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诗？是画？诗画里有的东西它有，诗画里没有的东西它也有。它不是一曲战歌，却非软性音乐；它真是一幅水彩，却不失于纤弱，秀丽其衣，健美其质。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充溢着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淖记事》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悲剧，没有一把泪，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三分幽默，七分笑料。它不落俗套，立意新奇。故事不能说不悲惨，但使人没有重压之感；描写的风俗决不是美玉无瑕，读了却让人神清气爽。
　　故事的主线是巧云与十一子的奇特遭遇。它是悲剧，又不是悲剧。我们同情人物的命运，也憎恶那些邪恶势力。但我们不能说同情，你要的“纯洁”、“贞操”与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从表象上看，大淖也真有几分“风气不好”，但骨子里却充溢着美和力。真象莲花，虽身出污泥，却神骨不染。爱，钱买不到，强力抢不到。爱是心心相印，是灵魂的吸引。她们说不出这番道理，却真正领悟了人生爱情的真谛。那些流氓、强盗，那些仗势欺人的恶棍，当然该杀该剐。他们对女性的侮辱，是十足的野兽行为。巧云被人强行破了身，她痛恨那些恶棍，失悔“没有把自己交给了十一子！”但过去的不能挽回，未来的全靠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悲不欲生，要跳水，要自杀，要为那些恶棍殉身？执着地追求生，追求爱，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才合理。巧云就看破了人生的这一层老壳。她不要救世主，也不要人来怜悯，她自己救自己。在巧云的行为面前，封建主义的贞操观，岂不黯然失色？
　　人是环境的产物。巧云的行为植根于大淖的特殊社会环境。婚娶不用媒人，对所爱的人情愿在经济上“倒贴”。因为爱情不是施恩的谢礼。这里的风气与街里相比，哪里更好？确实“难说”。大淖的风俗和人物的行为当然不全是金子。金子混在砂子里，一切都还是一种混沌状态。巧云被刘号长强行破了身，媳妇们只骂一声“这个该死的！”巧云对自己爱情的执着追求，也不是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自觉反抗。那是环境造成的，人物的行为摆不脱环境的制约。
　　矿砂并不就是金子。金子却在矿砂里。《大淖记事》不是人物带出环境，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它象剥笋。不，在剥之前，先是连根带泥都掘起来。然后再一层层剥下去，最后才见到那透明纯净的笋心。在这浪淘沙式的选择里，作者找到了对待生活应有的态度。
　　作者的情感倾注在人物的命运里。他没有为她们流悲天悯人的泪。他知道这反倒会亵渎了她们。向着未来执着的追求，使作品神骨健美。它没有抽象的道德说教，却把你的灵魂吸引了过去。在这充满带有几分野性的生命活力的美面前，你得到了从那些听厌了的道德说教里，从那些哀哀戚戚的悲歌里永远得不到的精神和道德的熏陶。是作者说服了你？是作品中人物的品格说服了你？这都有。因为作者的心贴到了这些可亲可爱的人物身上，我们提不出异议。
　　这些人物，这种生活形态，在现实中，也许特别稀少，那临近大淖的街里就没有。但正因为稀少，才显得特别可贵。这些特殊的生活形态和地方风俗，是哪个时代或哪些文化传统的产物，谁也没法说清。但它确实有，不仅过去有，现在又何尝没有？不信，你去生活里寻找，只要你肯。即使真找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作品处理得合理不合理。《大淖记事》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我们找不出大的毛病。
　　《大淖记事》给人的教益，主要不在它的题材本身。作者不是诱惑读者去猎取特异的世态风俗，也不只是让人陶醉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透过题材的表皮，我们获得了一种启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它触及到一个虽不是永恒，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就消逝的问题。《大淖记事》里的故事早成过去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心。作者从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里，看到了某种闪亮的东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对不对？许多人会这样发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问题也许得不到统一的结论。但我敢说，《大淖记事》对生活矛盾的回答，不是悲泣，不是绝望，它具有一种向上的自信，一种健康的力。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逾越了题材本身的范围，散射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
　　这种向上的自信和健康的力从作品描写的生活里透射出来。但作品在风格上，却不以粗犷见长，秀丽才是它的本色。刚健的灵魂装在秀美的躯壳里。外柔内刚，刚柔相济，是《大淖记事》的独特格调。
　　通篇是风俗画的连缀。作者对社会风俗的熟悉、了解，写来如探囊取物，不见任何杜撰的痕迹。娓娓叙来，如数家珍。三教九流，人情世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保安队捕匪过街，锡匠们唱“香火戏”与挑担游行、顶香请愿，媳妇们在大淖里洗澡……，使人应接不暇。作者写风俗，并非全般实录，他有选择。虽不是美化，却是诗化了。作者从民风民俗里，别具只眼地提取出“诗”来。一切都那么情趣浓郁，诗意盎然。
　　有诗必有情。《大淖记事》调子轻快，但不轻佻。在现代文学中，我们也见过类似的题材，类似的写法。但那些作品大都带有一种感伤。《大淖记事》洗去了这种感伤。感伤并非一定不好。那时的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没法不感伤。黑暗的压力太重，他们看不到足以使人自信的东西。翻阅解放前的杂志，偶而见到作者四十年代的一篇旧作，题为《囚犯》。同样是写士兵押送囚犯的情形。虽然作者也看到囚犯身上“有一种美，一种吸力”，但字里行间却透出对人生命运的迷惘和感伤。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今天看昨天，蕴藏在生活中的内在的力凸现出来了。这是站在今天审视过去生活的好处。也许，作家在审美过程中，真得有这么一点距离？
　　这种秀丽的格调，取决于作者诗人的眼力，也取决于作者运用语言的功力。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象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叙述朴实，却有声有色。越过文字的表皮，你没有听到生活的内在节奏，感到人物身上生命的活力？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将大淖的风气与街里那些没有爱情自由的封建婚姻形态相比，优劣自无需评说。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违背生活真实，人为地加以净化，固然不必；要求作者生硬地加以议论，于艺术也属无益。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对结构的要求，是布局的匀称。《大淖记事》从环境中推出故事，这无可厚非。但作品对大淖风俗铺述过多，进入情节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尽管如此，《大淖记事》仍是一篇优秀之作，从近几个月来作者连续发表的几篇小说看，作者在有意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有对前代作家的借鉴与继承，却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创。在不断尝试与探索中，作者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这样期望着。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北京大学
　　
　　(《大淖记事》，《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