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玉都”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anggh2006036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市场行情急转直下时,这个完全依赖翡翠起家的产业聚集地何去何从
  如果不是45年前平东墩头村的陈广、陈作荣、陈锐南三兄弟创办了玉器加工厂,现在的平洲也许只是偏居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一隅的小村庄。
  45年来,平洲逐渐突破地理意义上的标签,将其玉器街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缅甸翡翠毛料交易市场及四大玉器市场之首。平洲也已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从批发到零售的完整的翡翠产业链条。
  可是,当市场行情急转直下时,这个完全依赖翡翠起家的产业聚集地又该何去何从?
  是借力电商、微商拓展渠道,还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打造玉器特色小镇?对平洲来讲,这是一个问题。
  与玉结缘
  平洲,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既无峻岭又无矿藏,东平水道蜿蜒而过,遍布河网,村民的祖辈“以粮为纲”。
  就是这样一个翻遍史料也找不出半点跟玉石有关的地方,却在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缅甸翡翠毛料交易市场、四大玉器市场之首。
  这要从1971年说起。
  时年20岁的平洲仔陈锐南是平东墩头村生产队的队长。
  不满足于挣工分的他,整天琢磨着如何为集体经济搞创收。为此他经常拉上陈作荣去找在广州南方玉器厂工作的大哥陈广诉说苦恼。
  广州很早以前就有玉器加工,解放后又有了玉雕厂。平洲与广州一河之隔,有些村民农闲时常进广州玉雕厂打工,学会了一些小件品的加工。
  陈广建议兄弟二人将广东省工艺公司耳扣(翡翠小件)翻新的活计带回平洲,翻新一只耳扣可获4工分。回到平洲,他们日夜赶工,完成了平洲玉雕的第一笔 “大”生意,平洲的手艺也得到了省工艺公司的认可。
  1972年,平洲凭借手艺获得了更多加工玉器的机会。也是在这一年,陈广、陈作荣、陈锐南牵头成立了平东墩头玉器加工厂,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让更多人接触到玉器加工。这些“洗脚上田”的村民后来成为平洲第一代、第二代玉雕师傅。
  后来,随着不再满足于代人加工,他们开始自筹资金、亲往云南中缅边境采购翡翠玉石,以家庭作坊式自营产销各种玉器成品。到1989年,平洲已经有300多人从事这项工作。
  平洲玉器因质优价廉在行内渐渐闻名,许多内地、台港澳和东南亚的玉器成品商人慕名而来,最终催生出规模化的玉器交易市场。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洲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将平东大道辟为平洲玉器街,小型家庭作坊逐渐变为整齐林立的店铺,平洲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玉都”。
  毛料“磁场”
  如今的平洲玉器市场,仅厂商就有3000余家,9个翡翠投标交易场,每年开盘20多次。
  毫无资源禀赋、距离翡翠原产地缅甸近2000多公里,平洲是如何让远在他国的玉矿原石跨越大江大河来到这里,然后销往全中国的呢?
  作为翡翠原产地,缅甸供应了中国95%的原石,云南凭借地缘优势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二手原石转让市场。
  据《平洲玉雕起源史》记载,第二代玉器师傅陈裕见是平洲去云南买原石的第一人,也是平洲到缅甸买原石的第一人。
  起先,以陈裕见为代表的个体户、作坊主到云南中缅边境一带的腾冲、盈江、章风、瑞丽、宛町采购缅甸翡翠玉石,回来后进行家庭作坊式加工。
  后来,随着平洲翡翠商大量涌入云南原石市场,市场里出现了哄抬玉价、欺诈售假现象。
  面对如此残酷的交易环境,陈裕见等开始思考:能否跳过云南中转站,主动开辟新的翡翠之路?
  2001年,他们踏上出境购买原石之路,在平洲珠宝玉石行业协会帮助下,努力游说缅甸各大翡翠采矿公司老板把玉石直接运到平洲出售。
  過程虽辛酸,但结果圆满。他们的真心实意获得了缅甸几大玉石开采公司的支持,2002年底,首家缅甸采矿公司把玉石送到了平洲。原石很快就销售一空,平洲人的购买力令采矿公司大为惊讶,于是自2003年起缅甸原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平洲。
  平洲第三代翡翠商、永昌珠宝总经理黎升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为了避免出现云南市场的不公正现象,平洲珠宝玉器协会参考缅甸公盘形式办起了平洲公盘。”
  平洲公盘规定:公盘只对会员开放,凭会员证入场参与交易,交易采用暗标方式,价高者得。
  每到开盘之日,全国各地的翡翠客商涌向平洲,车辆塞满玉器街,宾馆爆满。数十亩的标场内摆满了缅甸翡翠毛料,每片石料上都标有重量、编号、底价。
  竞标者手持强光手电筒,逐个验石、探石,选定好自己要竞标的石料,填好标的价格放入暗箱中等待开标。
  黎升强介绍,平洲公盘取消了传统的讨价还价的玉石交易方式,提高了效率,保证了公平,因此吸引了全国及缅甸越来越多的玉石商人加入其中。“早在2013年,平洲珠宝玉石协会会员就超过4万名。”
  平洲珠宝玉石协会网站上介绍,该协会会员遍及全国所有的省份和13个国家。
  草根逆袭
  平洲玉器街上,草根逆袭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人白手起家、从家庭作坊发展成拥有大型加工厂的专业人士;有人半路出家、从倒卖石头成品件发展为珠宝连锁店的老板。
  1996年开始创业的黎升强是想要效仿这套成功经验的人之一。实际上,10年前还在读初中的他,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平洲玉器街(老街)。彼时老街上家庭作坊林立,而他对翡翠的感情源自那时的耳濡目染。
  像大多数平洲创业者一样,他先是在一家镶嵌店打工,没有师傅,全凭自己的悟性。在对切石头、设计和加工深入了解后,他创立的永昌珠宝步入了正轨。   2008年,一个新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承包开发玉器商场。
  “当时整个平洲玉器街没有类似的商场设计成功过,我要承包开发一个比较完善的玉器商场。”黎升强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地处平洲玉器街核心地段的玉器大楼正式投入使用,包括一楼200多个柜台,二楼400多个柜台。以前都是一条街上单个地开店,现在一家商场就汇聚了600多家店。后来真的如黎升强所想,实现了“全城追捧、一铺难求”。
  相关数据表明,2006~2010年翡翠价格年均保持30%~50%的增长,而精品翡翠的涨幅更是高达100%~200%。那一轮行情的火爆,让平洲玉器街的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
  汇聚新力量
  香港真玉坊董事长张宋在2003年来平洲玉器街之前,曾在香港开过珠宝实体店,在四会开过玉器加工厂。吸引他落脚平洲的,除了这里的名气之外,还有当地的政策环境。
  “平洲当地的领导比较开明,又善于规划,但凡有能够帮助平洲玉器产业做大的企业和个人,便可将土地便宜地出租给他们。”张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平洲的包容性强,吸引了大批翡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
  他认为,对于一个行业来说,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改革开放后,内地珠宝市场迅速发展,平洲因为有相关的基础而吸引了一大批香港、台湾客商过来开工厂。”在张宋看来,新势力的到来并没有打破当地的平衡,反而为平洲玉器街注入了新活力。
  “港台客商开工厂就要招聘平洲当地人,然后就会有更多平洲人接触到香港、台湾的新技术和新观念,而这些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几乎都成了后来平洲的翡翠珠宝老板。”他说。
  如果没有新活力注入,“平洲玉雕”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
  2012年,一场玉雕大赛就暴露了平洲的短板:大赛共收到200多件参评作品,获奖作品80多个,但获奖者却没有一位来自平洲,甚至没有一个有南海户籍。
  平洲需要引入和培养更多的新力量。为此,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创办了专业化玉雕人才培训学校,兴建了玉雕大师创意园,还通过举办玉雕大赛扩大“平洲玉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到了更多的玉雕人才。
  1996年落户平洲的广西人陈义,从一个手工艺人成长为一名天工奖获奖者、玉雕大师,并亲历了平洲玉器街的蜕变。“越来越多的大师聚集在平洲,补齐了平洲玉器街在生产高端产品上的短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危机之中觅生机
  然而,属于平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近几年来,平洲玉器街的翡翠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产销量大幅下降,部分店面退租或转租,珠宝市场、档口顾客变得稀少,商户利润下降乃至亏损者不少。
  也有一些商铺在危机中找到了生机。
  猪猪翠玉曾是一家云南珠宝商,在经历了云南翡翠市场的低迷后,于2014年迁往平洲,开启了互联网销售模式。
  据广东省玉器商会初步统计,目前仅广东建立的“微商”珠宝品牌就已超过3000家,80%集中在广州、佛山、深圳地区。其中,45%的商家采取纯线上模式,没有實体店。
  猪猪翠玉负责人表示,其每月营业额基本维持在500万元左右,其中80%的货是在微商渠道销售的,20%则依靠淘宝。
  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秘书长陈满标认为,平洲的模式是批发为主,一般是开好档口等客上门,相对被动,“微商或网店模式让商家变得主动,为其找到了一个新渠道。”
  平洲玉器街的大多数商家则针对低迷行情,开始转向中低端产品,迎合大众旅游市场。
  但在史书珠宝总经理史书鹏看来,一味迎合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培养平洲标识的高端品牌或许更有效果。
  “平洲有很多获得天工奖的设计师、雕刻师,又是全国最大的毛料集散地,可以直接创立一个针对高端用户、由政府背书的品牌,在全国高端场所推广,只需要整合资源就可以事半功倍。”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与此同时,平洲玉器街也在尝试新的路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玉器特色小镇。
  据桂城珠宝玉石产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平洲玉器街未来将在文化旅游产业上发力,“以玉为媒”建设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本着以玉器加工传统制造业和以玉文化主题建设为原则,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玉器街国家级4A景区特色,力争将‘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建设为产业链齐全的融产业集聚、文化旅游、生态宜居为一体的国家级玉器珠宝产业特色小镇。”
  “我认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并不是不做专业市场了,而是两条腿走路:既针对大众旅游人群,又瞄准更高端的客户。”陈满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平洲需要做的就是传播好玉器文化,让大众人群喜欢上翡翠;还要开发好高端翡翠产品,打造平洲品牌,吸引更多高端订制用户。”
其他文献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并很快进入高速增长期。那个时候,日本人只注重搞经济,对于垃圾这种“小事情”并不在意。只顾发展忽视环境导致的结果就是,工业污染严重,极端事件频发。  进入70年代,吃了苦头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开始有了从源头整治垃圾的意识。规定垃圾分类细则的《废弃物处理法》和《食品回收法》就是在那个时候首次出台的。  我还记得,实行初期,垃圾只是被简单分为“可燃烧”和“不可燃烧”两类。还是个
2019年3月12日,在保定涿州·中关村和谷创新产业园,工作人员在组装电子产品(牟宇/ 摄)  2018年的七夕,北京新松佳和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舒伟第一次来到天津市宝坻区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彼时,工地一片荒凉。但他听到中关村方面的工作人员说“年底要在这里吃饺子”,便立即作了一个决定——“如果能有这样的速度和决心,我们公司就搬进来!”  2018年12月,舒伟的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宝坻。接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  2017年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  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不仅展示了当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情况,还将纳入五年一次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考核结果将成为各省份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上海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在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咨询( 蔡斌/摄)  与上交所联合设立“上证G60指数”,为长三角一体化和科创板两大国家战略找到“融合点”;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要素的“阻隔”,实现企业证照跨省“一网通办”;改变产业雷同、低质竞争的“内斗”,建立跨省分工协同创新的“产业联盟”……  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湖州、杭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正在以制度、技
浙江宁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陈列的猪纹陶钵( 王小川/ 摄)  在人们的印象里,宁波的“标准形象”是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重地,這个形象极具现代特色却又稍显冰冷。  实际上,宁波不仅是一处地地道道的文化发源地,而且是长江下游文化的代表性重镇。宁波人最为自豪的是河姆渡文化——7000年前,一批先民来到这里,他们的外表具有现代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却更接近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被后世的我们称为“河姆渡先民”。 
崔勇(左)在北京砖读空间为读者寻找资料( 罗晓光/ 摄)  在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根”的砖塔胡同最东头,有一处青砖灰瓦的砖塔小院,成为近年来颇受欢迎的一处北京“打卡”圣地。来这里“打卡”的,有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有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拎着菜篮的老街坊,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朋友……  北京城唯一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正阳书局,便藏身小院之中。2019年,正阳书局迎来了创办十周年。十年间,这家
对于“野生食物”,不少人有看异乎寻常的偏爱。于是,一到春天,野菜也就成了许多人餐桌上的宠儿。  在饥荒年代,“吃糠咽野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命之举。如今食物丰富,大家对野菜的吹捧显然不是为了充饥。  为什么爱吃野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由。但作为食物,安全、营养、好吃,是最基本的三个属性。野菜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如何?  有人认为野菜“营养价值高”“有保健作用”,有些文章还宣称“野菜的营养含量通常比
国家图书馆南门对面的小桥下,昆玉河河水静静流淌。一位老人对着河水感叹:“不知这水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旁边一个人说:“以前可以流到杭州入海。”航拍的运河北京城区段  老人瞪大了双眼。那人解释说:昆玉河的水从西山而来,流过广源闸,过了西直门的高梁桥,入城到积水潭,流到通州,向南一直流到杭州湾入海。  那人便是学者杜瑜,他在文章《运河与现代化》中曾提到这么一段亲身经历。杜瑜口中的水系,正是沟通南北的
不久前,我受邀参加了美国最大的教育风投基金之一学习资本(Learn Capital)在犹他州著名滑雪胜地鲍德山举办的年会。  学习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教育科技投资的风投基金,也曾经成功投资过中国的教育企业。年会吸引了很多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主题也非常有话题性: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教育该如何改变,以顺应未来的社会需要?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斯蒂芬·科斯林教授认为,
2019年6月28日, 江苏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燕鸥在湿地上空飞翔。(李博/ 摄)  日前,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举行,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该项目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受到肯定。  “这把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延伸到了海洋。”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路宝感慨,“是一份自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