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心》归入灾难片都不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同性恋者像社会的肿瘤，良性、恶性尚未厘清，就先引发“恐同”的并发症。艾滋病碾压过同志圈，政府漠视规避，任其自生自灭，电影记述了这段天灾人祸的交叉凌虐。主创反复强调：“这是一段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从这个角度看，《平常心》的公益价值凌驾在了艺术价值之上。出柜的谢耳朵Jim Parsons和孔雀美男Matt Bomer奉上“本色演出”，像一味药引，引导更多人抵达影片批判和反思的内核。
　　编剧Larry Kramer是LGBT（非异性恋者）权益活动家，被视为片中主角Ned的原型。因艾滋病去世、Ned一生挚爱、被誉为“《平常心》之心”的Felix，正是Larry现实中的伴侣原型。影片班底大多来自美剧，还是有不少问题：剪辑碎片化，高潮被用力过猛地铺陈削弱，节奏的轻重缓急把握得也不是那么好。但观众亲历了“把美好的东西毁给你看”的悲剧，其他一切似乎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时至今日，这个群体为自身权益的斗争从未松懈，并且始终敏感和迫切。
　　电影没有回避“天谴”归咎于同志圈滥交这个半愚昧半属实的问题。开篇以荷尔蒙滚沸的男色，勾勒“贵圈真乱”的景象。放浪形骸的燥热，在Felix说出“人生而有爱，只是后天磨灭掉”之后消退了，观众开始走入他们的内心。自尊是属于文明的，当受到不文明的对待，道德体系的缰绳便崩断，安全感的缺乏又令他们像浪掷的赌徒，把欲望作为负面情绪发酵的产物。等到遇见真爱，却要为前尘埋单。曾经的同类一个个死去，留存下来的，只是一张张纸做的墓碑。有两个片段格外令人难过，一个是病入膏肓者登机后受尽凌辱，下了飞机尸骨无人敢收。一个是葬礼的悼亡词：“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为什么看着我们死而不给予帮助，答案就是他们不喜欢我们。”绝望之深，触目惊心。
　　三十多年前，没有“AIDS”这个词，只有“Gay Cancer”。我们甚至能隐隐从影片中感到官方欲借“非异性传播”病毒“清洗”这一群体的危险倾向。30多年后，如果 “开放”、“宽容”的表现就是打着“卖腐”噱头、把 “捡肥皂”、“透明柜”当段子、拿“同志”、“形婚”打趣，所谓的进步又有多进步？谈虎色变的恐同是歧视，叶公好龙的消费难道不是另一种歧视吗？过度的抵制和追捧都不正常。真正的平常心，是人们不再把它当成一种现象，而给予在社会生存的每一类人自由呼吸的空气。一个社会的参差多态，标志着它的进化程度。没有人应该为自己无害于他人的选择而受到歧视，任何偏离主流轨道的群体都一样，同性恋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平常心》最大的不同在于充斥再多的唯美画面和生离死别，它都超越了审不审美、感不感人的层面，切肤得像一条鞭痕，真实得像一记警钟。可能这就是历史的力量。Larry用力地重现历史：“他们来到这世界上，活过，又离开了。在这个舞台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展现了他们。”Larry附身的Ned，在片中像个激进的斗士，时刻都在面红耳赤、时刻都在怒其不争，从市长到总统层层叩问处处求告，依然无力阻止一条条生命的亡失。这许多“个人”加起来，便是“时代”。三十年间，Ned的母校耶鲁大学有了同志舞会，艾滋被认定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性婚姻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法律保护—淹没在时代洪流中的牺牲者如果注定激不起涟漪，也许只能寄望历史，只有历史才会还以悲悯和公正。
　　一百多年前，王尔德在狱中给爱人写过：“命运将我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编成了一个血红的图案。”在我看来，写这句话的王尔德是痛并骄傲的。这样的爱，与罪与美共生，直至长成荆冠。当人们用“虐心”、“泪奔”为《平常心》作结，可否再深想一步，这不是血泪交织的乞怜史，影片摆出的是对谈的姿态，打开的是一扇门。很少有人点评这部电影本身，反而有不少自身或伴侣罹染艾滋的人坦率写下自己的故事，鲜活的故事像电影续篇，令人感动。生死未卜的恋人们，在惊栗、惧怖、挣扎过后，还能在世界最荒芜处相守相慰，我只想为他们深深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