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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8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老红军钟娘永同志逝世已五个年头。他一生历尽坎坷，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他长期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曾被判处死刑。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直未变，对党忠心耿耿，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红心白皮”
1907年9月，钟娘永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旧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2岁入学，16岁到公平圩读高小。那时彭湃农民运动正在兴起，他帮村里农会做过文字工作。当年，钟敬文老师上了一堂国文课《论苏维埃政权》，并以此作为作文题，钟娘永成竹在胸，很快把文章写好了。钟老师对钟娘永的作文赞赏有加，还把他的文章贴在堂上。
1925年冬天，钟娘永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他担任了公平区劳动童子团团长。当时，公平区的劳动童子团发展到五六百人。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时，曾于1926年8月间派萧楚女带领300多名学员到海陆丰农村实习、考察。有一天，他们到公平区参观，钟娘永等选了100多名带上红领巾的劳动童子团前往迎接，并表演了体操，受到萧楚女和学员们的高度赞扬。
1927年2月，钟娘永等三位同志，秘密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旧圩村张氏祖祠举行宣誓仪式，有监誓人，入党手续是齐全的。同年11月，海陆丰工农武装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钟娘永出任公平区赤卫队党代表和书记。
1928年3月，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丧失，红军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敌人猖狂围剿、到处掀起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钟娘永偶遇入党宣誓时的监誓人张汉基和经常到他家的红军独二营党代表蓝训材，才得知敌人悬红200块大洋缉拿他，他家被勒派2支枪的钱。1929年2月，钟娘永被迫流亡马来亚，张汉基和蓝训材也先后逃往南洋。在马来亚期间，他们参加了中共和马共联合成立的反帝大同盟，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他们被马来亚当局作为“政治犯”驱逐出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娘永从南洋回公平区，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9月，由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中共海丰县二区公南乡特别党支部书记，并命他以国民党政府公南乡乡长身份为掩护，为我党搜集情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
1940年初，钟娘永把我党的部队在惠阳高潭被顽军袭击时冲散的战斗中受伤的约20名伤员接到旧圩养伤。后因叛徒向顽军中队长告密，使公南乡的全部保甲长和张顺平家人等共28人被捕。钟娘永与国民党当局斡旋，为了他们早日得到释放，征得其父同意，将变卖自家2亩田地所得的40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使他们先后被释放。
1942年2月间，香港沦陷，被我党营救出来逃亡海陆丰的柳亚子先生偕次女柳无垢辗转到九龙峒。钟娘永按照上级指示，让本乡的党组织和堡垒户好好照顾他们。他们出境时，钟娘永让田心乡党支部派员进行护送，有的党员既当轿夫又当“保镖”。他又派出乡丁，武装护送出境。他的战友蓝训材参加这次护送行动，保护柳父女由海丰抵兴宁。
1944年春天，敌人怀疑钟娘永“通共”，撤销了他的乡长职务，并将他抓捕入狱，准备枪杀，幸亏党组织及其父亲及时营救，他才幸免于难。1945年初，日寇再犯海丰，钟娘永的国民党乡长职务虽然被撤，但手中仍掌握着乡里的公枪，他把部分枪支交给我部队使用。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利用他同海陆丰联防守备总队队长钟超武相熟的关系，派他去钟超武那里当副官，为我党秘密收集情报、采购物资。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又起，国民党186师在旧圩等几个村子围捕共产党员，一次抓捕了好几个人。钟娘永闻讯，赶忙躲在水井里藏身，才免于被捕。后来，国民党当局对他进行通缉，他只得退居香港隐蔽。
在港期间，地下党员余史江曾带钟娘永去看望柳亚子先生。柳先生说：“我对海丰的印象很好，海丰人有义气，我曾写了几幅中堂赠给护送我抵兴宁的三位义士，就是表达我对彭湃烈士故乡海陆丰人民忠义救亡的谢意。”1948年元月18日，柳亚子在“诗赠患难之交”中，有一首诗写道：“将迎难忘日中圩，直到兴宁分手初。况瘁钟郎情谊重（“诗选”为“厚”），飘潇（“诗选”为“零”）谢嫂讯音虚。沧桑历劫还（“诗选”为“终”）逢汝，思怨填胸孰起余？安得梓乡成解放？彭生墓上见旌旟。”诗中还注明“钟娘永则日中圩之东道主也。”
1947年初，与钟娘永同庚的老战友蓝训材受命回海丰组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开展解放战争。钟娘永也从香港回来，继续搞地下情报工作，为我党派出的联络员及军需科采办。同年夏秋间，他参与筹建公平区人民政府。翌年冬，公平区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为委员。1949年11月，他任海丰县公平镇第一任镇长。
磨难连连
正当年富力强的钟娘永要为建设新中国施展才华的时候，谁知竟起不测之风云。解放初期，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4、5月间，广东进行了春耕整队，钟娘永因担任过国民党乡长而被打入“另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百口莫辩。8、9月间，他被押回家乡，不断被批斗，主持人和斗争的人多是被他处理过的人，有一次一连斗了三昼夜。同年冬，由海丰县人民法庭第二分庭宣布：钟娘永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的嫂子得知他被判死刑，专门到“看守所”送上诀别酒。
他被插上了“死签”。当时把他呈报上级的判极刑的材料报到广东省人民法院东江分院时，已身为分院院长的蓝训材大吃一惊：钟娘永是地下党员，不是反革命！于是蓝院长火速赶到海丰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争论钟娘永的案件，向书记透露钟娘永“白皮红心”的底细，不同意海丰的判决。由于当时政治大气候，钟娘永最后还是被定了个“恶霸”罪名，被下达执行无期徒刑的命令。后来钟娘永先后被改判有期徒刑为15年、10年，最后“劳改”七年半，才释放回家。
钟娘永在土改整队中被错定为反革命，他的妻子吕惠珍同志受到株连，被处理出队。在她去参加开除她出队的海城学习期间，长子被人毒打，奄奄一息，群众看不过眼进行干预，凶徒才罢手。村民把他的长子抬回家里，幸有五华的古师傅仗义，采用中草药对他长子进行医治，他长子才捡回性命，但已骨瘦如柴，形同残废。为了把长子的重伤治好，吕惠珍只得把7岁的小儿子卖给汕尾鮜船渔民。在钟娘永坐牢期间，吕惠珍一个弱女子支撑起一个家，儿女挨饥受冻，一个幼女因没钱治病而夭折，长子的童养媳也回娘家改嫁了。 钟娘永“改正”回来，家乡面目全非，他原来生活的村子因兴建公平水库，村民们都移民别处去了。时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闹饥荒，他被饿得水肿。当时他在农场劳动，工区办有水肿病人食堂，别有用心的人不让他这位“劳改释放犯”在水肿食堂就餐、治疗，幸亏管理食堂的施医生仗义作主，向人们说“接收病人是我的事”，他才得以治疗。
没过几年，“四清”运动又开始了，先清干部，接着批斗“四类分子”，几乎每次批斗钟娘永都得参加。“文革”开始后，像钟娘永这样的人更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了。一次，公社造反派通知“四类分子”开会，准备杀人。后因周恩来总理有指示，不准杀人，他才逃过此劫。
一次批斗中，钟娘永惨遭毒打，被击中后脑，险赴黄泉，留下了长期头疼的后遗症。
又有一次，公社通知他在戏院前集中，突然间冲出一群人，用大麻包袋把他罩住，拖往一间昏暗的大屋内用刑，把他双腿缚住夹在两支木头间，用绳子紧紧捆住，迫他交代“黑材料”。他自然“交代”不出什么来，他们斗得差不多后，就把他放了。他双腿伤得很严重，只能偷偷地爬到附近的著名拳师刘阿梅的高徒、老同志丘国珍的店里疗伤敷药。这一回受伤害，他双脚长期不能走路，以致腿萎缩，差点残废。
耿耿丹心
人间自有真情在，历经磨难，临难自奋的钟娘永，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同情和支持。他后来在黄羌公社建林大队苦家寮村落户，党支部书记戴火荣和村民们待他们都很好，一家人才得以过上比较平静的生活。苦家寮地处海丰县北部山区，与惠阳毗邻，他在这“世外桃源”的地方，避难疗伤。许多在城的老同志都以为他不在人间了。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坚强的共产党员钟娘永同志，经历过多少次劫难，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的待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没有动摇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活着，期望着风雨过后见彩虹。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在海城工作的平东人陈奇同志探知钟娘永还在世的消息，便带了一位黄姓同志去找他。故人相见，恍如隔世，当年意气风发的钟娘永，如今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腿残之人。他们帮他写申诉信寄往县里。后来，被“开除出队”的余少南同志也专门到他家，帮他整理材料。赖发同志前来帮他写成申诉书，辗转寄往党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及各相关单位。此时，同志们才知道他隐居深山老林。彭湃烈士的三儿子彭洪同志开追悼会平反昭雪时，大伙把钟娘永抬到海城来参加。之后，他得到了医生诊治，老战友也从广州、香港等地买来中药浸酒给他服食，双腿逐渐恢复活力。
彭洪同志的追悼会后，彭湃烈士的次子，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和钟娘永的启蒙老师、国瑞文宗钟敬文先生，以及中国致公党卓越领导人黄鼎臣同志等海丰籍名人也联名上书呈送胡耀邦总书记，为钟娘永伸冤。
胡耀邦对钟娘永冤案很重视，立即批转广东省委，省委杨尚昆等几位同志批示转汕头地委落实处理。1980年11月，海丰县人民法院对钟娘永的案件复议，认为当时的判决证据失实，定为“恶霸”不当，改判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1981年7月，中共海丰县委纪检部门查清了原东江地委组织部对他定案的材料失实，所作“清除出党、扣押法办”的处分是错误处分，应予纠正，并恢复党籍和队籍。接着，对受株连的老伴吕惠珍同志也作出恢复队籍、收回队伍的决定。至此，两老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2001年9月和2002年12月，省委组织部分别批准钟娘永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和享受副厅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钟娘永、吕惠珍两老落实政策，办理了离休。他们在海城居住，住在自家建的两层楼房。两个儿子晚婚优育，而卖给汕尾渔民家的小儿子后来举家移居香港，早已为人祖父了。后来，小儿子辗转前来认亲，并常回来看望双亲。
暮年的钟娘永发挥余热，为党工作。海丰县政协成立后，他任政协委员。县里先后成立老干部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县老关协、县关工委，年届耄耋的他，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并担任理事、委员及宣讲团成员，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帮教失足青少年。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德育教育基地和县收教所以及中小学校。
一直以来，钟娘永都坚持自己到离县城十多公里的公平镇去交党费。有一次，98岁高龄的他，又在儿媳的陪同下，去镇里交党费，刚好被我和县关工委领导碰上了。那时，镇委组织委员王同志对钟娘永说，不用每月都来交一次党费，可以几个月或半年的党费一起交。在场的镇委谢书记也劝他说：“您老人家来去不方便，党费可托人代交。”然而他却郑重其事地说：“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公平是生我育我的地方，也是我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我是共产党员，交纳党费是党员的义务，况且我身体尚好，怎好让人代交呢？还是每月来交一次吧。”镇委办公室陈主任对我们说，党支部通知钟老开会，他从未缺席过。对此，他又真情地说：“这是党员起码的义务，也是对党是否忠贞的表现。”钟娘永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大家对这位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经受了严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的组织观念和对党无限忠诚感动不已。
2008年2月3日，钟娘永同志与世长辞。有人写诗概括了他的一生。诗曰：
血雨漫天惜途穷，
山中猛虎海中龙。
凌云志须烈火炼，
九死未悔见忠诚。
“红心白皮”
1907年9月，钟娘永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旧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2岁入学，16岁到公平圩读高小。那时彭湃农民运动正在兴起，他帮村里农会做过文字工作。当年，钟敬文老师上了一堂国文课《论苏维埃政权》，并以此作为作文题，钟娘永成竹在胸，很快把文章写好了。钟老师对钟娘永的作文赞赏有加，还把他的文章贴在堂上。
1925年冬天，钟娘永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他担任了公平区劳动童子团团长。当时，公平区的劳动童子团发展到五六百人。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时，曾于1926年8月间派萧楚女带领300多名学员到海陆丰农村实习、考察。有一天，他们到公平区参观，钟娘永等选了100多名带上红领巾的劳动童子团前往迎接，并表演了体操，受到萧楚女和学员们的高度赞扬。
1927年2月，钟娘永等三位同志，秘密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旧圩村张氏祖祠举行宣誓仪式，有监誓人，入党手续是齐全的。同年11月，海陆丰工农武装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钟娘永出任公平区赤卫队党代表和书记。
1928年3月，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丧失，红军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敌人猖狂围剿、到处掀起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钟娘永偶遇入党宣誓时的监誓人张汉基和经常到他家的红军独二营党代表蓝训材，才得知敌人悬红200块大洋缉拿他，他家被勒派2支枪的钱。1929年2月，钟娘永被迫流亡马来亚，张汉基和蓝训材也先后逃往南洋。在马来亚期间，他们参加了中共和马共联合成立的反帝大同盟，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他们被马来亚当局作为“政治犯”驱逐出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娘永从南洋回公平区，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9月，由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中共海丰县二区公南乡特别党支部书记，并命他以国民党政府公南乡乡长身份为掩护，为我党搜集情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
1940年初，钟娘永把我党的部队在惠阳高潭被顽军袭击时冲散的战斗中受伤的约20名伤员接到旧圩养伤。后因叛徒向顽军中队长告密，使公南乡的全部保甲长和张顺平家人等共28人被捕。钟娘永与国民党当局斡旋，为了他们早日得到释放，征得其父同意，将变卖自家2亩田地所得的40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使他们先后被释放。
1942年2月间，香港沦陷，被我党营救出来逃亡海陆丰的柳亚子先生偕次女柳无垢辗转到九龙峒。钟娘永按照上级指示，让本乡的党组织和堡垒户好好照顾他们。他们出境时，钟娘永让田心乡党支部派员进行护送，有的党员既当轿夫又当“保镖”。他又派出乡丁，武装护送出境。他的战友蓝训材参加这次护送行动，保护柳父女由海丰抵兴宁。
1944年春天，敌人怀疑钟娘永“通共”，撤销了他的乡长职务，并将他抓捕入狱，准备枪杀，幸亏党组织及其父亲及时营救，他才幸免于难。1945年初，日寇再犯海丰，钟娘永的国民党乡长职务虽然被撤，但手中仍掌握着乡里的公枪，他把部分枪支交给我部队使用。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利用他同海陆丰联防守备总队队长钟超武相熟的关系，派他去钟超武那里当副官，为我党秘密收集情报、采购物资。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又起，国民党186师在旧圩等几个村子围捕共产党员，一次抓捕了好几个人。钟娘永闻讯，赶忙躲在水井里藏身，才免于被捕。后来，国民党当局对他进行通缉，他只得退居香港隐蔽。
在港期间，地下党员余史江曾带钟娘永去看望柳亚子先生。柳先生说：“我对海丰的印象很好，海丰人有义气，我曾写了几幅中堂赠给护送我抵兴宁的三位义士，就是表达我对彭湃烈士故乡海陆丰人民忠义救亡的谢意。”1948年元月18日，柳亚子在“诗赠患难之交”中，有一首诗写道：“将迎难忘日中圩，直到兴宁分手初。况瘁钟郎情谊重（“诗选”为“厚”），飘潇（“诗选”为“零”）谢嫂讯音虚。沧桑历劫还（“诗选”为“终”）逢汝，思怨填胸孰起余？安得梓乡成解放？彭生墓上见旌旟。”诗中还注明“钟娘永则日中圩之东道主也。”
1947年初，与钟娘永同庚的老战友蓝训材受命回海丰组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开展解放战争。钟娘永也从香港回来，继续搞地下情报工作，为我党派出的联络员及军需科采办。同年夏秋间，他参与筹建公平区人民政府。翌年冬，公平区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为委员。1949年11月，他任海丰县公平镇第一任镇长。
磨难连连
正当年富力强的钟娘永要为建设新中国施展才华的时候，谁知竟起不测之风云。解放初期，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4、5月间，广东进行了春耕整队，钟娘永因担任过国民党乡长而被打入“另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百口莫辩。8、9月间，他被押回家乡，不断被批斗，主持人和斗争的人多是被他处理过的人，有一次一连斗了三昼夜。同年冬，由海丰县人民法庭第二分庭宣布：钟娘永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的嫂子得知他被判死刑，专门到“看守所”送上诀别酒。
他被插上了“死签”。当时把他呈报上级的判极刑的材料报到广东省人民法院东江分院时，已身为分院院长的蓝训材大吃一惊：钟娘永是地下党员，不是反革命！于是蓝院长火速赶到海丰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争论钟娘永的案件，向书记透露钟娘永“白皮红心”的底细，不同意海丰的判决。由于当时政治大气候，钟娘永最后还是被定了个“恶霸”罪名，被下达执行无期徒刑的命令。后来钟娘永先后被改判有期徒刑为15年、10年，最后“劳改”七年半，才释放回家。
钟娘永在土改整队中被错定为反革命，他的妻子吕惠珍同志受到株连，被处理出队。在她去参加开除她出队的海城学习期间，长子被人毒打，奄奄一息，群众看不过眼进行干预，凶徒才罢手。村民把他的长子抬回家里，幸有五华的古师傅仗义，采用中草药对他长子进行医治，他长子才捡回性命，但已骨瘦如柴，形同残废。为了把长子的重伤治好，吕惠珍只得把7岁的小儿子卖给汕尾鮜船渔民。在钟娘永坐牢期间，吕惠珍一个弱女子支撑起一个家，儿女挨饥受冻，一个幼女因没钱治病而夭折，长子的童养媳也回娘家改嫁了。 钟娘永“改正”回来，家乡面目全非，他原来生活的村子因兴建公平水库，村民们都移民别处去了。时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闹饥荒，他被饿得水肿。当时他在农场劳动，工区办有水肿病人食堂，别有用心的人不让他这位“劳改释放犯”在水肿食堂就餐、治疗，幸亏管理食堂的施医生仗义作主，向人们说“接收病人是我的事”，他才得以治疗。
没过几年，“四清”运动又开始了，先清干部，接着批斗“四类分子”，几乎每次批斗钟娘永都得参加。“文革”开始后，像钟娘永这样的人更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了。一次，公社造反派通知“四类分子”开会，准备杀人。后因周恩来总理有指示，不准杀人，他才逃过此劫。
一次批斗中，钟娘永惨遭毒打，被击中后脑，险赴黄泉，留下了长期头疼的后遗症。
又有一次，公社通知他在戏院前集中，突然间冲出一群人，用大麻包袋把他罩住，拖往一间昏暗的大屋内用刑，把他双腿缚住夹在两支木头间，用绳子紧紧捆住，迫他交代“黑材料”。他自然“交代”不出什么来，他们斗得差不多后，就把他放了。他双腿伤得很严重，只能偷偷地爬到附近的著名拳师刘阿梅的高徒、老同志丘国珍的店里疗伤敷药。这一回受伤害，他双脚长期不能走路，以致腿萎缩，差点残废。
耿耿丹心
人间自有真情在，历经磨难，临难自奋的钟娘永，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同情和支持。他后来在黄羌公社建林大队苦家寮村落户，党支部书记戴火荣和村民们待他们都很好，一家人才得以过上比较平静的生活。苦家寮地处海丰县北部山区，与惠阳毗邻，他在这“世外桃源”的地方，避难疗伤。许多在城的老同志都以为他不在人间了。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坚强的共产党员钟娘永同志，经历过多少次劫难，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的待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没有动摇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活着，期望着风雨过后见彩虹。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在海城工作的平东人陈奇同志探知钟娘永还在世的消息，便带了一位黄姓同志去找他。故人相见，恍如隔世，当年意气风发的钟娘永，如今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腿残之人。他们帮他写申诉信寄往县里。后来，被“开除出队”的余少南同志也专门到他家，帮他整理材料。赖发同志前来帮他写成申诉书，辗转寄往党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及各相关单位。此时，同志们才知道他隐居深山老林。彭湃烈士的三儿子彭洪同志开追悼会平反昭雪时，大伙把钟娘永抬到海城来参加。之后，他得到了医生诊治，老战友也从广州、香港等地买来中药浸酒给他服食，双腿逐渐恢复活力。
彭洪同志的追悼会后，彭湃烈士的次子，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和钟娘永的启蒙老师、国瑞文宗钟敬文先生，以及中国致公党卓越领导人黄鼎臣同志等海丰籍名人也联名上书呈送胡耀邦总书记，为钟娘永伸冤。
胡耀邦对钟娘永冤案很重视，立即批转广东省委，省委杨尚昆等几位同志批示转汕头地委落实处理。1980年11月，海丰县人民法院对钟娘永的案件复议，认为当时的判决证据失实，定为“恶霸”不当，改判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1981年7月，中共海丰县委纪检部门查清了原东江地委组织部对他定案的材料失实，所作“清除出党、扣押法办”的处分是错误处分，应予纠正，并恢复党籍和队籍。接着，对受株连的老伴吕惠珍同志也作出恢复队籍、收回队伍的决定。至此，两老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2001年9月和2002年12月，省委组织部分别批准钟娘永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和享受副厅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钟娘永、吕惠珍两老落实政策，办理了离休。他们在海城居住，住在自家建的两层楼房。两个儿子晚婚优育，而卖给汕尾渔民家的小儿子后来举家移居香港，早已为人祖父了。后来，小儿子辗转前来认亲，并常回来看望双亲。
暮年的钟娘永发挥余热，为党工作。海丰县政协成立后，他任政协委员。县里先后成立老干部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县老关协、县关工委，年届耄耋的他，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并担任理事、委员及宣讲团成员，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帮教失足青少年。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德育教育基地和县收教所以及中小学校。
一直以来，钟娘永都坚持自己到离县城十多公里的公平镇去交党费。有一次，98岁高龄的他，又在儿媳的陪同下，去镇里交党费，刚好被我和县关工委领导碰上了。那时，镇委组织委员王同志对钟娘永说，不用每月都来交一次党费，可以几个月或半年的党费一起交。在场的镇委谢书记也劝他说：“您老人家来去不方便，党费可托人代交。”然而他却郑重其事地说：“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公平是生我育我的地方，也是我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我是共产党员，交纳党费是党员的义务，况且我身体尚好，怎好让人代交呢？还是每月来交一次吧。”镇委办公室陈主任对我们说，党支部通知钟老开会，他从未缺席过。对此，他又真情地说：“这是党员起码的义务，也是对党是否忠贞的表现。”钟娘永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大家对这位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经受了严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的组织观念和对党无限忠诚感动不已。
2008年2月3日，钟娘永同志与世长辞。有人写诗概括了他的一生。诗曰：
血雨漫天惜途穷，
山中猛虎海中龙。
凌云志须烈火炼，
九死未悔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