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就是他12岁以前在淮安的淮城与淮阴的清江浦的“两淮”生活时期，与其同龄的清末民初两淮城区的少年儿童所受的家庭教育基本是一样的，因为他出生在败落的封建官僚“士民”（是指曾经做过官而又非农非商非工）家庭，所以又具有“周家”的特色。他的自述和日记、文章等史料说明，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对其道德观念和品德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周恩来对生父生母的感情很深

　　周恩来对生父感情很深，1918年8月27日，他在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记下了送别父亲的伤感：“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昨事伤心方未定，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他曾告诉家人：“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父亲（周劭纲，原名贻能）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先后在湖北、铁岭、奉天（沈阳）、北京、南京等地找工作，没有气馁过。”“干爹（即生父贻能）从干娘死后已经11年了，总没有再续”。又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提到邓颖超给了她一件对周恩来有重要意义的遗物——一个保密用的小皮夹子。这只皮夹子里，周恩来一直珍藏着父亲的一张照片，在背面有他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周秉德在书中还附了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1940年送给父亲周贻能的照片，上面写着“爹爹大人，翔儿、超儿”。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任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期间，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生活无着、颠沛流离的父亲，接到武汉同住。周恩来到重庆工作后，又把居无定所、没有工作的父亲接到重庆居住。
　　1942年7月，周贻能患急病，抢救无效，10日在重庆逝世。这时，正逢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董必武同志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病痛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这一消息瞒了三天，还是被细心的周恩来发觉了，他“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为父亲治丧。”7月17日，周恩来发电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毛泽东同志报告：“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慰问：“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生母万氏善良和爽朗的品质，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他谈到个人性格时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弟弟周恩寿说：“母亲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听情况，然后再发表意见，因此解决问题很顺利。总理（指周恩来）常随母亲同去，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想他处理问题坚定果断就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
　　周恩来钦佩生母万氏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例如她对妇女的缠足裹脚的陈规陋习在行动上表示反对。周恩来说：母亲“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一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
　　周恩来对自己的出身定位是“封建家庭”。1964年8月2日和9日两个星期天的下午，周恩来在家庭会上说：“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旧的否定了才能创造新的，否定以后，在其中找出些好的，肯定下来。”会议上周恩来提到封建家庭的陋习，譬如：生母万氏及万家好讲排场。他曾回忆说母亲中彩得奖以后，“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周恩来也提到外婆张氏因为受了封建官僚家庭思想的影响，在周恩来生母万氏病故后，要求厚葬闹丧，致使只有九岁的周恩来早早感受了世态炎凉。他满怀伤感地说：“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九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麻，逼得我九岁就要拼命想办法去借钱。”

抱养母亲陈氏对周恩来的影响

　　据周恩来自述：“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所以周贻淦给周恩来的影响和印象都不深，抚养周恩来的主要是嗣母。周恩来回忆：“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周恩来嗣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有文化和追求思想解放的大家闺秀。周恩来对美国记者谈自己的生平与革命经历时说：“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小说中得来的。我母亲，就是十一婶，认（识）字，会写诗，她总教我读诗，还让我看小说。”“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这种感悟，实际上就是先进思想的萌发。陈氏理所当然地是童年周恩来进步思想的启蒙老师。 　　陈氏在教周恩来学文化的同时，也注意对他的艺术启蒙与培养。陈氏写的诗，周恩来一直带在身边，《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就记录有：“我把带来的母亲（即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正是由于陈氏的启蒙，周恩来在南开的中学阶段就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演新戏;在日本留学时还开创了写作新诗的先河。
　　陈氏对周恩来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如周恩来自己所讲：“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另一方面，周恩来过45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片草地上，对围坐在身边的一群青年人说：“我参加革命迄今20余年，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其他生物总觉得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

八伯父周贻奎和八伯母杨氏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八伯父（这是按周家堂兄弟大排行称的，按其亲兄弟排行是周恩来四伯，周恩来有时又称四叔）周贻奎和八伯（婶）母杨氏夫妇与周恩来关系亲密，他们的苦难经历给周恩来的印象很深。
　　杨氏在周恩来生母万氏、嗣母陈氏两位母亲病故后成了他的实际监护人。周恩来在家庭会上告诉晚辈说：九岁那年，“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即二弟恩溥）、同宇（即三弟恩寿）从淮阴搬回淮安”，从此，全部家务事都由杨氏照料，杨氏成为周恩来兄弟三人的实际监护人。
　　周恩来对杨氏婶母对他的关爱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1958年7月周恩来会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时回忆起杨氏时说：“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正因为如此，1918年1月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到家人来信知道周贻奎在淮城病故后，连续六天在日记中表达悲痛的心情。在1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也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周恩来“始终熱爱人民”，“心系人民”，与他青少年时期对伯父贫病而死的亲身感受不无关系。例如在邢台地震现场，周恩来所到之处，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帐篷，握遍了他见到的每个伤病员的手。周恩来还不时撩起伤病员的被褥，看他们铺得厚不厚，睡得暖不暖。周恩来还一次次钻进窝棚，蹲在一位又一位受伤老人铺前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许多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一位家破人亡的老人悲痛万分不能言语时，周恩来拉住老人不停抖动着的手，亲切地说：“老人家，您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吧！”让这位老人深受感动。
　　鲜为人知的是杨氏还曾因周恩来参加革命而受到敌人的迫害。据1947年4月14日《苏北日报》一版刊登的报道：“寓居淮城驸马巷之周恩来将军七十余岁老婶母，三月四日遭蒋记淮安县长牛作善率武装特务十余人，包围搜查，牛某百般威胁迫其侮蔑共产党。周老太太严词拒绝说：‘共产党新四军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牛某仍翻箱倒柜。见较好物件即公开抢去，历时一小时始离去。周老太太生活本甚清苦，经此抢劫，更形窘迫。”

大伯父周贻赓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的亲大伯父周贻赓，是他成长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周贻赓本人师承儒学，也接受西方的新式教育。他把周恩来带到东北自己身边后，先送周恩来在铁岭新式初级小学读半年书，后送他到省会进入刚建成的新式学校奉天（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为省立东关第一模范两等小学堂）接受进步的新式教育。周恩来感受非常深刻：“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在政治上，周恩来对周贻赓很信任。周恩来说：“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周贻赓字曼青）的，没说是伯父。”又说：“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家庭会上说：“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和六伯学得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10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好子弟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听说六爷爷周嵩尧为袁世凯做秘书就认为他不是好人，周恩来就解释说：“看事情不能那么简单，你六爷爷做事的那个时代，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嘛！他在袁世凯的大元帅府办事处任秘书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统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凯一宣布称帝，你六爷爷就提出辞职回到淮安，带着儿孙住在离驸马巷不太远的一幢条件比较好的房子里，我小时候就听说，此房子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的故居。”周秉德跟着说：“伯伯，你一说住那房子的爷爷，我记起爸爸和我说老家事时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更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呢！”周恩来点头说：“这我知道。不过，这也是事实，当年我如果不离开淮安，不到沈阳、天津读书，也不会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乡的兄弟一样沉沦下去呢！”
　　（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江苏省周恩来研究学术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