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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位于我国大陆西南地区，地处黄河、长江的源头地区和长江上游一带。它的西边与青藏高原相连，东边临长江三峡之峻险，南边与云贵高原相通，北边立秦岭巴山之屏障。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的结合部。事实上，四川地区也是我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古代“四川”历来就有“巴蜀”之称。早在5000至8000年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巴人和蜀人就已经大量地使用陶器了。在长江三峡重庆库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岷江、沱江、涪江及其支系广阔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原始陶器及其残片（图1）。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1997年度完成发掘的奉节县鱼腹浦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长江左岸、梅溪河右岸的第二级阶地，是一处未经扰动的遗物原地埋葬遗址，在我国颇为少见。其时代范围对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发现的一片夹粗石英沙褐陶片（编号FY980944，残高3.71厘米、宽2.24厘米、厚0.79厘米），表面施绳文，推测器型为深腹钵类。据观察，该陶片系泥团捏成，代表制陶技术最原始的手法，目前仅见于中国的少量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地。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分布广泛，东起长江三峡，西至岷江上游，所发现的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一百五十多处，加上夏商时期的陶器，出土遗址就更多了。四川的陶器固然有着自身的区域性特征，但大量出土的陶器器型和纹饰表明，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的四川各地的陶文化，与祖国其他地区已有密切的联系。如，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浙江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云南元谋的大墩子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甘肃仰韶文化等——这些陶器文化的特征和装饰风格，或者与四川各地的陶器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者与四川临近地区的陶器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图2）。
四川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多，黑陶、灰黑陶次之，也有少量彩陶，泥陶质地较细、胎较薄，夹砂陶粗，胎较厚，有的器物局部施红色或白色化妆土（陶衣），多数火候不高，经测试为摄氏600—800度;新石器时代前期制法以捏制和泥条盘筑为主，有的器物采取口、腹、底三部分分别制作再粘合制成的方法，用手捏制和泥条盘筑而成的器物，表面多凹凸不平，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陶器使用慢轮修坯制作的方法，到夏商时期，制法以轮制为主，兼有手制和模制。采用轮制制作的器物，则表面平滑、厚薄较均匀。这个时代的四川陶器分素面器和胎装饰器。胎装饰陶器分两种：一种主要是在胎表面进行刻划、雕戳和拍打，也有用模印制作的。纹饰主要有戳印纹、刻划纹、弦纹、编织纹（布印纹、席纹）、捺印纹、镂空纹、水波纹、菱形纹、几何纹等;一种就是直接在胎表面进行彩绘，以黑色彩绘为主，也有在白色化妆土上，用红、黑两种颜色相间绘制的;彩绘形式多样、纹饰素雅，有较高的艺术性。彩陶一般用细泥，胎质红，以黑色彩绘为主，也有在白色化妆土上，用红、黑两种颜色相间绘制的，但数量极少，而且，仅见装饰于器物表面;细泥朱红色陶器一般用黑彩绘制，纹饰有草叶纹、宽带纹、菱形格子纹、平行线纹、横状人字纹和变形旋涡纹等，以三角形纹为多，还有将平行线纹与横状人字纹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纹饰。黑色泥陶则用朱红色颜料彩绘云纹。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造型端庄简朴，形式多样，纹饰素雅，笔画细致工整，排列有序，具有对称美、均衡美，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10月四川博物院在巫山县大溪遗址发掘的“大溪文化”彩陶（图3）。
举世瞩目的金沙遗址发现三座陶窑遗址，同时出土大量完整陶器，其文化面貌与川西盆地的新繁水观音、广汉三星堆、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成都羊子山、成都方池街、十二桥、指挥街、岷江小区等遗址的文化特征相同或相似。上述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分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后者多于前者。夹砂陶以褐色为主，所用孱和料有砂粒、石英粒、蚌壳粉碎后的颗粒;泥质陶以褐色和黑皮陶居多。也有红色、褐色、黑色、黄褐色、灰白色陶器。器物基本为素面，仅有少量绳纹、弦纹、刻划纹、方格纹、重菱纹、圆圈纹、镂空和附加堆纹等，其中以刻划手法装饰出的同心圆纹、三角形纹、卷状纹组合而成的复杂纹饰最具特色。此外，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遗址，还发现了刻划鱼纹。制作方法以轮制和泥条盘筑加慢轮修坯为主，火候低，烧制不均匀，器物表面颜色多斑杂。常见并且最为典型的器型是小平底罐（钵）、圈足罐、尖底杯（钵）、豆形器、纺轮等，此外还有高柱形豆、大口深腹罐、敛口罐、圈顶器盖、盆、壶、瓶、豆、瓮、碗、盏、盉等。这个时期，尖底器为最多，圜底、圈足底较少。总之，川西盆地出土的夏商时期的陶器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有更多的一致性（图4）。
而位于川西盆地周山区和高原地带的遗址如西昌礼州遗址、理县建山寨遗址和汶川姜维城遗址等的陶器，不仅与川东地区或三峡地区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明显区别，与川西盆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不同特点。制作手法上，以手制为主，普遍用泥条盘筑、用手捏塑，不见轮制或偶有轮修痕迹。由于火候控制技术的局限，陶器表面往往呈现不同色调，或灰或褐或红。纹饰有弦纹、锥刺纹、绳纹、篾纹、三角纹、网络纹、圆窝纹、圆圈纹、重菱纹、方格纹、木字纹、米字纹、波浪纹、几何纹、平行带状纹和少量镂空及附加堆贴纹等。凡涂有黑色化妆土的泥质细陶，器表打磨光亮润滑。部分遗址发现泥质彩陶，其质地细腻，胎色泛橙红，黑花彩纹通常以平行线和弧行线组成。器型除碗、钵、盆、盘、瓶、壶、尊、罐（分单耳罐、双耳罐）等，以带流壶、桶形器、单把罐、双联罐，独具地方特色。这些地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其临近的川外地区的远古文化（如甘肃的仰韶文化、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等）陶器其风格上，存在着某些相似或相同的表现。（图5）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四川生产的陶器主要是高温细泥陶，火候高，硬度强，造型端庄。大量出现在川西高原地区的磨细黑陶羊头罐、蚕型罐等与马家窑文化陶一脉相传。这段时期，不仅大量生产生活实用器，而且，还大量生产了陶瓦、陶水管、陶塑瑞兽、陶制建筑构件以及陪葬用的明器（以各种说唱俑和摇钱树座最为著名），一些精致的陶器还以生漆和褐釉以及色料给予装饰。特别是汉代的陶俑数量巨大，造型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生动形象，俨然是汉代四川民众社会生活的再现。（图6）
古代“四川”历来就有“巴蜀”之称。早在5000至8000年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巴人和蜀人就已经大量地使用陶器了。在长江三峡重庆库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岷江、沱江、涪江及其支系广阔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原始陶器及其残片（图1）。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1997年度完成发掘的奉节县鱼腹浦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长江左岸、梅溪河右岸的第二级阶地，是一处未经扰动的遗物原地埋葬遗址，在我国颇为少见。其时代范围对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发现的一片夹粗石英沙褐陶片（编号FY980944，残高3.71厘米、宽2.24厘米、厚0.79厘米），表面施绳文，推测器型为深腹钵类。据观察，该陶片系泥团捏成，代表制陶技术最原始的手法，目前仅见于中国的少量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地。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分布广泛，东起长江三峡，西至岷江上游，所发现的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一百五十多处，加上夏商时期的陶器，出土遗址就更多了。四川的陶器固然有着自身的区域性特征，但大量出土的陶器器型和纹饰表明，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的四川各地的陶文化，与祖国其他地区已有密切的联系。如，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浙江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云南元谋的大墩子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甘肃仰韶文化等——这些陶器文化的特征和装饰风格，或者与四川各地的陶器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者与四川临近地区的陶器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图2）。
四川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多，黑陶、灰黑陶次之，也有少量彩陶，泥陶质地较细、胎较薄，夹砂陶粗，胎较厚，有的器物局部施红色或白色化妆土（陶衣），多数火候不高，经测试为摄氏600—800度;新石器时代前期制法以捏制和泥条盘筑为主，有的器物采取口、腹、底三部分分别制作再粘合制成的方法，用手捏制和泥条盘筑而成的器物，表面多凹凸不平，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陶器使用慢轮修坯制作的方法，到夏商时期，制法以轮制为主，兼有手制和模制。采用轮制制作的器物，则表面平滑、厚薄较均匀。这个时代的四川陶器分素面器和胎装饰器。胎装饰陶器分两种：一种主要是在胎表面进行刻划、雕戳和拍打，也有用模印制作的。纹饰主要有戳印纹、刻划纹、弦纹、编织纹（布印纹、席纹）、捺印纹、镂空纹、水波纹、菱形纹、几何纹等;一种就是直接在胎表面进行彩绘，以黑色彩绘为主，也有在白色化妆土上，用红、黑两种颜色相间绘制的;彩绘形式多样、纹饰素雅，有较高的艺术性。彩陶一般用细泥，胎质红，以黑色彩绘为主，也有在白色化妆土上，用红、黑两种颜色相间绘制的，但数量极少，而且，仅见装饰于器物表面;细泥朱红色陶器一般用黑彩绘制，纹饰有草叶纹、宽带纹、菱形格子纹、平行线纹、横状人字纹和变形旋涡纹等，以三角形纹为多，还有将平行线纹与横状人字纹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纹饰。黑色泥陶则用朱红色颜料彩绘云纹。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造型端庄简朴，形式多样，纹饰素雅，笔画细致工整，排列有序，具有对称美、均衡美，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10月四川博物院在巫山县大溪遗址发掘的“大溪文化”彩陶（图3）。
举世瞩目的金沙遗址发现三座陶窑遗址，同时出土大量完整陶器，其文化面貌与川西盆地的新繁水观音、广汉三星堆、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成都羊子山、成都方池街、十二桥、指挥街、岷江小区等遗址的文化特征相同或相似。上述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分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后者多于前者。夹砂陶以褐色为主，所用孱和料有砂粒、石英粒、蚌壳粉碎后的颗粒;泥质陶以褐色和黑皮陶居多。也有红色、褐色、黑色、黄褐色、灰白色陶器。器物基本为素面，仅有少量绳纹、弦纹、刻划纹、方格纹、重菱纹、圆圈纹、镂空和附加堆纹等，其中以刻划手法装饰出的同心圆纹、三角形纹、卷状纹组合而成的复杂纹饰最具特色。此外，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遗址，还发现了刻划鱼纹。制作方法以轮制和泥条盘筑加慢轮修坯为主，火候低，烧制不均匀，器物表面颜色多斑杂。常见并且最为典型的器型是小平底罐（钵）、圈足罐、尖底杯（钵）、豆形器、纺轮等，此外还有高柱形豆、大口深腹罐、敛口罐、圈顶器盖、盆、壶、瓶、豆、瓮、碗、盏、盉等。这个时期，尖底器为最多，圜底、圈足底较少。总之，川西盆地出土的夏商时期的陶器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有更多的一致性（图4）。
而位于川西盆地周山区和高原地带的遗址如西昌礼州遗址、理县建山寨遗址和汶川姜维城遗址等的陶器，不仅与川东地区或三峡地区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明显区别，与川西盆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不同特点。制作手法上，以手制为主，普遍用泥条盘筑、用手捏塑，不见轮制或偶有轮修痕迹。由于火候控制技术的局限，陶器表面往往呈现不同色调，或灰或褐或红。纹饰有弦纹、锥刺纹、绳纹、篾纹、三角纹、网络纹、圆窝纹、圆圈纹、重菱纹、方格纹、木字纹、米字纹、波浪纹、几何纹、平行带状纹和少量镂空及附加堆贴纹等。凡涂有黑色化妆土的泥质细陶，器表打磨光亮润滑。部分遗址发现泥质彩陶，其质地细腻，胎色泛橙红，黑花彩纹通常以平行线和弧行线组成。器型除碗、钵、盆、盘、瓶、壶、尊、罐（分单耳罐、双耳罐）等，以带流壶、桶形器、单把罐、双联罐，独具地方特色。这些地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其临近的川外地区的远古文化（如甘肃的仰韶文化、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等）陶器其风格上，存在着某些相似或相同的表现。（图5）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四川生产的陶器主要是高温细泥陶，火候高，硬度强，造型端庄。大量出现在川西高原地区的磨细黑陶羊头罐、蚕型罐等与马家窑文化陶一脉相传。这段时期，不仅大量生产生活实用器，而且，还大量生产了陶瓦、陶水管、陶塑瑞兽、陶制建筑构件以及陪葬用的明器（以各种说唱俑和摇钱树座最为著名），一些精致的陶器还以生漆和褐釉以及色料给予装饰。特别是汉代的陶俑数量巨大，造型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生动形象，俨然是汉代四川民众社会生活的再现。（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