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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此次峰会，我国主要面临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G20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大挑战，这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表明中国与G20的关系进入历史性新时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把二十国集团（G20）推上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也把中国推向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自G20于1999年创立并于2008年提升为峰会机制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深入参与G20事务，以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为G20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G20升格为峰会机制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凸显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积极进取态度，赢得了G20成员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G20需要中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
2016年9月，中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主办G20杭州峰会。主办此次峰会，我国主要面临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G20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大挑战，这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表明中国与G20的关系进入历史性新时期。
G20之所以需要中国，一是因为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成为新世纪国际体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期的主要特征。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世界金融体系行将崩溃，全球经济断崖式下滑。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意识到七国集团（G7）难以胜任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遂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紧急磋商，各方决定启用G20机制并升格为峰会，代表西方治理的G7开始被G20取代。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实力增强与其在全球治理领域话语权不足的矛盾凸现出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12%，且占比不断提升。而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的最高机制，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平台。G20需要中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是大势所趋。
中国对G20的贡献众所周知。2008年11月，G20首次华盛顿峰会前，中国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措施，G20其他成员纷纷跟进，给市场足够的信心，迅速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2009年4月伦敦峰会时，又是在中国承诺出资500亿美元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的榜样带领下，G20总共为IMF筹集1.1万亿美元救助资金，再次提振了市场信心。这些都是中国带头推动世界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案例。
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国际机制”，G20创新了国际合作和协调模式，有三个实质性“新意”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一“新”在于G20是西方工业化革命数百年来首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而此前数十年，一直由美国及G7把持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地位。全球治理从此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话语权增大，贡献也在增加。
第二“新”在于G20既是全球应急机制，又是全球经济治理常设机制，目前正向后者转变。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制度的同时，中美等全球性大国和主要经济体在G20的互动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全球公共产品，正在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
第三“新”在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以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信条的全球治理模式信誉扫地。
G20没有西方经济理论破产的包袱，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功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还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新道路和新模式，受到各国高度关注。G20要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成功，中国的发展思想、理念、模式值得借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与G20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十分契合。
G20需要中国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
G20当前面临“协调、执行、领导”能力不足三重挑战，一环扣一环，既涉及G20自身的转型，也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国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
G20转型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都涉及国际制度性改革和经济规则的重新制定，将改变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动很多国家的“奶酪”，其困难可想而知。
从国际背景看，G20之所以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缺陷，即治理“赤字”和“碎片化”与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大的矛盾。
如今，全球各种自贸区协定等已超过450个，而美国还在竭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公开声称要在制定国际经济新规则上排挤中国，可见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不平衡很可能加剧。G20能否扭转这一趋势是一大考验。
二是全球治理主导权长期失衡，西方一直保持决策机制、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和话语主导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近年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力量的上升，深刻改变着世界力量对比。然而，这一国际关系专家称之为“大趋同”的历史现象，并未在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调整上同步出现。
三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许多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上升，正在改变这些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生态，也直接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美国大选出现的精英与老百姓即“1%与99%”矛盾的激化、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欧洲其他国家左右翼政党力量在政坛崭露头角等，都反映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在加剧。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把二十国集团（G20）推上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也把中国推向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自G20于1999年创立并于2008年提升为峰会机制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深入参与G20事务，以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为G20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G20升格为峰会机制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凸显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积极进取态度，赢得了G20成员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G20需要中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
2016年9月，中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主办G20杭州峰会。主办此次峰会，我国主要面临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G20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大挑战，这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表明中国与G20的关系进入历史性新时期。
G20之所以需要中国，一是因为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成为新世纪国际体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期的主要特征。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世界金融体系行将崩溃，全球经济断崖式下滑。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意识到七国集团（G7）难以胜任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遂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紧急磋商，各方决定启用G20机制并升格为峰会，代表西方治理的G7开始被G20取代。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实力增强与其在全球治理领域话语权不足的矛盾凸现出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12%，且占比不断提升。而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的最高机制，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平台。G20需要中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是大势所趋。
中国对G20的贡献众所周知。2008年11月，G20首次华盛顿峰会前，中国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措施，G20其他成员纷纷跟进，给市场足够的信心，迅速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2009年4月伦敦峰会时，又是在中国承诺出资500亿美元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的榜样带领下，G20总共为IMF筹集1.1万亿美元救助资金，再次提振了市场信心。这些都是中国带头推动世界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案例。
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国际机制”，G20创新了国际合作和协调模式，有三个实质性“新意”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一“新”在于G20是西方工业化革命数百年来首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而此前数十年，一直由美国及G7把持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地位。全球治理从此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话语权增大，贡献也在增加。
第二“新”在于G20既是全球应急机制，又是全球经济治理常设机制，目前正向后者转变。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制度的同时，中美等全球性大国和主要经济体在G20的互动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全球公共产品，正在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
第三“新”在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以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信条的全球治理模式信誉扫地。
G20没有西方经济理论破产的包袱，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功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还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新道路和新模式，受到各国高度关注。G20要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成功，中国的发展思想、理念、模式值得借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与G20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十分契合。
G20需要中国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
G20当前面临“协调、执行、领导”能力不足三重挑战，一环扣一环，既涉及G20自身的转型，也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国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
G20转型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都涉及国际制度性改革和经济规则的重新制定，将改变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动很多国家的“奶酪”，其困难可想而知。
从国际背景看，G20之所以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缺陷，即治理“赤字”和“碎片化”与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大的矛盾。
如今，全球各种自贸区协定等已超过450个，而美国还在竭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公开声称要在制定国际经济新规则上排挤中国，可见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不平衡很可能加剧。G20能否扭转这一趋势是一大考验。
二是全球治理主导权长期失衡，西方一直保持决策机制、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和话语主导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近年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力量的上升，深刻改变着世界力量对比。然而，这一国际关系专家称之为“大趋同”的历史现象，并未在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调整上同步出现。
三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许多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上升，正在改变这些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生态，也直接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美国大选出现的精英与老百姓即“1%与99%”矛盾的激化、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欧洲其他国家左右翼政党力量在政坛崭露头角等，都反映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在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