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以来，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受到“中东波”的冲击，部分国家(如叙利亚)至今仍是前途未卜。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和土耳其，尽管自身政体没有遭受严重危机，但阿拉伯大变局引发的地区力量重组，使两国的外部生存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正成为这场中东剧变的最大赢家。中东剧变后，土耳其“伊斯兰 民主”的模式受到正在探寻政治体制新路的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追捧；同时，中东地区动荡也使土耳其有机会高调介入中东事务。例如，埃及出现变局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是第一个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外国领导人；利比亚发生动荡后，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中最后一个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国家，但它转变立场后，对利比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迅速增大；而在叙利亚政治动荡加剧后，土耳其除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外，还积极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包括为叙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提供大本营，积极操办“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各种支持，等等。简而言之，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外交最活跃、表现最抢眼的国家之一。
　　“三种关系”的变向
　　土耳其过去长期奉行“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现在却强势回归中东，并高调干预中东国家内部事务，不能不引发各方高度关注。事实上，土耳其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并非始于今日。在2011年中东剧变之前，土耳其就出现了“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而且其外交举动大胆活跃，曾令外界深感震惊。一是，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日趋疏远。土耳其与以色列过去关系密切，但2008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后，双方关系明显趋冷。2010年6月以军袭击土耳其赴加沙的救援船，两国关系更是跌至历史最低点。二是，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不断加强。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国际上一直颇受争议，其2009年连任总统的合法性也饱受质疑，但是土耳其率先向他贺喜；核问题一直是西方拿伊朗“说事儿”的焦点，但2009年底埃尔多安访问伊朗时，直言西方对伊朗的制裁是“专横跋扈”，并称那些反对伊朗核活动的国家应首先放弃核武器。三是，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从2008年起，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开始举办“土耳其一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日趋机制化。同时，土耳其积极介入巴以和谈与叙以和谈，充当调停者角色。
　　2011年中东剧变发生以来，从土耳其活跃的外交举措中，不难发现其中东政策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在外交理念上，土耳其日趋从承认现存地区力量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路线，转向强调“民主和自由”、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扩大自身利益的理想主义风格。表面上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经营重点仍在中东，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其在中东剧变前后的政策差异似乎只是“以变应变”而已。其实，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以“政治变色龙”著称的18世纪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曾说过，“方式是关键之关键”。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一国外交恒久追求的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而通过何种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才是最考验智慧和能力的事情。当前土耳其“东向政策”的外交理念和实施手段看似是“以变应变”，因势利导，但其实，这种重大政策调整已经与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好处没多少，坏处却显而易见
　　土耳其外交重心转向中东，其所有政策举措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扩大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因此，其在中东剧变前的种种举措，落脚点都是着力与中东主要国家搞好关系，其政策手段与目标基本是一致的，由此使土耳其地区影响力大增。当时的民调也显示，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阿拉伯民众的支持率高居地区国家榜首。中东剧变后，土耳其转而通过推动部分中东国家(如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向“民主化”方向变革来扩大自身影响。但这些中东国家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由于教派构成复杂，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与政府间的矛盾和对抗，绝非外界想象的“民主对抗专制”的简单范式，即使这些国家出现政权更替，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新政权必然是“民主国家”，更不一定亲土耳其。
　　事实表明，土耳其在中东部分国家鼓动政权更替，好处没得到多少，坏处却显而易见。以叙利亚危机为例，由于得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外部力量大力扶植，叙利亚反对派日趋具备与政府军分庭抗礼的能力，双方对抗日趋由政治动荡演变为全面内战。而叙利亚冲突升级产生的最大外溢效应，就是大量难民涌向境外。目前，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国家共收容了23万左右的叙利亚难民，仅8月份就有超过l0万叙利亚难民逃往周边邻国，约占总人数的40％，创下了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单月逃往邻国难民人数的最高纪录。难民大量涌入使土耳其政府不堪重负，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巴沙尔政权倒台，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将会日趋凸显，并可能与一直令土耳其政府头疼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形成共振，给土耳其造成更大安全隐患。
　　从理论和长远角度看，土耳其版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也超出了它自身的能力范围。9.11后，美国曾在中东大力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但实践表明，在他国进行“民主改造”，既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同时也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尽管土耳其经济在世界排名第17，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国家也颇有吸引力，具备一定的软、硬实力，但是总体上看，土耳其充其量是中等强国，远没有“民主改造”其他国家的能力。
　　一个笨拙的玩家·
　　事实上，中东地区国家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介入中东事务看似准入门槛低，实则机会成本非常高。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在博得阵阵喝彩的同时，几乎引发了同等的质疑和抵触。以叙利亚危机为例，土耳其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不仅使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剑拔弩张(土耳其战机被叙利亚击落事件几乎引发双方军事冲突)，而且，使自己与叙利亚的铁杆盟友——伊朗的关系重新紧张。这种相互抵消使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一位埃及官员曾指出：“土耳其是个笨拙的玩家。在很长时期内，他们不会精通中东问题。他们只是被公众舆论推着向前走。土耳其政府很可能是想证明给西方看，他们是个有影响力的玩家。但我很怀疑他们有什么具体影响，用‘庸人自扰’来形容土耳其再合适不过。”
　　此外，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土耳其长达几百年的统治，因此对土耳其充满戒备和疑惧。而且，阿拉伯人还将土耳其视为高度西方化和亲美的国家，对其隔阂甚深。相反，对土耳其人来说，在内心里是不怎么瞧得起阿拉伯人的，很多土耳其人还对1916年的“阿拉伯大起义”耿耿于怀，认为正是阿拉伯人在土耳其背后“捅了一刀”，导致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迅速瓦解。现实也表明，当土耳其被视为西方世界一员时，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小；而当土耳其采取“去西方化”，以穆斯林国家身份自居并参与中东事务时，更容易被中东民众当成“自己人”，地区影响力会无形扩大。而当前，土耳其以“民主、自由”为主要诉求的“中东新政”，使其在价值观和政治做派上更像习惯于颐指气使的西方国家，因而在感情和利益上无形中疏远了与中东国家的距离，反而妨碍了其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有道是“过犹不及”，土耳其在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危机)中的抢眼表现，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很可能使土耳其由中东剧变的最大赢家变成最大输家。事实上，土耳其作为“中等国家”，受限于自身实力，更适合奉行多边主义，发挥道义力量。就此而已，土耳其最适合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和掮客，而无力充当中东新秩序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