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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姜文作为一个特殊的作者导演，他的每部作品都能为观众提供一场视觉盛宴，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影像风格。纵观他的四部作品，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非正常角色，或傻子或疯子，这些特殊的角色承担着别具魅力的象征含义。
[关键词] 姜文电影 傻子 疯子 象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13
迄今为止，姜文作为一个导演，已经创作了四部影片，从创造票房奇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再到《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每一部作品在赚足观众眼球的同时，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比较这四部影片，很容易地看到，姜文作为一个特殊的导演所一贯坚持的作者风格，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貌似的巧合——每部作品当中都有一个“疯子”或“傻子”形象，或许可以将此看作是姜文的“疯子情结”。
在现实生活中，“疯子”或“傻子”，一般指那些精神异常的人，其认知、情感、意志、动作行为往往与常人有明显的异常。在影视作品里，也会有这类疯癫的人物。这些疯子形象是带有个性的角色，他的观点、态度、行为与电影中的其他人物有明显的区别，即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个性，而这些个性正是导演所赋予的特殊意义符号。电影中的疯子具有现实世界的疯子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界定为疯子，并可以得到观众的认同，但是电影中的疯子更多的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性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建立在虚构前提之上的真实，是一种根植于现实本质之上的审美化的真实。”本文便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姜文电影中的疯子形象。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傻子“古伦木”
影片中傻子总是呆滞憨笑的脸上带着一些污垢，其在一根木棍上伸长脖子高喊。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子，马小军在大门口等米兰时有他；米兰约马晓军一起玩时有他；甚至马小军等人会因为有人欺负他而去为其报仇。傻子基本是游离在情节边缘，但却是为片子点睛的象征性人物。
电影中傻子经常用的简短的“欧巴”、“古伦木”台词，片子没有给予正面解释，没有交代傻子为什么喊这些话，没有交代台词的出处和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片子中的时代稍微分析，这些外来语很可能来自苏联或是其他那些我们曾经称兄道弟的国家，这遮掩般地对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
影片结尾的黑白部分，坐在豪华轿车里的马小军等人已经长大成人，衣着鲜亮，他们在立交桥偶遇傻子。兴奋得对傻子高喊“欧巴”，傻子流利的回应“傻逼”。傻子和马小军等人同时长大，可以说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可以通过马小军等人高兴而亲切地同其打招呼可以看出来。阳光灿烂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小军的那些阳关炫目的青春时代也永远的结束，从彩色的时代进入到单调的黑白时代。在他们的单调的时代里，当他们回忆起自己五彩缤纷的过去时，一切都那么触手可及却又遥远，因为他们发觉什么都变了，于是在此时偶遇傻子——那个只要对其喊“古伦木”便会回应“欧巴”的傻子，他们觉得熟悉，他们觉得那个五彩时代还是触手可及的，于是他们亲切地兴奋地高喊“欧巴”，却得到了“傻逼”的回应。这句“傻逼”将一切现实和过去消解，展现时代的变迁，展现个人在历史中的畸变。在这种展现中完成了对集体无意识的嘲弄和解构。
《鬼子来了》中的疯子七爷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疯子七爷，他首次出场是在马大三和村民们商讨怎样处理“我”送来的日本兵和翻译官，七爷骂道：“我崩了你这个王八蛋”，“这俩货有啥正经事啊！”“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老婆”，听到这些，可以看出他也知晓马大三和其儿媳妇的奸情，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疯子。当马大三和村民们讨论对策时，七爷叫喊着“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这句台词在影片中出现多次。在说这些话时，七爷总是伴以夸张的黑色幽默般的肢体语言。最后七爷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话语。片子的结尾部分日本兵忽然在气氛和谐的的宴会对村民大开杀戒，村子也被烧毁。由此反观，好像按照七爷的做法是正确的，马大三等人为什么不听取七爷的“良言”？
《鬼子来了》中的马大三生活在挂甲屯，像这样的农民大有人在，他们善良朴实。在面对“一个鬼子和一个翻译官”的变故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所以他们一面保证“鬼子和翻译官”的生命等待“我”来取人，一面应对经常到村里巡逻的日本兵，伺机而动。因此马大三们不能像七爷讲的那样“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如此做仅是他们心中的“疯子行为”，七爷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来折射马大三们的生存法则。马大三们不是英雄，名族大义在他们心中没有放在首位。只有在被砍头时发出了最后一声嘶吼，才真正的有了“意识”回归，这种“回归”是对于报仇行动失败的觉醒，是“名族大义”的被动回归。
七爷的形象不是传统中的正面英雄形象，毕竟他是一个疯子，电影只是通过他来间接表达寓意，这样一个人物与马大三们相互对比，在浅显的对比中对马大三们面对鬼子来了时的“爱国主义”进行新的诠释，这种“爱国主义”是在姜文的戏拟的电影中有了新的内涵。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
《太阳照常升起》的叙事方式是段落碎片式的，通过梦、恋、疯、枪四部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深刻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也有很多思考的空间，因为这不是一部写实之作，荒诞的情节，错杂的时空，魔幻的场景，炫丽的视听语言等等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梦境。
“疯妈”这个形象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叙事时间，导演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疯妈”这个人物具有明显的“脸谱化”特征，性格扁平不圆满立体，观众容易掌握其类型性格，而这种扁平的类型性格就是“疯”。在这魔幻现实主义的《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追求的不是人物的成长历程，也不追求人物的性格在岁月的流逝中会有怎样的变化，而只是在碎片化的叙事中去反映其主题。所以在这些绚丽奇异的光影时空里，人物的性格已经成型。这种“疯”使观众容易在形式上把握，却难以在本质上体会。这也正是导演所追求的，因为这种“疯”解构了观众对于传统真实的追求，将观众从对“唯一真实”中抽离出来。
“疯妈”失去丈夫后的痛楚伴其左右，这种痛楚与“疯妈上树，疯妈找鞋，疯妈的言语，疯妈的草船”的对应关系朦胧模糊。正是这些疯癫的行为表达着疯妈的痛楚，而痛楚的疯妈却又常常用自己的理由为自己的这些行为“辩解”。疯妈的外部动作展现的是疯癫，其内心却是清醒的，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疯妈只是“难得疯癫”，“疯妈”疯也不疯。
《让子弹飞》中马邦德的傻儿子
相比于前三部作品的疯子或傻子形象，《让子弹飞》中的马邦德的傻儿子形象明显就不一样。这个傻儿子好像智商有一定的问题，算是弱智儿。他在片中出现的时间很短，并没有贯穿始终。那么导演安排这个角色的意图又是什么？
马邦德是个大骗子，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骗钱”，永远活在算计当中。不管其对待张麻子还是黄四郎，他就是权衡左右后想法设法获得最大利益。所以在片子中间，在电影的戏剧冲突中马邦德的傻儿子突然出现就有可能是他找来骗取张麻子的一个道具——这个傻儿子唐突的出现，不知道从哪来，同时也不知道到哪去。以此理解，这个角色是从反面来衬托马邦德的奸诈。若是这个傻儿子说的是真的话，刚好佐证了马邦德的无情无义。马邦德的山西“傻儿子和正常媳妇”连接着电影的前后叙事，为片子增加了喜剧元素，同时为剧情提供了更大的意义外延空间。所以这个“傻儿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姜文电影的模糊叙事手法和黑色幽默风格。一个“傻儿子”形象可以有更多的隐喻和伏笔，其减少了直截了当的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快感，却也增加了观众玩味影片的激情，观众在玩味中找寻导演暗含的意思，体会剧情的偶然和多变。姜文的这种叙事手法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于非理性的状态下通过作品表现真正自我”的痕迹，通过安排这样的傻儿子形象来完善自己的叙事和隐喻。
结语
当我们重新审视姜文电影中的这些“疯子”或“傻子”形象，并将这些形象结合片子再次阐释，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人物，较之一般影视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向简化生成的符号趋势，这种符号人物必定承载着导演的主题寓意。
参考文献
[ 1 ]鲁道夫
[关键词] 姜文电影 傻子 疯子 象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13
迄今为止，姜文作为一个导演，已经创作了四部影片，从创造票房奇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再到《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每一部作品在赚足观众眼球的同时，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比较这四部影片，很容易地看到，姜文作为一个特殊的导演所一贯坚持的作者风格，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貌似的巧合——每部作品当中都有一个“疯子”或“傻子”形象，或许可以将此看作是姜文的“疯子情结”。
在现实生活中，“疯子”或“傻子”，一般指那些精神异常的人，其认知、情感、意志、动作行为往往与常人有明显的异常。在影视作品里，也会有这类疯癫的人物。这些疯子形象是带有个性的角色，他的观点、态度、行为与电影中的其他人物有明显的区别，即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个性，而这些个性正是导演所赋予的特殊意义符号。电影中的疯子具有现实世界的疯子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界定为疯子，并可以得到观众的认同，但是电影中的疯子更多的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性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建立在虚构前提之上的真实，是一种根植于现实本质之上的审美化的真实。”本文便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姜文电影中的疯子形象。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傻子“古伦木”
影片中傻子总是呆滞憨笑的脸上带着一些污垢，其在一根木棍上伸长脖子高喊。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子，马小军在大门口等米兰时有他；米兰约马晓军一起玩时有他；甚至马小军等人会因为有人欺负他而去为其报仇。傻子基本是游离在情节边缘，但却是为片子点睛的象征性人物。
电影中傻子经常用的简短的“欧巴”、“古伦木”台词，片子没有给予正面解释，没有交代傻子为什么喊这些话，没有交代台词的出处和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片子中的时代稍微分析，这些外来语很可能来自苏联或是其他那些我们曾经称兄道弟的国家，这遮掩般地对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
影片结尾的黑白部分，坐在豪华轿车里的马小军等人已经长大成人，衣着鲜亮，他们在立交桥偶遇傻子。兴奋得对傻子高喊“欧巴”，傻子流利的回应“傻逼”。傻子和马小军等人同时长大，可以说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可以通过马小军等人高兴而亲切地同其打招呼可以看出来。阳光灿烂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小军的那些阳关炫目的青春时代也永远的结束，从彩色的时代进入到单调的黑白时代。在他们的单调的时代里，当他们回忆起自己五彩缤纷的过去时，一切都那么触手可及却又遥远，因为他们发觉什么都变了，于是在此时偶遇傻子——那个只要对其喊“古伦木”便会回应“欧巴”的傻子，他们觉得熟悉，他们觉得那个五彩时代还是触手可及的，于是他们亲切地兴奋地高喊“欧巴”，却得到了“傻逼”的回应。这句“傻逼”将一切现实和过去消解，展现时代的变迁，展现个人在历史中的畸变。在这种展现中完成了对集体无意识的嘲弄和解构。
《鬼子来了》中的疯子七爷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疯子七爷，他首次出场是在马大三和村民们商讨怎样处理“我”送来的日本兵和翻译官，七爷骂道：“我崩了你这个王八蛋”，“这俩货有啥正经事啊！”“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老婆”，听到这些，可以看出他也知晓马大三和其儿媳妇的奸情，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疯子。当马大三和村民们讨论对策时，七爷叫喊着“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这句台词在影片中出现多次。在说这些话时，七爷总是伴以夸张的黑色幽默般的肢体语言。最后七爷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话语。片子的结尾部分日本兵忽然在气氛和谐的的宴会对村民大开杀戒，村子也被烧毁。由此反观，好像按照七爷的做法是正确的，马大三等人为什么不听取七爷的“良言”？
《鬼子来了》中的马大三生活在挂甲屯，像这样的农民大有人在，他们善良朴实。在面对“一个鬼子和一个翻译官”的变故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所以他们一面保证“鬼子和翻译官”的生命等待“我”来取人，一面应对经常到村里巡逻的日本兵，伺机而动。因此马大三们不能像七爷讲的那样“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如此做仅是他们心中的“疯子行为”，七爷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来折射马大三们的生存法则。马大三们不是英雄，名族大义在他们心中没有放在首位。只有在被砍头时发出了最后一声嘶吼，才真正的有了“意识”回归，这种“回归”是对于报仇行动失败的觉醒，是“名族大义”的被动回归。
七爷的形象不是传统中的正面英雄形象，毕竟他是一个疯子，电影只是通过他来间接表达寓意，这样一个人物与马大三们相互对比，在浅显的对比中对马大三们面对鬼子来了时的“爱国主义”进行新的诠释，这种“爱国主义”是在姜文的戏拟的电影中有了新的内涵。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
《太阳照常升起》的叙事方式是段落碎片式的，通过梦、恋、疯、枪四部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深刻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也有很多思考的空间，因为这不是一部写实之作，荒诞的情节，错杂的时空，魔幻的场景，炫丽的视听语言等等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梦境。
“疯妈”这个形象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叙事时间，导演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疯妈”这个人物具有明显的“脸谱化”特征，性格扁平不圆满立体，观众容易掌握其类型性格，而这种扁平的类型性格就是“疯”。在这魔幻现实主义的《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追求的不是人物的成长历程，也不追求人物的性格在岁月的流逝中会有怎样的变化，而只是在碎片化的叙事中去反映其主题。所以在这些绚丽奇异的光影时空里，人物的性格已经成型。这种“疯”使观众容易在形式上把握，却难以在本质上体会。这也正是导演所追求的，因为这种“疯”解构了观众对于传统真实的追求，将观众从对“唯一真实”中抽离出来。
“疯妈”失去丈夫后的痛楚伴其左右，这种痛楚与“疯妈上树，疯妈找鞋，疯妈的言语，疯妈的草船”的对应关系朦胧模糊。正是这些疯癫的行为表达着疯妈的痛楚，而痛楚的疯妈却又常常用自己的理由为自己的这些行为“辩解”。疯妈的外部动作展现的是疯癫，其内心却是清醒的，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疯妈只是“难得疯癫”，“疯妈”疯也不疯。
《让子弹飞》中马邦德的傻儿子
相比于前三部作品的疯子或傻子形象，《让子弹飞》中的马邦德的傻儿子形象明显就不一样。这个傻儿子好像智商有一定的问题，算是弱智儿。他在片中出现的时间很短，并没有贯穿始终。那么导演安排这个角色的意图又是什么？
马邦德是个大骗子，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骗钱”，永远活在算计当中。不管其对待张麻子还是黄四郎，他就是权衡左右后想法设法获得最大利益。所以在片子中间，在电影的戏剧冲突中马邦德的傻儿子突然出现就有可能是他找来骗取张麻子的一个道具——这个傻儿子唐突的出现，不知道从哪来，同时也不知道到哪去。以此理解，这个角色是从反面来衬托马邦德的奸诈。若是这个傻儿子说的是真的话，刚好佐证了马邦德的无情无义。马邦德的山西“傻儿子和正常媳妇”连接着电影的前后叙事，为片子增加了喜剧元素，同时为剧情提供了更大的意义外延空间。所以这个“傻儿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姜文电影的模糊叙事手法和黑色幽默风格。一个“傻儿子”形象可以有更多的隐喻和伏笔，其减少了直截了当的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快感，却也增加了观众玩味影片的激情，观众在玩味中找寻导演暗含的意思，体会剧情的偶然和多变。姜文的这种叙事手法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于非理性的状态下通过作品表现真正自我”的痕迹，通过安排这样的傻儿子形象来完善自己的叙事和隐喻。
结语
当我们重新审视姜文电影中的这些“疯子”或“傻子”形象，并将这些形象结合片子再次阐释，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人物，较之一般影视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向简化生成的符号趋势，这种符号人物必定承载着导演的主题寓意。
参考文献
[ 1 ]鲁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