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老师的“山茶酥”

　　江明修学术研究的最核心价值，是从公民资格、公民义务、公民权利，到社区、社会资本，再到民主政治与生活，即让公民通过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形成社会连动关系。显然，这与精英阶层“由上至下”的社会治理及政策形成思路截然相反—所有东西都是“由下而上”。
　　因此，他特别强调“向社会学习”、“知行合一”。
　　这时你会发现，当涉及很核心的价值问题时，温和的唐三藏不见了，有着尖锐一面的江明修突然出现，他不留情面地批评台湾有些学者“只是在讲‘知行合一的学问’”—“那它只是学问。不亲身参与世界的改变，仅仅在课堂上讲一些东西去影响学生，那是不实际的！”
　　他要求自己首先成为一个亲身参与社会创新和改良的变革者。 　　“高中开始，学长和老师就很怕我跑去革命啊。”他开玩笑说，“到现在，父母还是搞不懂我在干嘛，大学教授应该是很轻松的嘛，可是他们的儿子好忙好忙。”
　　从学术研究到亲自投身实践与变革，他最被人熟知的标签是“社区大学”，然而他的民主实践其实始于智库。时间节点是1997年，彼时正好是台湾迈向民主化10年，很多事情都成熟了，“我们也想做一些事情推动政策的改变”，于是“台湾政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后更名为“第三部门教育基金会”）在其推动下成立了。
　　在台湾，民间智库对政府的影响路径是这样的：先是通过学术研究，调查、研究各种政策，然后发布记者会，通过媒体引起社会注意，让社会给政府施压，从而达到政策环境的改变。1998-1999年，江明修等又成立了“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对改善医疗环境、健保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现在台湾能享受到世界最好的医疗，基金会功不可没”。
　　社区实验同时进行中。
　　众所周知，社区营造一直是江明修最大的兴趣所在，他曾这样自我诠释：“并没有拯救世界之类的崇高理由，只是因为我喜欢。”只要跟他有所接触，你会相信就是这样。他对社区的热爱是由衷的，即使是素未谋面的访客，只要撞到对的时间和心情，他随时可能心血来潮，带着你漫游台北街头，当起导览来。
　　Yan是上海一家电视台的编导，一次在台北，她为一辑纪录片故，本想找江明修请教台湾公益发展现状，却意外得到了整整一下午加晚上的盛情款待。江明修带她和另一个朋友游走社区，穿过各种不起眼的犄角旮旯，访寻书店、茶庐，品尝美食、谈论爱情，感性得一塌糊涂。“可偏偏就是没有谈台湾公益啊！”工作狂的Yan郁闷极了，甚至有点儿恼火，“不想说他了！”
　　重提旧事，江明修却哈哈大笑：“对，下次（选举结束）再来，我带你去喝茶，还可以去爬山。”
　　与江明修来往甚密的广州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一位准备到台湾旅游的女生问朱建刚教授，“江老师最喜欢吃的‘山茶酥’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朱建刚愣了一下，失笑，“江老师自己就是‘山茶酥’！”
　　“我最喜欢爬山、喝茶、看书，老说山茶书、山茶书，就误会了。”江明修表情搞笑。于他而言，并没有故意为难一个慕名而来的女孩，只是觉得：你初到台北，上来就谈理论，多么无聊，倒不如走进社区体验一下来得更有趣。
　　如是，他会成为台湾社区大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大家都知道江明修创办了苗栗社区大学，却不知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出世时，他就是创办人之一；只是到了1999年在家乡成立台湾第三所社区大学“苗栗社区大学”时，才正式担任校长。
　　社区大学是非营利性机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和捐款，场地则是所在社区的中小学，校长江明修也是义工，一分钱薪水都不领。
　　不了解台湾社区大学的人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它只是免费或学费低廉的大陆老年大学、培训学校之类。然而它们的区别是深植本质的。
　　在上一个层面，社区大学确实也是在为人们创造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奠基于此，政府很难找到理由拒绝拨款支持；而更深一层，它则是向公民传递社区意识、厚植公民社会理念的重要平台。
　　“有好的老师，便宜的学费，就会有很多学员被吸引来。那么我们要求老师和学生互动时，要带有社区意识，比如加入大量社区公共事务的探讨，带动他们参与公益活动等”，渐渐地，公民社会的意识便植入学员心中；而回到社区的學员会再带动更多当地居民参与社区活动。
　　不得不说，真个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如今，苗栗社区大学有4个校区，1个学习中心，来上过课的学员有6万多人次。苗栗有18个乡镇，江明修的愿景是做10个校区，由此带动民间社会成长。
　　他递给我几份苗栗的社区报，“台湾很多社区报都是公民记者办的，编辑、记者是农民，办得多好”。记得在高雄美浓，当地很有名的志工“老爹”也送过一份社区报给我，“老爹”正是由旗美社区大学培养出来的公民。
　　“我觉得我总是很好运呢，虽说自己很普通。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愿景，他（上天）就会关爱我。很神秘的感觉。”他笑。

翻转政治

　　前两年有人开玩笑说，江明修在大陆公益圈的名气可能已经超过台湾了：一开始他写书，把自己的经验写给草根NGO，而后每年来三四次。前年编辑小树向他约专栏稿，因为不是一线媒体，心里有点惴惴的，然而江明修爽快答应，他只审视媒体的理念，不看名气和发行，彼此情投意合就写，且从来不问稿费，“唯一令人崩溃的是—每期都拖稿”。
　　不过，关于江明修在两岸名气的对比，却极可能是个误会。“我在台湾会尽量低调，在大陆因为时间很短，就不需要了。”江明修自己这么说。徐启智则透露，其实在台湾，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主政的政府，一向都非常重视老师的政见，视他为重要智囊。
　　只是江明修一一婉谢。
　　事实上，江明修对台湾学界行政化、政党化的趋势深恶痛绝。“学术应该和政治保持距离，然而现在少数精英控制了整个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介入了政党；过去媒体独立的时候还可以作为学术发声的工具，现在它们不少也被财团控制了，学术要找出路，常常要靠政客或商人，这些都是很大的沦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年4月却突然决定参加苗栗县县长选举。
　　不是不令人吃惊。
　　徐启智倒没太意外，“很多年前就有人鼓动他出来参选，好几次我都在现场”。都是苗栗的同乡，不满地方政治生态，希望有胆识的人出来力挽狂澜。那时的江明修却不肯干。光是学术、公益、两岸交流这些事就够他忙的了；何况许多朋友也反对，认为他一个清清白白、受人尊重的学者，何必跑去当人人都瞧不起的政客，对自己没有提升，只有伤害。“退一步说，即使他真的要从政，直接出来当就好了，选举那么辛苦。”徐启智说。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年江明修对台湾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忧心，“民主倒退，在地方特别严重”。
　　一方面，地方选举经常由派系主导，甚至被黑金操纵，充斥着钱权交易，“在台湾，县就很大了，个个都是土皇帝，监督机制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并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但知识分子都爱惜羽毛，不屑参与政治。
　　他开始坐不住—必须有人愿意“跳下去”，哪怕把自己的手弄黑。
　　“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江明修说。小时候，父亲对他非常严格，不喜欢他看课外书、杂书、禁书，他老老实实挨骂，骂完，该看的还是看，也不懂得拿课本打打掩护。现在也是一样，发现哪里有问题就直接去解决，特别直白。
　　他决定做个表率，尝试用自己的学识翻转政治—“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愿意离开美好的台北市，带动一种‘到地方去’的实践精神”。
　　尽管如此，做这个决定也是很艰难的，尤其苗栗县无论从经济还是政府治理上，在整个台湾几乎已是排名垫底。因此，思想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选举在11月29日，直到4月底，他才下定决心。
　　时间的仓促无疑使这件本来就极具挑战的事增加了难度：别人参选都要提前一两年开始准备，江明修只剩下半年，同时他还是一个政治素人，无政党、无资源，什么都需要重新学习。
　　一开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骗子，“美国博士、政大教授，怎么可能呢？”还有人质疑他，“你选县长这么高的位置，为什么没有随从”，“怎么可能自己親自来办这些事”……
　　俨然一场修炼。
　　对江明修这样的人来说，如今的生活应该是极其无趣的吧，每天早上6点，他就要起来做准备，在苗栗的各个乡镇上跑，见选民，握手握成习惯了，现在他见人都是双手同时递出来，还微微弯腰。还真的有点像他讨厌的政客了。
　　辛苦还是其次的。江明修右手抚摩着心脏，如今每天清晨醒来时，他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孤独。有生以来，他从未做过一件需要独自承担如此之多的事，幸运的是亲友总算理解了他，并最终支持他。
　　曾经山茶书的生活，仿佛已经离他很远。
　　“但是你看我还笑得出来，”短暂的忧伤过后，他随即又自我勉励，努力一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尽管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
　　临走时，他还不忘念叨在山里逛、看看白云那份悠闲。直到现在，他仍然喜欢看白云，看的时候，不时还会有鹦鹉飞过来。
　　“我不知道以后整个世界……不管结果如何，肯定会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