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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西藏边境最危险的一条边防线，30多年来已经有14名官兵牺牲在巡逻途中。在这里，六连官兵们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向世界宣示我们的主权。一代代人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
“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也不会到处去说。”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刘东洋来西藏边境这个叫“陇”的地方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今天的驻军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团。“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也是在守卫边疆，在保卫自己的祖国。”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17岁那年从重庆来到这里服役，入伍以来参加大小边境武装巡逻近百次，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被官兵们称为“巡逻王”。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连队的巡逻线最苦，也最险。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
边防团第17任团长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
多数时候，杨祥国都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
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1984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古怒是杨祥国的重庆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
那次是过桥时出了事。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战友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
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時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母科说，很多人觉得当兵的吃军饷却“什么事都不干”，“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言论。没有部队在这儿守着，国家能安宁吗”？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了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
“展国旗”时，李声松会有身后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好像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13亿人，有什么可怕的？”
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号子，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中国青年报》2018.7.19等）
“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也不会到处去说。”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刘东洋来西藏边境这个叫“陇”的地方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今天的驻军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团。“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也是在守卫边疆，在保卫自己的祖国。”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17岁那年从重庆来到这里服役，入伍以来参加大小边境武装巡逻近百次，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被官兵们称为“巡逻王”。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连队的巡逻线最苦，也最险。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
边防团第17任团长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
多数时候，杨祥国都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
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1984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古怒是杨祥国的重庆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
那次是过桥时出了事。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战友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
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時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母科说，很多人觉得当兵的吃军饷却“什么事都不干”，“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言论。没有部队在这儿守着，国家能安宁吗”？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了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
“展国旗”时，李声松会有身后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好像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13亿人，有什么可怕的？”
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号子，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中国青年报》2018.7.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