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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来解读《论语》的著述很多，本篇尽量回避诸多不同见解，向大家呈现《论语》里对学、教、政等的观点与精华。文中有“小”细节，也有“大”思想，即使您囫囵吞枣，也能有所斩获。
《论语》的历史
《论语》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西汉时，中央政府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 将《论语》列入《经类》。宋时《九经》中有《论语》，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合编为《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著作极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即《四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论语译注》行世。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论语》在内的《十三经》中的任何一句话的出处。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
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何为好学？何为善学？
《论语》强调“学”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孔子把“知”分成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说：仁、智、信、直、勇、刚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
何为好学？《学而》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好学者要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
何为善学？“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
孔子怎样教书育人？
一是有教无类。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
二是“诲人不倦”。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中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不同的。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四是启发教学。《述而》中，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问题憋在胸中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喜欢和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
孔子说“为政”？
孔子说“为政以德”。为政者应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
第一，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赋税和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第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
第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古人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
《论语》的哲学思想
关于鬼神
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
《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
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
关于天命
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不过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
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論语》里的争议
孔子在《阳货》提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孔子推行大男人主义思想。然而有人指出此句后面尚有“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专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另一说法认为女子与小人指男女仆人。还有人提出，“小人”即为“儿童”、“小孩”的意思，所以这段话可以解读为“养活一个家庭是很艰难的”。
另外，孔子在《泰伯》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人民，可以放任他们，却不能让他们有智慧。）批评者认为，该句是孔子推行愚民政策的例证。然而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原文并无标点，后人的句读有问题，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让他们自由发挥；没有能力的人，则要让他们学习。）按此说则孔子并非认同愚民政策。此二说迄今未能达成一致。
（本篇素材主要来源论语百科）
《论语》的历史
《论语》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西汉时，中央政府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 将《论语》列入《经类》。宋时《九经》中有《论语》，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合编为《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著作极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即《四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论语译注》行世。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论语》在内的《十三经》中的任何一句话的出处。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
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何为好学？何为善学？
《论语》强调“学”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孔子把“知”分成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说：仁、智、信、直、勇、刚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
何为好学？《学而》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好学者要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
何为善学？“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
孔子怎样教书育人？
一是有教无类。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
二是“诲人不倦”。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中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不同的。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四是启发教学。《述而》中，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问题憋在胸中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喜欢和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
孔子说“为政”？
孔子说“为政以德”。为政者应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
第一，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赋税和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第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
第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古人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
《论语》的哲学思想
关于鬼神
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
《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
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
关于天命
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不过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
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論语》里的争议
孔子在《阳货》提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孔子推行大男人主义思想。然而有人指出此句后面尚有“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专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另一说法认为女子与小人指男女仆人。还有人提出，“小人”即为“儿童”、“小孩”的意思，所以这段话可以解读为“养活一个家庭是很艰难的”。
另外，孔子在《泰伯》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人民，可以放任他们，却不能让他们有智慧。）批评者认为，该句是孔子推行愚民政策的例证。然而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原文并无标点，后人的句读有问题，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让他们自由发挥；没有能力的人，则要让他们学习。）按此说则孔子并非认同愚民政策。此二说迄今未能达成一致。
（本篇素材主要来源论语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