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笼罩在黑暗专制的血雨腥风之中，他却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一路打工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了这片痛苦呻吟着的东方大陆，零距离地接触和观察中国的劳苦大众。他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记录了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收入低微的工人和潦倒的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当“膏药旗”在华夏大地上恣意狂舞，近百万“国军”似惊弓之鸟一溃千里时，他却勇敢地逆流而上，深入敌后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在敌后，他结识了被国民党诬为“土匪”、正在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的共产党人，并与他们结成了终生的莫逆之交。当内战的硝烟再一次弥漫在神州大地，美国许多政客、“中国问题权威”断言中共必亡时，他却自愿做“斯诺第二”，深入华北解放区、河南游击区。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事业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共产党人必胜。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传奇式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
　　
　　访问薄一波
　　
　　冶陶是河北邯郸附近的一个小镇，晋冀鲁豫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194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当贝尔登走进这座小小的石头城时，他感到十分惊奇：这就是指挥着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华北军政首脑机关所在地吗?镇里没有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将军们和地方高级干部们如普通士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贝尔登想起了巴黎：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被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卫兵荷枪实弹，没有特许证，任何人也不准通行。看来，这里共产党的官员们具有特别的安全感。 　一看到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立刻会浮现出一个执掌着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判官”的形象；但是，当晋冀鲁豫军区政委薄一波向贝尔登走来时，他坐在薄政委住所里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上，却无论如何不能把传闻和现实统一起来：这是一位面色红润、态度谦和。总是面带笑容的中年人。贝尔登和他畅叙了三天，谈话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成等等。薄一波头脑十分睿智，他滔滔不绝地谈笑风生，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尔喝一口茶。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贝尔登被他那儒雅的学者风度深深吸引住了。 　薄一波神色坚毅地对贝尔登说：“华北人民和八路军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二十年。”贝尔登迷惑不解地问：“在这一片崇山峻岭之中，你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薄一波思索了片刻，“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其次，太行和太岳区盛产小麦、小米和高粱；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了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
　　贝尔登听得饶有兴趣，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边区的民情如何呢?”薄政委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就是山西人，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而著称。从表面上看，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说到这里，薄政委笑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的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八年抗战使山西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人、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顽强。两千年来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断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形容他们是十分贴切的。在八年多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而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乡村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我们还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说到这里，薄政委有力地挥动了一向手臂，“我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巨大的胜利成果，哪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
　　薄政委说完，亲切地看着贝尔登：“记者先生．--您想到什么地方去采访?我们一定满足您所有的要求。”贝尔登反问道：“哪里离蒋管区最近、最危险?”薄政委说：“河南的安阳县。那里是游击区，敌我双方不停地‘拉锯’。”贝尔登合上采访本，“那么我就去那里吧，我也要做几天‘赤匪’。”两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两个新伙伴
　　
　　194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春日，贝尔登启程前往安阳。薄政委给他派了一位译员和一名通讯员。贝尔登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两个新伙伴。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过书，后来到边区参加了革命。他从不向贝尔登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只是如实地向贝尔登介绍解放区的有关情况，严谨地翻译贝尔登的话。这使贝尔登想起在蒋管区进行采访时常常遇到的情形：陪同的国民党的译员故意错译他所提出的“过于寻根究底”的问题，并对别人如实的回答在翻译上大打折扣。
　　贝尔登的通讯员名叫刘明基，从外表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件灰布军装，就像套着一条布袋一样，一只眼睛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但是，贝尔登对他却很有好感。刘明基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他原是从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却从不作直白的表露，只是经常对贝尔登说：“共产党让我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我干重活。”话极朴实，却让贝尔登感到我军战士极富人情味儿，并非像外界传闻的那样讲起话来个个口号不离嘴。刘明基对贝尔登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晚上都替贝尔登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他发现贝尔登是一位“老枪”，一路上便不断供给贝尔登山区土制的香烟，并掏钱到路旁的小摊上给贝尔登买茶水喝。小贩们见刘明基身着解放军军服，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可他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这一切使贝尔登惊奇不已，在蒋管区他可是见识过“国军”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
　　刘明基随身总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截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每到晚上，他坐在油灯下，像个小学生似的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画画，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写完后，他总是蹑手蹑脚地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贝尔登不远的地方。贝尔登被这个像老黄牛一样质朴的战士深深地感动了，他感慨万分地想，由这样对文化知识孜孜渴 求的战士所组成的文明之师，是任何强暴都压不垮的。
　　
　　活埋
　　 　尽管贝尔登对安阳之行事先作了种种预测，但他还是没有料到，当自己于1947年一个寒冷的初春之日踏上这块三千多年前是商王朝首都的土地时，听到的第一件事会是——活埋!
　　这时，安阳县五分之四的区域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盘踞着，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只有游击小队和民兵在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活动。于是，极端残暴的地主“还乡团”便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八年抗战的安阳人民举起了血腥的屠刀。贝尔登听到了安阳人民痛苦的心声：“土地归保长，儿子归老蒋。当官的发大财，当兵的胡乱来。‘国军’所到之处，捐税如虎似狼，卖光全部家当，老小全进班房。”安阳县委的同志告诉贝尔登，已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他们被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埋掉，有一部分尸体被野狗扒开吃掉了。
　　贝尔登走访了许多村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震惊。尤其使他惊骇的，是在秦德沟村看到的一切。这是个仅有一百三十口人的小村子，全村二十八户中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了。日本鬼子撤退时，当了汉奸的李庆章跟着其主子跑了，村里人分了他的地。不久，他跟着国民党回来了，村里的男人闻讯都躲了出去，李庆章骗剩下的妇女和儿童说，咱们是乡里乡亲的嘛，不用怕。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还乡团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了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进一口枯井里活埋了，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当土埋到这些人脚脖子时，有个姑娘突然唱起了歌，这是一首革命歌曲《世界是我们的》。激昂的歌声更激起了敌人的兽性，李庆章狞笑着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说完，他操起铁锹往那姑娘脸上扔土…… 　贝尔登站在枯井边，凝视着井里的累累白骨，怒火中烧：“这简直是中世纪的暴行!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向安阳县委的同志要求：“让我参加战斗吧，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感要求我去消灭这些嗜血的犹大!” 　两年以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行进在上海南京路上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贝尔登正伏案疾书，书名有一种宏大的气势——《中国震撼世界》，记录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尽管书成后遭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诽谤、打击，作者长期不能得到公正对待，但贝尔登拒绝修改一个字，宁可将这部百万言的巨著藏之名山。今天，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捧读这部曾经明珠暗投的著作时，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疾风知劲草。
　　(本文资料来源：杰克-贝尔登著《中国震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