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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总体上看，人的“平庸”之恶不仅表现为个体对超越性精神的缺乏，同时也表现为个体对社会伦理规则的触犯。个体“平庸”之恶的产生，既与物质和自我感觉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匮乏有关，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有关。何士光对“平庸”之恶人物形象的书写，深刻地呈现了个体在世俗生活中的追求与挣扎。
关键词：何士光 平庸之恶 人性光辉 需求层次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5-0007-04
“平庸”是指对世俗生活缺乏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超越精神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伦理的内在规定性。这是“平庸”之恶的第一层含义。由于丧失了“人”的超越性，导致他可能会触犯一些伦理规则，对伦理规则的触犯在社会学层面来看是一种“恶”。这是“平庸”之恶的第二层含义。本文将在这两重含义上讨论何士光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平庸”之恶。
从心理机制上来说，“平庸”之恶最根本的原因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匮乏，包括物质的匮乏和自我感觉的匮乏。就自我感觉来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封建思想中想当人上人的感觉，第二种是正常的尊严感。
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就是在世俗生活的攀比中，追求胜过别人。这就是想成为人上人的心理感觉。想当人上人的感觉首先是来源于他的欲望，一方面，这种欲望是来源于人性的“本我”部分，人性里面可能就有一种人心不足的倾向，这可以说凡是人类可能都有的幽暗意识或者是罪性;另一方面，这种欲望是文化环境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生活环境、文化环境里，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种意识。个体往往由于有了这种在罪性意识和封建文化培养出来的自我扩张的意识，导致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变质了，他要去追求这些不合理的满足。最终变成一种要过人上人的生活的这种思想。
即便是一个时代的生产力高度发展，能够满足他较为合理的一些物质、精神需求，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任何水平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他那些要成为人上人所需求的物质和精神，因为那些需求实际上是在攀比、比较过程中产生的，既然是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就有一部分人肯定会在相比之下是比较少的，在物质以及社会身份等处于相对低下的位置，所以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那种人上人的体验。那么，这些人由于心理需求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就导致他一旦拥有了一定的资源或者权力以后，就会利用他的权力向权力所施加的对象（其实就是一些相对弱者）寻求满足感。他们有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替代品或补偿品。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可能就会想办法得到别人的畏惧，那么他就变相地变成通过损毁别人的方式，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破坏心理，这种破坏心理导向死亡的恐懼，导向人生灰暗的一面，最终使得对方感觉到恐惧，从而屈服于他。这种恐惧不仅仅是死亡的恐惧，可能是失去的恐惧。《某城纪事》中的钱永年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钱永年是市委安置办公室的秘书，实权人物，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收受各种难得的礼品，最突出的是他利用权力和计谋控制玩弄有求于他的女性。长相漂亮、天性温顺的宗思凤就是这些女性中的一个，钱永年占有她的身体，在占有了她的身体以后，对她许下诺言，答应帮她解决工作户口等问题。但是又担心宗思凤得到帮助，翅膀变硬了脱离他的控制。因此很少给予宗思凤实质性的帮助，即便是给宗思凤安排个了打零工的工作，还是安排在市郊而非市内。有了宗思凤，钱永年还不满足，他见异思迁，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掌控林玉君。林玉君去单位找他办事的时候，他借故把林玉君带到自己的房间，又是提议多联系，又是要给林玉君看手相，还想留林玉君吃饭。心里盘算怎么捕获林玉君。
上述那种情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者进行赤裸裸地剥夺。另一种情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进行不正当交换。这种不正当交换必然间接损害了其他人的正当利益。《青砖的楼房》中钱明照副校长、胡其林是其代表。在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钱校长间接地向整个县城的上层社会提供一些服务，他作为县城的“星座”之一，与其它“星座”相互支撑而不至陨落。所谓的相互支撑，无非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相互办事，请客送礼。而对学校的管理则敷衍了事。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与整个县城的上层做交换。胡其林老师可能跟上层搭不上，他没有在上层，只是在权力系统中占有一个小位置，应该说他主要是往下，向学生或者一些有求于他的家长求取。胡其林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所“苦心经营”的就是他自己的“小日子”。正如叙述者所说的那样，胡其林的灵魂里可能也还是有些“更美丽”的“烈酒”。但胡其林老师终归是“没有酒量”的人。颜克民曾在胡其林家里见过一张胡其林年青时的照片：“穿着浅领的外衣，露出硬硬的衬衣的衣领，头发抹得很平”。而五十上下的胡其林的面孔则是“枯黄而萎靡”，正如作者借颜克民之口发问的一样：“逢到这种时候，就禁不住要玄想他是怎样从日子里过来，从年青的模样而变成现在这模样的”。显然对庸常生活满足的追求，让胡其林老师丧失了精神的光辉。
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这就是人对正常的尊严感的需求。对这部分物质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满足是合理的，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时代因素决定了个体有一部分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正常满足。
第一种情况就是为了维持生活中的“体面”，而丧失了个体内在的“人性光辉”。“人性光辉”有两个来源，一是人性中原有的“超我”的部分，二是社会文化培养的结果。总体来讲，其背后是一个以善和“生生”为基础的理想世界。这类形象的代表就是《春水涟漪》中的吴培生。在《春水涟漪》中主要使用了两种视角：叙述人视角和女主人公树惠的视角。叙述人描述这个家庭说，他们过着一份“寻常的”“无可厚非的”日子。当叙述人使用“无可厚非”这个词的时候，是使用了双声语的方式，在一般人眼里是“无可厚非”的，而非表示在叙述人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当这样描述吴培生的生活时，叙述人已经显露了他对这种没有灵魂的生活的非议。在妻子树惠的心目中，这些年来，他（她）们只是“随波逐流”“平安苟活”罢了。因为丈夫培生并不是她所爱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半出于利己，一半出于软弱，树惠失去了她的爱情，年青的理想付诸东流。对于他们的生活，树惠认为是“惨淡经营”，而吴培生却沾沾自喜，以为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一份过得去的日子和一个还像样的家庭。在树惠看来，保住这份生活的代价是沉重的、甚至是非人的：“对人对事，每一句言词，每一副表情，每一种姿态，都是出于对自己的利弊的权衡。哭，不是因为悲恸;笑，不是因为畅快;慷慨昂扬，不是因为激动;垂首低眉，也不是因为愧悔”。总之都是违背本心而活着。吴培生作为一个平庸的人，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结构的依附。平庸的人之所以依附社会结构，是因为他在能力上不能超越或打破社会结构，在精神上没有力量冲破社会结构的束缚，但是他又不愿意过窘迫的生活。最终在扭曲中形成了这种自我压抑的性格和曲意逢迎的行为结构。 第二种情况，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为了生存，放弃了人的尊严。有些人没有社会权力和资本的，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社会生活压垮了的人，既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精神生活，也不能实现自己本能的满足。《乡场上》改革前的冯幺爸是这种情况。正如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里所讲的，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低层次的需求动力更强。对生理需求的满足，对食物、性的滿足、对安全感的需求，它的动力要高于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满足。所以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威胁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他生命存在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转向，更有可能不顾尊严。这就是何士光在《乡场上》所描写的冯幺爸改革前的形象。在罗二娘眼里，“冯幺爸在乡场上不过像一条狗，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为了得到一挂猪肠子，半夜三更也肯下乡去扶她喝醉了的男人。“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就是要他去咬人，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连冯幺爸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在别人心理的形象：“我冯幺爸，大家知道的……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不消哪个说，像一条狗”……至于原因，他也很清楚：“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但是冯幺爸内心还是一个有尊严追求的人，一旦外部条件合适，他就要重新做回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契机来临的时候，他首先在生存和生活层面考虑了一圈。等这些生存与生活都有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冯幺爸才“吼”了起来，大胆说出一句真话。重新赢得做人的尊严。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冯幺爸经济上的匮乏，以及他尊严的丧失？社会生活自由的不能实现？主要就是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造成的。所以对尊严匮乏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是批判这个时代。
何士光的“平庸人物”谱系从世界文学史的脉络上来说，合情合理地追溯到契诃夫。在契诃夫的一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类“平庸人物”。《醋栗》在“平庸人物”系列中是震撼人心的一篇。小说写尼古拉·伊万内奇的理想是生活在乡下做一个小地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变成了一个守财奴，省吃俭用，活得像个叫花子，却不断攒钱存在银行，甚至为了钱，而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最后终于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尼古拉·伊万内奇来说，“醋栗”已经不是作为果子的醋栗本身，而是乡村小地主生活的象征。在乡下拥有庄园后，尼古拉·伊万内奇的言行状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典型的是他要周围的农民称呼他“老爷”。他当初在局里工作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却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理。尼古拉·伊万内奇向往乡下的生活，并不是因为那是一种自由的生活。而是幻想在那里过上一种“人上人”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隐秘的目标，他大半生都在隐忍地过着没有人性光辉的非人的生活。在城市里生活的那些岁月，他活得像个叫花子，完美没有生活的尊严和体面，在原本应该是人生最为璀璨的爱情问题上，他也残忍地抹杀了自己的天性。这实际是社会结构对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彻底戕害。《一个文官的死》在中国是一个名篇，一个小文官因为对着将军的后头颈打了个喷嚏，而最终被吓死的故事，广为人知。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喷在了前排一个将军的秃头和脖子上，几次三番向将军道歉。将军一次又一次原谅了他，甚至根本没有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而切尔维亚科夫却一次比一次觉得事态更严重。最终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而死。《胖子和瘦子》也是契诃夫书写平庸之恶的一篇经典短篇小说。在《胖子和瘦子》这篇小说中，胖子米沙和瘦子波尔菲利本来是朋友，在“朋友”这种伦理规范和情感共同体中，他们是惊喜而又快乐的。但是谈话主题进入社会身份时，尤其得知胖子的官职远远高于瘦子时，瘦子的情绪和言行发展了巨大的改变。作为人性的友情迅速被转换为官僚体系中的功能性。这对于瘦子来说，就是人性的异化。契诃夫显然认为瘦子的行为是可悲的。瘦子在内心世界中已经被社会结构浸透，原本散发着生命光辉的友情，在世俗的权力和社会身份面前不堪一击。他的这种表现，甚至连他的朋友三等文官胖子本人都感到瞧不起。在小官员战战兢兢与大官员不当回事儿这一点上《胖子和瘦子》与《一个文官的死》是一致的。就作品本身来看，契诃夫对身份低下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更为强烈。也许在契诃夫看来，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深恶痛绝、害己不浅的奴性。并没有谁给他们实质性的压迫，但是他们却在权力符号威慑下，自己不自觉地丧失了人的尊严，甚至生命。契诃夫曾给弟弟米沙写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契诃夫也曾写信给苏沃林，建议他写一写青年人“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然而，也许问题并不全在弱势者的“奴性”上，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弱势者身上的奴性是如何形成的？显然，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现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人格。因此，在对这些弱势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还应该强力反思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契诃夫虽然把那些“胖子”“将军”之类的强势群体写得若无其事，但也很难说就没有对他们隐含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不显露在表面的反讽式批判罢了。
在“平庸”之恶的大主题下，鲁迅耗费笔墨最多的是那些被“平庸”之恶所吞噬了的人，例如《阿Q正传》中的阿Q，他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严，就去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和小D，《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一个没有尊严可言的人，她最后的一线生机全都系于死后有没有灵魂上，她活着的时候，甚至连一个愿意和她说话的人都没有。在《祝福》中，还存在着一个和阿Q相似的人，那就是柳妈，她之所以愿意听祥林嫂讲失去儿子阿毛的故事，就是想从祥林嫂的痛苦中汲取自己在黑暗社会继续活下去的毒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然而，这种“比惨”产生的暂时的安慰，也很难说得上是“快乐”。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是在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物，可以说是整个“平庸”社会的终端受害者。这类形象在契诃夫小说中也能找到他们的谱系，那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万卡》和《烦恼》，《万卡》中万卡的痛苦只能通过无望的写信来倾诉，《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只能把自己的丧子之痛讲给小母马听。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中年闰土对“我”的那一声“老爷”，也与契诃夫《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对他儿时朋友的一声“大人”高度一致。两者都是社会结构对人性的抹杀。
契诃夫、鲁迅、何士光在书写这一共同的大主题之下，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契诃夫笔下的平庸人物最突出的是《醋栗》《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中的这类形象。他们实际上总体来说属于上层社会的下层人物，小说注重展示的是他们为了实现或维持自己的一点小生活，付出的人性压抑的代价。鲁迅所写的是着重于契诃夫的次主题是一些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可怜人”。他们几乎没有甚至尊严可言，甚至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干枯的精神像一个八爪鱼，四处寻找救命的稻草，但终究还是不能得到生活下去的养分，哪怕是饮鸩止渴式的“毒汁”。相比之下，何士光的创作所着重的正在契诃夫和鲁迅之间，何士光笔下的《青砖的楼房》中的钱明照副校长、胡其林老师、《某城纪事》中的钱永年等人物，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应该是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小地主、庶务官、八等文官相似的。但是与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些心内充满压抑和惶恐的人物不同，何士光笔下的人物向比他们更为弱势的人物施展权力和心计，来获取自己生活的无毒或有毒的养分。恰恰是在这一类整个社会结构的“中间”人物的作用下，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被无形地榨干了，过上了惨无人道的生活。也许这就正是书写的独特性和文学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士光.何士光文集·青砖的楼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292.
[2]何士光.何士光文集·梨花屯客店一夜[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51.
[3]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M]（第1卷），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
关键词：何士光 平庸之恶 人性光辉 需求层次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5-0007-04
“平庸”是指对世俗生活缺乏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超越精神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伦理的内在规定性。这是“平庸”之恶的第一层含义。由于丧失了“人”的超越性，导致他可能会触犯一些伦理规则，对伦理规则的触犯在社会学层面来看是一种“恶”。这是“平庸”之恶的第二层含义。本文将在这两重含义上讨论何士光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平庸”之恶。
从心理机制上来说，“平庸”之恶最根本的原因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匮乏，包括物质的匮乏和自我感觉的匮乏。就自我感觉来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封建思想中想当人上人的感觉，第二种是正常的尊严感。
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就是在世俗生活的攀比中，追求胜过别人。这就是想成为人上人的心理感觉。想当人上人的感觉首先是来源于他的欲望，一方面，这种欲望是来源于人性的“本我”部分，人性里面可能就有一种人心不足的倾向，这可以说凡是人类可能都有的幽暗意识或者是罪性;另一方面，这种欲望是文化环境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生活环境、文化环境里，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种意识。个体往往由于有了这种在罪性意识和封建文化培养出来的自我扩张的意识，导致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变质了，他要去追求这些不合理的满足。最终变成一种要过人上人的生活的这种思想。
即便是一个时代的生产力高度发展，能够满足他较为合理的一些物质、精神需求，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任何水平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他那些要成为人上人所需求的物质和精神，因为那些需求实际上是在攀比、比较过程中产生的，既然是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就有一部分人肯定会在相比之下是比较少的，在物质以及社会身份等处于相对低下的位置，所以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那种人上人的体验。那么，这些人由于心理需求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就导致他一旦拥有了一定的资源或者权力以后，就会利用他的权力向权力所施加的对象（其实就是一些相对弱者）寻求满足感。他们有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替代品或补偿品。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可能就会想办法得到别人的畏惧，那么他就变相地变成通过损毁别人的方式，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破坏心理，这种破坏心理导向死亡的恐懼，导向人生灰暗的一面，最终使得对方感觉到恐惧，从而屈服于他。这种恐惧不仅仅是死亡的恐惧，可能是失去的恐惧。《某城纪事》中的钱永年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钱永年是市委安置办公室的秘书，实权人物，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收受各种难得的礼品，最突出的是他利用权力和计谋控制玩弄有求于他的女性。长相漂亮、天性温顺的宗思凤就是这些女性中的一个，钱永年占有她的身体，在占有了她的身体以后，对她许下诺言，答应帮她解决工作户口等问题。但是又担心宗思凤得到帮助，翅膀变硬了脱离他的控制。因此很少给予宗思凤实质性的帮助，即便是给宗思凤安排个了打零工的工作，还是安排在市郊而非市内。有了宗思凤，钱永年还不满足，他见异思迁，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掌控林玉君。林玉君去单位找他办事的时候，他借故把林玉君带到自己的房间，又是提议多联系，又是要给林玉君看手相，还想留林玉君吃饭。心里盘算怎么捕获林玉君。
上述那种情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者进行赤裸裸地剥夺。另一种情况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进行不正当交换。这种不正当交换必然间接损害了其他人的正当利益。《青砖的楼房》中钱明照副校长、胡其林是其代表。在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钱校长间接地向整个县城的上层社会提供一些服务，他作为县城的“星座”之一，与其它“星座”相互支撑而不至陨落。所谓的相互支撑，无非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相互办事，请客送礼。而对学校的管理则敷衍了事。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与整个县城的上层做交换。胡其林老师可能跟上层搭不上，他没有在上层，只是在权力系统中占有一个小位置，应该说他主要是往下，向学生或者一些有求于他的家长求取。胡其林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所“苦心经营”的就是他自己的“小日子”。正如叙述者所说的那样，胡其林的灵魂里可能也还是有些“更美丽”的“烈酒”。但胡其林老师终归是“没有酒量”的人。颜克民曾在胡其林家里见过一张胡其林年青时的照片：“穿着浅领的外衣，露出硬硬的衬衣的衣领，头发抹得很平”。而五十上下的胡其林的面孔则是“枯黄而萎靡”，正如作者借颜克民之口发问的一样：“逢到这种时候，就禁不住要玄想他是怎样从日子里过来，从年青的模样而变成现在这模样的”。显然对庸常生活满足的追求，让胡其林老师丧失了精神的光辉。
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这就是人对正常的尊严感的需求。对这部分物质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满足是合理的，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时代因素决定了个体有一部分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正常满足。
第一种情况就是为了维持生活中的“体面”，而丧失了个体内在的“人性光辉”。“人性光辉”有两个来源，一是人性中原有的“超我”的部分，二是社会文化培养的结果。总体来讲，其背后是一个以善和“生生”为基础的理想世界。这类形象的代表就是《春水涟漪》中的吴培生。在《春水涟漪》中主要使用了两种视角：叙述人视角和女主人公树惠的视角。叙述人描述这个家庭说，他们过着一份“寻常的”“无可厚非的”日子。当叙述人使用“无可厚非”这个词的时候，是使用了双声语的方式，在一般人眼里是“无可厚非”的，而非表示在叙述人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当这样描述吴培生的生活时，叙述人已经显露了他对这种没有灵魂的生活的非议。在妻子树惠的心目中，这些年来，他（她）们只是“随波逐流”“平安苟活”罢了。因为丈夫培生并不是她所爱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半出于利己，一半出于软弱，树惠失去了她的爱情，年青的理想付诸东流。对于他们的生活，树惠认为是“惨淡经营”，而吴培生却沾沾自喜，以为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一份过得去的日子和一个还像样的家庭。在树惠看来，保住这份生活的代价是沉重的、甚至是非人的：“对人对事，每一句言词，每一副表情，每一种姿态，都是出于对自己的利弊的权衡。哭，不是因为悲恸;笑，不是因为畅快;慷慨昂扬，不是因为激动;垂首低眉，也不是因为愧悔”。总之都是违背本心而活着。吴培生作为一个平庸的人，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结构的依附。平庸的人之所以依附社会结构，是因为他在能力上不能超越或打破社会结构，在精神上没有力量冲破社会结构的束缚，但是他又不愿意过窘迫的生活。最终在扭曲中形成了这种自我压抑的性格和曲意逢迎的行为结构。 第二种情况，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为了生存，放弃了人的尊严。有些人没有社会权力和资本的，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社会生活压垮了的人，既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精神生活，也不能实现自己本能的满足。《乡场上》改革前的冯幺爸是这种情况。正如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里所讲的，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低层次的需求动力更强。对生理需求的满足，对食物、性的滿足、对安全感的需求，它的动力要高于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满足。所以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威胁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他生命存在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转向，更有可能不顾尊严。这就是何士光在《乡场上》所描写的冯幺爸改革前的形象。在罗二娘眼里，“冯幺爸在乡场上不过像一条狗，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为了得到一挂猪肠子，半夜三更也肯下乡去扶她喝醉了的男人。“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就是要他去咬人，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连冯幺爸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在别人心理的形象：“我冯幺爸，大家知道的……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不消哪个说，像一条狗”……至于原因，他也很清楚：“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但是冯幺爸内心还是一个有尊严追求的人，一旦外部条件合适，他就要重新做回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契机来临的时候，他首先在生存和生活层面考虑了一圈。等这些生存与生活都有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冯幺爸才“吼”了起来，大胆说出一句真话。重新赢得做人的尊严。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冯幺爸经济上的匮乏，以及他尊严的丧失？社会生活自由的不能实现？主要就是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造成的。所以对尊严匮乏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是批判这个时代。
何士光的“平庸人物”谱系从世界文学史的脉络上来说，合情合理地追溯到契诃夫。在契诃夫的一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类“平庸人物”。《醋栗》在“平庸人物”系列中是震撼人心的一篇。小说写尼古拉·伊万内奇的理想是生活在乡下做一个小地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变成了一个守财奴，省吃俭用，活得像个叫花子，却不断攒钱存在银行，甚至为了钱，而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最后终于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尼古拉·伊万内奇来说，“醋栗”已经不是作为果子的醋栗本身，而是乡村小地主生活的象征。在乡下拥有庄园后，尼古拉·伊万内奇的言行状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典型的是他要周围的农民称呼他“老爷”。他当初在局里工作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却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理。尼古拉·伊万内奇向往乡下的生活，并不是因为那是一种自由的生活。而是幻想在那里过上一种“人上人”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隐秘的目标，他大半生都在隐忍地过着没有人性光辉的非人的生活。在城市里生活的那些岁月，他活得像个叫花子，完美没有生活的尊严和体面，在原本应该是人生最为璀璨的爱情问题上，他也残忍地抹杀了自己的天性。这实际是社会结构对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彻底戕害。《一个文官的死》在中国是一个名篇，一个小文官因为对着将军的后头颈打了个喷嚏，而最终被吓死的故事，广为人知。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喷在了前排一个将军的秃头和脖子上，几次三番向将军道歉。将军一次又一次原谅了他，甚至根本没有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而切尔维亚科夫却一次比一次觉得事态更严重。最终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而死。《胖子和瘦子》也是契诃夫书写平庸之恶的一篇经典短篇小说。在《胖子和瘦子》这篇小说中，胖子米沙和瘦子波尔菲利本来是朋友，在“朋友”这种伦理规范和情感共同体中，他们是惊喜而又快乐的。但是谈话主题进入社会身份时，尤其得知胖子的官职远远高于瘦子时，瘦子的情绪和言行发展了巨大的改变。作为人性的友情迅速被转换为官僚体系中的功能性。这对于瘦子来说，就是人性的异化。契诃夫显然认为瘦子的行为是可悲的。瘦子在内心世界中已经被社会结构浸透，原本散发着生命光辉的友情，在世俗的权力和社会身份面前不堪一击。他的这种表现，甚至连他的朋友三等文官胖子本人都感到瞧不起。在小官员战战兢兢与大官员不当回事儿这一点上《胖子和瘦子》与《一个文官的死》是一致的。就作品本身来看，契诃夫对身份低下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更为强烈。也许在契诃夫看来，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深恶痛绝、害己不浅的奴性。并没有谁给他们实质性的压迫，但是他们却在权力符号威慑下，自己不自觉地丧失了人的尊严，甚至生命。契诃夫曾给弟弟米沙写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契诃夫也曾写信给苏沃林，建议他写一写青年人“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然而，也许问题并不全在弱势者的“奴性”上，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弱势者身上的奴性是如何形成的？显然，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现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人格。因此，在对这些弱势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还应该强力反思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契诃夫虽然把那些“胖子”“将军”之类的强势群体写得若无其事，但也很难说就没有对他们隐含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不显露在表面的反讽式批判罢了。
在“平庸”之恶的大主题下，鲁迅耗费笔墨最多的是那些被“平庸”之恶所吞噬了的人，例如《阿Q正传》中的阿Q，他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严，就去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和小D，《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一个没有尊严可言的人，她最后的一线生机全都系于死后有没有灵魂上，她活着的时候，甚至连一个愿意和她说话的人都没有。在《祝福》中，还存在着一个和阿Q相似的人，那就是柳妈，她之所以愿意听祥林嫂讲失去儿子阿毛的故事，就是想从祥林嫂的痛苦中汲取自己在黑暗社会继续活下去的毒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然而，这种“比惨”产生的暂时的安慰，也很难说得上是“快乐”。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是在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物，可以说是整个“平庸”社会的终端受害者。这类形象在契诃夫小说中也能找到他们的谱系，那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万卡》和《烦恼》，《万卡》中万卡的痛苦只能通过无望的写信来倾诉，《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只能把自己的丧子之痛讲给小母马听。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中年闰土对“我”的那一声“老爷”，也与契诃夫《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对他儿时朋友的一声“大人”高度一致。两者都是社会结构对人性的抹杀。
契诃夫、鲁迅、何士光在书写这一共同的大主题之下，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契诃夫笔下的平庸人物最突出的是《醋栗》《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中的这类形象。他们实际上总体来说属于上层社会的下层人物，小说注重展示的是他们为了实现或维持自己的一点小生活，付出的人性压抑的代价。鲁迅所写的是着重于契诃夫的次主题是一些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可怜人”。他们几乎没有甚至尊严可言，甚至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干枯的精神像一个八爪鱼，四处寻找救命的稻草，但终究还是不能得到生活下去的养分，哪怕是饮鸩止渴式的“毒汁”。相比之下，何士光的创作所着重的正在契诃夫和鲁迅之间，何士光笔下的《青砖的楼房》中的钱明照副校长、胡其林老师、《某城纪事》中的钱永年等人物，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应该是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小地主、庶务官、八等文官相似的。但是与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些心内充满压抑和惶恐的人物不同，何士光笔下的人物向比他们更为弱势的人物施展权力和心计，来获取自己生活的无毒或有毒的养分。恰恰是在这一类整个社会结构的“中间”人物的作用下，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被无形地榨干了，过上了惨无人道的生活。也许这就正是书写的独特性和文学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士光.何士光文集·青砖的楼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292.
[2]何士光.何士光文集·梨花屯客店一夜[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51.
[3]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M]（第1卷），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