基层医院要通过等级评定,儿科也是评审的内容之一,他总是呼吁医院借等级评定的机会,多多地关心儿科、发展儿科。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李宇宁。
  自上而下重视儿科的氛围已经形成,只是在资源分配的方法上,很多地方处于探索的阶段。
  要让儿科变得更有吸引力,儿科医生收入提高是一方面,儿科医生的职业发展空间也是儿科医生们看重的。近几年,区域的学科带头人们,身体力行地通过建立医联体、开办培训班、下基层指导、举办各种学术活动等方式,一方面帮助儿科医生提升技术水平,一方面为儿科医生的发展创造平台。“培训很多,只要你有时间,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学习。”一位身处长三角的乡镇卫生院儿科医生说。
  当然,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医生要想学习,不仅机会多、代价也不大,因此大家热情很高。但在落后偏远地区,基层儿科医生要出门学习,动力可能就没那么大。“出去学习收入上少3000元,学习花掉3000元,一进一出就是6000元。如果没有医院的支持,基层医生就很难有动力去学习。”一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科带头人说。

儿科资源不均,偏远基层最难


  越是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事业,越是考验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儿科上,这个规律体现得非常明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偏远基层,儿科发展依旧很难。
  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面积相当于中国南方十来个省面积加起来的总和,人口密度低,“锡林郭勒每平方公里才5个人,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才300多万人口,人口最多的包头市也只有400多万人口。”朱华任内蒙古自治区多个儿科学术组织的主任,因此对内蒙古儿科服务的情况十分熟悉。
  她向《新民周刊》介绍,内蒙古自治区每年新出生孩子在16万到20万,由于少数民族本来就二孩政策,因此全国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增加不是特别明显。在内蒙古的主要城市,由于大医院服务能力比较强,孩子看病不会像一线城市那样需要等待好几个小时,“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治”。
  内蒙古真正的儿科看病难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牧区。“像锡林郭勒、阿拉善等等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医院都很远,就医的及时性就比较难保证。”解决“远”和“散”,首先要有人。近年来医学院校恢复了儿科专业,但等学生们毕业做儿科医生还要好几年,远水解不了近渴。自治区每年也在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力度,通过帮扶托管、外送培训等努力,部分地区儿科正在成型成长,但短时间内显然很难满足较大缺口。
  2015年,国家出台儿科医生转岗培训方案,要求接受转岗培训的医生必须符合本科以上学历的条件,但对于内蒙古,旗县招一个本科医师都非常困难,医护人员中本科学历只有三分之一,大多数人是专科学历。
  因地制宜,内蒙古儿科转岗培训走了一条“宽进严出”的道路。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同意,自治区将儿科转岗医师报名“门槛”降低为专科,并允许蒙医和中医报名。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80个旗县级医院的内科、妇产科、儿科、蒙中医等不同科的80名医师,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启为期1年的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项目负责人朱华说,报名门槛降低,但考核标准没有降低。培训医生要经过2次考核和日常培训手册的综合评比。在进入临床实践培训前,所有接受儿科转岗培训的医师将接受为期一个月的理论知识培训。通过所有考核后,除蒙医、中医和原本是儿科医师外,所有合格的医师将在其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内加注“儿科专业”,他们在原专业和儿科专业均可执业。
  “在内蒙古,尤其边远的农牧区,医生少。如果内科医生也可以看儿科,那么爷爷可以领着孙子看同一个医生。对于医生来说,业务量大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很实用的一个办法。你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不然的话让内科医生改成儿科他还是要跑掉的。”朱华主任说。

“寂寞”事业上的幸福感


  都说儿科苦,但依旧有13万儿科医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作为儿科医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和别人不太一样。
2014年各省直辖市每千名儿童医生数与儿科医生人均门急诊量

  新疆儿童医院副院长罗新辉,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回到乌鲁木齐,开始在医院开展儿童血液病的诊治。
  去年,一位家长告诉罗新辉喜讯:孩子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了!家长想邀请罗新辉和当初治疗孩子的医护人员一起吃饭。这个孩子曾因为患白血病在罗新辉科室接受治疗,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说还记得罗医生,但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初吃的苦。“当时吃了很多苦,做了20多次骨髓穿刺和腰椎穿刺。”罗新辉说,每次看到治疗痊愈的孩子考上大学,有的已经成家生了孩子,她的心里是最幸福的。
  罗新辉说,家长和孩子的信任,就是对儿科医生最大的鼓励。在她的科室里,这样的场景常常上演:一开始孩子进穿刺室在里面哭,家长在外面哭;几次以后,孩子在里面哭,家长在外面聊天;时间再长一些,孩子在里面做骨穿,家长们干脆都不等了。“家长对我们太放心了,他们知道我们技术好,对孩子照顾得也好。”
新疆儿童医院副院长罗新辉与同事一起讨论病例。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李宇宁已经做了35年儿科医生,尽管有很多机会可以转其他专业,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放下儿科。如今回想,他觉得这样的选择“不亏”。
  他说,做医生十年左右,可以独立诊治病人时,开始体会到成就感。“尤其是把一个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种成就感不是可以用什么东西、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辛苦几天几夜救治成功了,确实很满足。”
  有时候医生诊治的并非什么疑难疾病,但对于病人来说却改变一生。前几年,一名家长走进李宇宁的诊室就跪下了。“他叫我李叔,说孩子是我救的,我慢慢才想起来。”这个孩子10个月大时,被家人带到李主任这里。经过诊断,孩子患的是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代谢障碍,从小就必须用去苯丙胺酸的饮食或者奶粉喂养,才能避免脑损伤,但基层医院没有及时诊断出疾病。“孩子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脑损伤了,损伤持续太久就不可逆了。”
  经过干预,孩子病情好转,如今已经上学。李宇宁了解到,这家人前几年在外地生活,那一次是专门回到兰州感谢他。“我们做医生把孩子的病治好了,他就信你一辈子,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我这个医生没白做。”
  李宇宁教授快退休了,过去不太开车的他现在经常练车,他准备退休后到甘肃各个贫困县帮扶儿科,发挥余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年的经验,都交给年轻人。”
  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大多數会谈起对孩子的喜爱。喜欢孩子的人,大多保留着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儿科医生的幸福感,源于对美好生命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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