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穿着宽大的亚麻衣服，挎个麻布包包，走路时阔袍大袖扬起来，似乎大风一刮就会飘走。她一开口说话就眯着眼睛笑，就像我们已经很熟了，怎么都无所谓。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1年，其时她正带着西班牙经济学教授Inaki满中国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学演讲，“推销”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第二年，又闻说她在北京折腾社会经济论坛。
　　似乎不易理解，这个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并批评“没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不彻底的民主”。
　　她还有个“怪僻”，对跟随她读硕士、博士的学生有个不成文“规矩”—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呆在高校的学术殿堂里，把他们通通“赶”下去，回内地当基层干部、办NGO。
　　事实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闻知我要约访她，一位记者咋呼着说，“她一定不简单”—这位记者曾听她学生说，去年他们去做尘肺病调研，贫穷乡村土房子条件太差，为了凉快点，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惊叹，“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

　　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不走寻常路

　　你要是问潘毅，“在香港学术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会兴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有在学术主流中扬名立万的资本。在极其崇尚精英主义的香港，她的学术道路顺遂得连自己都感叹：1998年于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即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5年因《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下称《中国女工》）一书获得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刚刚40岁出头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学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不会走一条主流的学术道路。
　　与那些安安稳稳呆在学术殿堂里的学者不一样，潘毅个子虽小，却特能折腾。你要是突然给她打个电话，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听故事，要么在尘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东北煤矿把自己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大于理论’，理论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她反对很多学者“理论先行，然后套入现实社会”的方式。
　　《中国女工》是她因关注中国工人问题崭露头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内地建筑行业，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在建筑工地调研，在媒体撰文、发布大量调研报告，质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她的调研报告均成系列：新鲜出炉，先到处联络媒体和网络，向公众发布；然后她会关注问题有没有改善，于是再去调研、发布报告。甚至同时发起社会行动、成立NGO，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她非常喜欢媒体，喜欢到一个记者跟她说话时完全嗅不到学者式的矜持。听到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时，她还会兴奋地拍桌子，笑得牙齿露出来，眼睛看不见了，说，“对对对，这个你写，这个你写。”
　　她有一股韧劲，一旦盯上了某个认为不对劲的问题，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她与内地、台湾学者联合，成立两岸三地学者调研团队，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们又针对“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潘毅要求部分学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两个月后，第二份调研报告出炉。
　　转眼间3年过去，社会关于富士康的讨论虽然尚未停止，但各方关注无疑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唯在潘毅这里并非如此，她和学生们仍默默地活跃在富士康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培训。还有一些零散的调研结果出来，以致有媒体编辑说，“现在最怕听潘老师提富士康”—新闻热度确实过去了，但又知她的满腔义愤，不忍泼她冷水。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她的犬齿不算太锋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她会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业和政府部门如芒在背，不得安宁。这种主动与媒体交好和“死缠烂打”的风格，也与香港学术界的精英主义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风格更像NGO。”另一位媒体人说。

反精英

　　在潘毅看来，她之所以变得“另类”，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我在内地出生，小学4年级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会主义的记忆带到了香港。”因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荣的一面，也看到了社会的分化。“在这里出身很重要，中产家庭的下一代会一直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准，没钱的人则再过几代都不可能买到房子，有钱人和穷人生活的社区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 　　“香港也不是所谓福利的天堂。财富被垄断在少部分人手里。当一个公务员、一个大学老师，你可以过中产以上生活，买楼，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但普通人呢，没有失业金，没有养老金，最低工资也是近两年才出现的。”
　　潘毅并不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个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虽是新移民，家庭条件却相对富裕，自己又是被视为精英阶层的高校教授。但她厌恶从这样的社会分化中获益。
　　“我是一个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说，在香港和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结果，内心非常失望，因此对曾经生活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想象。然而，当她真正踏足中国内地，袭来的是别样的感受。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正在念大学的她跟着师兄师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厂调研，发现“一件衣服在香港卖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厂，窗户装上密密的铁栏，防止他们偷了东西往外扔；“工厂经常发生火灾，他们无法逃生，一次就烧死七八十人”。
　　她震惊了，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市场经济）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付出是否必要？”后来，她撰写博士论文，自然而然选择了“中国女工”为课题，且在珠三角的工厂呆了七八个月，与“打工妹”们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同时，看着她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工伤、怀孕、堕胎、自杀……
　　这次刻骨铭心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她后来“剑走偏锋”的学术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允许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末，一间集体宿舍住着几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们烧死。”总是笑眯眯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织着悲伤和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或者说阶级矛盾的问题。”当她这么说的时候，非关炫耀，有的怕是孤独与忧伤。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她一再找其他学者探讨，渐渐明白彼此分歧所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大学教授在这里享有地位和资源优势，大部分人都不会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所质疑。内地学者则往往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如‘美国梦’怀有向往。他们认为，当时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香港够成熟了吧？现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就是当年香港的矛盾。”

“我无法站在高处看别人的痛苦”

　　“怎么办？社会主义！”潘毅说。但她绝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层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对官僚架构和公知群体均不抱希望。
　　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四五个版本的《中国女工》，书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中文出版发行。然而鲜少有人知道，这本书1997年就写完了，被她搁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参评科大终身聘用制资格时，才不得已发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写书的时候，用了在当时很前卫的后现代理论”，完稿，她即反思：这样的书，学术圈看了有用吗？女工们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写作在她看来是极不成功的。
　　酝酿这本书的1996年，潘毅和同学完成中国女工调研项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这是中国内地早期劳工NGO的雏形。此后，潘毅每做一个工人群体的调研，都会成立相关的NGO，为该群体服务、培训，力求提升其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等基本素质。而服务于这些NGO的，多为她的学生。
　　“做完学术调研，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这样做，“我要求他们毕业后全部去基层工作，有这个共识，才来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来自中国内地，原来在清华大学读硕士，随潘毅做过一些调研，就铁了心要跟她。我们见面的时候，摄影师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扑哧”一声笑，“还以为谁在拍婚纱照呢。”潘毅指着他嚷嚷：“这个学生很坏！”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师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会把她看成老师”，但内心的尊重并不稍减分毫。潘毅跑过来反驳，“哪里平等，他经常欺负我。”我们赶她走，她又“蹬蹬蹬”跑开了。
　　读研时，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现在完全改变了主意，打算毕业后回内地成立劳工NGO。这条路已有很多师兄师姐走过—近四五年，潘毅没有招过一个香港学生，追随她的都是来自中国内地，愿意在社会底层服务的青年。
　　潘毅的写作风格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发生变化。“现在我的目标很清晰，所有书都是写给大众，写给工人群体看的，我希望扮演一个启蒙教育的角色，教育应该是为平民而做的。”
　　她并非苦大仇深的那种人，却热衷于践行改造社会的理想。“我现在想回内地教书，再也不写那什么鬼的英文著作了。”最后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