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伯纳在上海》
　　
　　在《文艺连丛》之一、之二封底页由鲁迅手拟的广告下端，专用方框标出了同由野草书屋出版却不属于该《连丛》的另一本书——《肖伯纳在上海》的预告：
　　
　　肖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择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肖是一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编的是乐雯，鲁迅作序。
　　
　　这则署以“上海野草书屋谨启”的广告，无论从内容的警拔，抑或行文的峭厉，都显现不可取代的鲁迅风格，有很大可能是出自鲁迅手笔。虽只寥寥百余字，却也攫住了这本鲁迅、瞿秋白合编的“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的精髓，昭示了他们鉴裁忠佞的编辑意图。鲁迅在《肖伯纳在上海》的序言中申明了这本书“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我怀着焦渴、期冀、好奇，甚至不无怀疑之感，急于披阅这“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
　　《肖伯纳在上海》的外观就颇为不凡，在横排的书名下注有“乐雯剪贴并编校鲁迅序”，下署“野草书屋印行1933”，封面左侧印有肖伯纳的漫画像；作为整个书面背景图案的是以红色叠印的中外报刊有关肖伯纳的剪报书影，不仅美观别致，而且也切合书的内容。以上匠心独运的设计，想亦出自鲁迅先生的心裁。
　　鲁迅的《序言》作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对这本自己与瞿秋白合编的《肖伯纳在上海》，鲁迅以第三者的口吻作了评述，认为“伯纳·肖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的原因，在于人们风闻肖是一个“讽刺家”，目的不过“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同时，各种外国势力的代表，各伙政治派系的斥侯，各个社会集团的“贤达”，各门帮会宗社的龙头，乃至于乞食于各宗各派各帮的文氓文丐，都怀揣着各自的企图纷至沓来，诚如鲁迅所形容的：“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胭脂的想他讽刺黄脸婆，……”但被鲁迅称道为“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的肖伯纳，何尝甘愿满足他们的要求，结果当然是“不见得十分圆满”的。鲁迅愤慨于肖伯纳”在中国，好欺人的家伙多，坏话不少”(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致山本初枝笺)的境况，对这位“颇有风采的老人”不无欣赏地推崇道：
　　
　　肖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须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
　　肖伯纳在上海呆了还不足一整天，各色人等却都作了精彩的表演，无不淋漓尽致地“显出了藏着的原形”，且不论他们面孔上涂饰着怎样的“脸谱”。
　　《肖伯纳在上海》是鲁迅、瞿秋白合作编辑的唯一书籍，当时瞿秋白正第二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亦即这两位伟大的文化战士在大夜弥天之际难得朝夕相处的时日。这次避难的起讫时间大约一个月，其间正值肖伯纳周游世界路过上海的日子，《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条记载了鲁迅当日在宋庆龄住宅与肖伯纳、斯沫特莱等午餐事。关于当日情况，许广平后来曾撰文忆及：“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肖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别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肖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贴，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二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面所见《肖伯纳在上海》是也。”①细考鲁迅这一阶段的日记、书信以及著译，一九三三年度的整个二月份鲁迅除撰写了几篇与肖伯纳有关的杂文而外，还把很多精力用于与秋白合编《肖伯纳在上海》。
　　在鲁迅的日记、书信中，还有一些有关《肖伯纳在上海》的史料线索足值钩沉，如《鲁迅日记》三月一日致台静农笺云：“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疑衍一“论”字——笔者)，以为一书，名之曰《肖伯纳在上海》，已付印，成后亦当寄上。”因鲁迅《序言》写于“二月二十八日灯下”，而此日既云：“已付印”，我估计即于今日(三月一日)发稿付排。三月三日开手校读部分清样，是日《日记》记有：“夜……校《肖伯纳在上海》起。”三月十三日条记有：“夜……校《肖伯纳在上海》讫。”三月甘四日条记有：“《肖伯纳在上海》出版，由野草书店赠二十部，又自买卅部，共价九元，以六折计也。”由上观之，这本书的编校与出版的速度是惊人的。
　　《肖伯纳在上海》除鲁迅撰序外，还有秋白于二月二十二日作《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直截地揭露了关于肖伯纳来华，“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但尽管他们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然而肖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他称赞肖是一个“真正为着光明而奋斗”的“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不愧“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然后，则更直白地道出了编辑意图：
　　
　　我们收集“肖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肖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肖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肖，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肖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正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全书共分五辑，第一辑标题为《Welcome》，前有引言说明因上海欢迎肖伯纳的文章太多，故分剖为上下两半截。并借《申报》副刊《春秋》上“不顾生命，只求幽默”这句口号“割裂”为上下两截的小标题，这当然是针对上述“警言”的讽刺。上半截《不顾生命》部分所辑录的，皆为秋白在《写在前面》所说的对肖伯纳真正衷心欢迎的，即“只有中国的民众，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这一方面的文章，选自《申报·自由谈》、《生活周刊》、《艺术新闻》等左翼与进步文化界控制或影响的报刊，其中选入鲁迅、郁达夫、玄(即茅盾)、韬奋、洪深、许杰、朴(即李公朴)等十余家的文章。下半截《只求幽默》部分辑录的即为《写在前面》所言“各怀着鬼胎”者的妙文，选自《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申报》副刊《春秋》以及《红叶》、《海潮》等国民党御用文人或无聊文人盘踞的报刊。《只求幽默》栏内诸文后大多附有鞭辟入里的按语与补注，一一抉剔了这伙文化娼妓的本相；这些“按语”语言犀利，形式波俏，其中有打油诗式的“补白”，或章回小说式的“平话”，以及广告式的反拨，想来都出自才华横溢的秋白的手笔。
　　第二辑题为《呸肖的国际联合战线》，其中选录与辑译了上海中外文报纸反肖“国际联合战线”的一片喧嚣声。其中有“英国的上海政府半官报”《字林西报》骂他想做鲍罗廷；“中国的上海当局半官报”《大陆报》和《大晚报》骂他“不诚恳”，“卖狗肉”；“日本的上海殖民地机关报”《每日新闻》骂他怕老婆；“白俄的上海移民机关报”《上海霞报》骂他“挂羊头卖狗肉”……在这些“呸肖文件”之前之后，也都冠以或附缀“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按语，例如在选译的二月十八日《字林西报》的报导《一个谈话》之后，编者针对这家英文报纸别有用心地将肖伯纳比附鲍罗廷(大革命时的苏联顾问——笔者)，愤慨地指斥道：
　　
　　帝国主义的大人先生……，他们自己拿着枪炮飞机到殖民地上来购买“尊敬”，搜括几万万民众的膏血，而肖伯纳之流偏要来戳穿他们的西洋镜，所以可恶，所以要说他抢了鲍罗廷的饭碗。如果肖伯纳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在底下”，那么，这班“殖民专家”——Colonisators是要把殖民地民众的脑袋永久捺在地下。
　　抬起头来罢！抬起头来，向这些帝国主义者说：我们的确不愿意做疆石，我们要请你们出去了。出去罢，去！去！——假使你们到那时候，慌乱得来不及随手带上中国的大门，那也可以不必费心了！
　　
　　在三十年代的出版物中，象这样义正辞严地指斥帝国主义并喝令其滚出中国的檄文，似乎并不多见。类此的按语在文中比比皆是。
　　第三辑题为《政治的凹凸镜》，副题是《“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关于前者，即所谓“比较翻译学”，编者考察了这些或为帝国主义喉舌，或为反动当局号筒的“转辗传译”，翻覆杜撰，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从而“弄出许多‘修正’，‘删改’，‘补充’，‘捏造’的把戏来”。但结果呢——每一方面都企图把肖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以照出自己的“粗壮”、“俊美”、“娇媚”，而把别人照成“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可是，天不从人愿，历史的天平是公正的，人民的眼光是锐利的，于是乎“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关于后者，即所谓“小辫子的研究“，也就是关于新闻纸上小标题的“科学研究”，就它们各自编缀的各式各样“小辫子”，编者列举了《申报》、《时报》、《时事新报》、《商报》、《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六家报纸有倾向性的标题，橥其无不流露出“各人的态度，各人的私心”，同时也自我暴露了各自的后台老板。
　　第四辑为《肖伯纳的真话》，辑录了肖伯纳在香港、上海、北平的言论，系选自路透社电及《申报》等，当然是经过编者甄别鉴定过的。其中路透社香港十四日电所报导的肖伯纳在香港大学对学生的讲演：“如果你们在二十岁的时候不做赤色的革命家，那么，到五十岁就要变成不堪的石；你们要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变成赤色革命家，那在四十岁的时候就不致于有落伍的机会。”鲁迅在《肖伯纳颂》中曾引录了这段大胆而精辟的言论，并因此而盛赞“他的伟大”。
　　第五辑为《肖伯纳及其批评》，选录了黄河清(即黄源)作《肖伯纳》(原刊《社会与教育》第一一六期)和德国尉特甫格作、刘大杰译的《肖伯纳是丑角》(刊《海潮》第二十一期)，后一篇译者在《附记》中注明：“此文为德国马克司学者尉特甫格(Karl August Wittfogel)原作，登于柏林出版的《Die RcteFahne》报纸上；后被英人译出，刊登于《The Living》杂志。我现在是从英文转译的。”编者对本辑选文未加按语，而其原旨可能是为了借此向读者提供有关肖伯纳及其业绩的参考材料吧。
　　读完《肖伯纳在上海》，我才较为深切地体味到鲁迅与瞿秋白之所以在激烈的鏖战中，仍竭尽心力地编印这本“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目的当然在于：一方面集中展示中国赋有正义感的作家对于肖伯纳访华的真诚欢迎与热情赞赏，促进国际进步文化事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声援与交流；另一方面则是以集纳的方式将上海滩上各种文化形态荟萃一堂，从而在肖伯纳这面“镜子”前剥蚀已尽地暴露出“藏着的原形”。这是两位革命文化的先哲在文化“围剿”这一严酷条件下，创造性地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的战斗，终于给予买办文化与封建文化合流的反动文化以沉重的一击。
　　半个世纪而过，这本先驱者的精神遗产仍旧给予我们甚多的启示：他们并肩携手、团结战斗的风范；他们锐利敏捷、捕捉战机的迅猛；他们废寝忘食、持续进击的拚搏；他们战取光明、翘望新生的信念；他们精裁妙剪、妍媸立现的高艺；他们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泼刺……对于有志于建设革命文化的后来者来说，是钦仰的范例，也是效法的楷模。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五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