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许朝旭 ，号大迟，又号洗耳翁。现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许朝旭大写意花鸟画工作室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61年生于北京，为郭石夫先生入室弟子。曾听教于阿老、陈玉先、何涵宇、张重梅（崇美）、张世简、张立辰、崔如琢、吴悦石等名家。
出版专著：《当代中国画名家——许朝旭》、《许朝旭画集》（河南美术出版社）、《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许朝旭》卷（荣宝斋出版社）、《郭石夫画紫藤技法》等。
在位于东五环高碑店的一座四合院内，朱门紧闭，藤萝满架，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许朝旭教授的工作室便坐落在这个清静的小院内。晨曦初照，许朝旭开始了一天的“修行”。面对一张素纸，或轻点淡扫或浓墨重彩或纵情肆意或静谧恬然，瞬息之间便已物我契合。随着笔墨运行、笔笔生发，他笔下的大写意花鸟，一花一禽、一物一景，既自然灵动，又富含画家情感。直到最后一笔落定，许朝旭长舒一口气，心中的畅快淋漓难以言表。作品呈现在大家眼前——意韵纯厚、功力精深、笔精墨妙，既融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于其中，又能自出新意，于得心处别有诠华，于精微处流香溢芳，妙不可言。
墨香铺就的成长之路
许朝旭出生于书香门第，儿时便跟随舅舅孙兴东学习书法和篆刻。“我最早临写的一本字帖就是舅舅送给我的《颜氏家庙碑》，这是家传的，品相特别完整。”他回忆道。初一时，许朝旭进入北大附中学习。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家中有不少“文革”中难得一见的线装古籍。许朝旭借到了一本《文字蒙求》，如获至宝，便开始学习篆字。之后，又陆续读了《文心雕龙》《绝妙好词集》《荡寇志》……如今看来，少年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成为了日后书画之路的重要依托。
1976年，许朝旭遇到了启蒙老师何涵宇先生，何先生是正宗京派画家，传统功底深厚，书画修养广博，与当时书画界名宿陈半丁、齐白石等先生过往甚密，与启功先生是盟兄弟，启功先生呼何先生“八兄”。在何先生家中，许朝旭见到了很多珍稀文玩，“何先生案头上有清中叶的白鹿宣、明清古墨、御用紫端，连喝茶的盖碗都是雍正的粉彩。”老一辈先生的教学方法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启发学生的领悟能力，许朝旭伴随何先生左右，饱受熏陶。同时，许朝旭家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前身）很近，高中三年，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到工美去“蹭大课”听。“那时的院长是阿老和张仃，当时，李苦禅、王森然、叶浅予等先生也都常常去讲大课。”那个时期，许朝旭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学院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改革开放伊始，各种有关书画的出版物逐渐丰富起来，许朝旭最爱去的地方便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和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在那里购买和翻阅了各种各样关于书画的书籍。他对书画的认知越来越深刻，最为欣赏八大山人和徐渭的作品，不断含菁咀华、反复参悟。
恪守中国画的纯粹性
随着西风东渐，美术界出现的85思潮让他思考了很多。“85思潮最重要的论点是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没有发展空间了，必须要打碎重建。很多人在作尝试，把西画的很多观点、方法跟中国画的创作结合起来。”许朝旭对这一点并不认同，但他也觉得中国画需要寻找新的方法。于是，他又跟随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张立辰先生学习。在反复的认知过程中，许朝旭终于明白，“技”的层面相对容易把握，而“精神”的层面却是一步一重天，需要穷毕生精力而为之。
“潘天寿曾说，东西方艺术是双峰，彼此看着都好，但永远走不到一起。黄宾虹也说过，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距离拉得越大越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意识、观念到方法，越纯粹，审美内涵就越高。中国画强调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西方人把绘画作为一个二维的纯视觉艺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纯视觉艺术是不能掺杂文学色彩的。而中国画要借助题款、印章、诗文，甚至装裱，这便是潘天寿先生所说的‘不求三绝，但要四全’。”85思潮之后，许朝旭愈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的作品奔放抒情、大气磅礴，兼具古风的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逐渐为书画界所熟知。
1998年，许朝旭接到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组委会的邀请函，他感到非常兴奋。其作品《芦花鳜鱼》与众多名家的作品一道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反响不俗。
看过许朝旭作品的人，无不被其酣畅洒脱、苍茫而富韵致的气势所震撼。许朝旭之所以对大写意花鸟画创作情有独钟，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抒发情感、以物言志。“不管多大的画都要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中，情绪和思维不能有一点磕绊。大写意的‘意’指‘意境’，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是中国画特有的。意就是物我之间的契合，主观借助于客观来表现。意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自我的真实；所谓‘写’，就是书法美在中国画当中的注入与运用，画面中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既有造型的功能，又有独立的抽象的审美价值，没有它，节奏和韵律就没有了。
“现在文艺圈内大家多谈到‘文脉’，文脉是指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文化群体和文化现象。作为画家，应该依托于文脉，修炼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更接近艺术的本体，这便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逸格’。”画品即人品，对此，许朝旭深以为然。
（编辑·麻 雯）
出版专著：《当代中国画名家——许朝旭》、《许朝旭画集》（河南美术出版社）、《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许朝旭》卷（荣宝斋出版社）、《郭石夫画紫藤技法》等。
在位于东五环高碑店的一座四合院内，朱门紧闭，藤萝满架，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许朝旭教授的工作室便坐落在这个清静的小院内。晨曦初照，许朝旭开始了一天的“修行”。面对一张素纸，或轻点淡扫或浓墨重彩或纵情肆意或静谧恬然，瞬息之间便已物我契合。随着笔墨运行、笔笔生发，他笔下的大写意花鸟，一花一禽、一物一景，既自然灵动，又富含画家情感。直到最后一笔落定，许朝旭长舒一口气，心中的畅快淋漓难以言表。作品呈现在大家眼前——意韵纯厚、功力精深、笔精墨妙，既融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于其中，又能自出新意，于得心处别有诠华，于精微处流香溢芳，妙不可言。
墨香铺就的成长之路
许朝旭出生于书香门第，儿时便跟随舅舅孙兴东学习书法和篆刻。“我最早临写的一本字帖就是舅舅送给我的《颜氏家庙碑》，这是家传的，品相特别完整。”他回忆道。初一时，许朝旭进入北大附中学习。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家中有不少“文革”中难得一见的线装古籍。许朝旭借到了一本《文字蒙求》，如获至宝，便开始学习篆字。之后，又陆续读了《文心雕龙》《绝妙好词集》《荡寇志》……如今看来，少年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成为了日后书画之路的重要依托。
1976年，许朝旭遇到了启蒙老师何涵宇先生，何先生是正宗京派画家，传统功底深厚，书画修养广博，与当时书画界名宿陈半丁、齐白石等先生过往甚密，与启功先生是盟兄弟，启功先生呼何先生“八兄”。在何先生家中，许朝旭见到了很多珍稀文玩，“何先生案头上有清中叶的白鹿宣、明清古墨、御用紫端，连喝茶的盖碗都是雍正的粉彩。”老一辈先生的教学方法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启发学生的领悟能力，许朝旭伴随何先生左右，饱受熏陶。同时，许朝旭家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前身）很近，高中三年，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到工美去“蹭大课”听。“那时的院长是阿老和张仃，当时，李苦禅、王森然、叶浅予等先生也都常常去讲大课。”那个时期，许朝旭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学院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改革开放伊始，各种有关书画的出版物逐渐丰富起来，许朝旭最爱去的地方便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和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在那里购买和翻阅了各种各样关于书画的书籍。他对书画的认知越来越深刻，最为欣赏八大山人和徐渭的作品，不断含菁咀华、反复参悟。
恪守中国画的纯粹性
随着西风东渐，美术界出现的85思潮让他思考了很多。“85思潮最重要的论点是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没有发展空间了，必须要打碎重建。很多人在作尝试，把西画的很多观点、方法跟中国画的创作结合起来。”许朝旭对这一点并不认同，但他也觉得中国画需要寻找新的方法。于是，他又跟随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张立辰先生学习。在反复的认知过程中，许朝旭终于明白，“技”的层面相对容易把握，而“精神”的层面却是一步一重天，需要穷毕生精力而为之。
“潘天寿曾说，东西方艺术是双峰，彼此看着都好，但永远走不到一起。黄宾虹也说过，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距离拉得越大越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意识、观念到方法，越纯粹，审美内涵就越高。中国画强调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西方人把绘画作为一个二维的纯视觉艺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纯视觉艺术是不能掺杂文学色彩的。而中国画要借助题款、印章、诗文，甚至装裱，这便是潘天寿先生所说的‘不求三绝，但要四全’。”85思潮之后，许朝旭愈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的作品奔放抒情、大气磅礴，兼具古风的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逐渐为书画界所熟知。
1998年，许朝旭接到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组委会的邀请函，他感到非常兴奋。其作品《芦花鳜鱼》与众多名家的作品一道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反响不俗。
看过许朝旭作品的人，无不被其酣畅洒脱、苍茫而富韵致的气势所震撼。许朝旭之所以对大写意花鸟画创作情有独钟，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抒发情感、以物言志。“不管多大的画都要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中，情绪和思维不能有一点磕绊。大写意的‘意’指‘意境’，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是中国画特有的。意就是物我之间的契合，主观借助于客观来表现。意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自我的真实；所谓‘写’，就是书法美在中国画当中的注入与运用，画面中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既有造型的功能，又有独立的抽象的审美价值，没有它，节奏和韵律就没有了。
“现在文艺圈内大家多谈到‘文脉’，文脉是指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文化群体和文化现象。作为画家，应该依托于文脉，修炼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更接近艺术的本体，这便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逸格’。”画品即人品，对此，许朝旭深以为然。
（编辑·麻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