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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就徽商群体而言，学术界已取得深入进展，但就徽商个案（生活史）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2004年年底，笔者为撰写博士论文到上海图书馆谱牒部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册不分卷的民国38年（1949年）“詹福绥堂”钞本《庆源詹氏家谱》，在此谱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贵的3000字自传体人物传记：《福熙自述》。此传记讲述了作者一生的创业史尤其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坎坷经历，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的辛酸、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以及人事的更迭与浮沉。本文即以《福熙自述》为中心阐述以詹福熙（1887 1970）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
学徒生涯甘受苦
1887年3月13日，詹福熙出生于徽州府婺源县（今婺源东北部）的段莘乡庆源村，为婺源詹氏第40世传人。
徽商在上海一带从事商业经营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中后期。道光年问上海开埠后，旅沪徽商人数更盛，经营行当更趋多元化，但是除少数有名的巨商大贾外，在上海创业的徽商，其经营状况和规模均属一般。徽州婺源人在上海的主要经营行当是茶业、木业、墨业，兼其他百货业。庆源詹福熙出生时其父詹良盛因身在崇明县，未曾见到这位新生儿，且出生甫四月，詹良盛即因病逝世于崇明县邦镇（今浜镇）四盛南货店。该店系其祖父詹廷蛟（1831～1869）与族人合伙开设的小百货商店。
1898年，詹福熙十二岁，离开庆源，外出谋生。他先走105华里山路后，翻过五龙山，到达当时重要的商业市镇屯溪，再转乘客船，在闷舱里沿着新安江水路过了七天七夜后到达淳安、杭州；然后再转道到上海。晚清民国时期，很多婺源的茶商、墨商及其他各种小生意人在十里洋场开展经营，由于徽商的经营具有家族性和同乡特征，所以詹福熙得以通过亲戚和同乡关系，先由其姑父的堂侄汪再喜介绍到同顺昌毡毯店当半年学徒，然后由同乡余五坤介绍到生元丝庄当学徒而后成为店员，一晃就是十年。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普遍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因此学徒制对于民生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为青少年培训得以谋生的职业能力。《福熙自述》中并没有指明其学徒生活的具体情况，但在其晚年曾详细向其三子詹永年叙述：除了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要照看店里生意外，“还要做家务——倒尿壶、生煤球炉、帮老板娘抱孩子等”。可见，其待遇工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学徒学艺年限一般行业都执行“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条规，不过詹福熙似乎超出了三年的年限，其年限竞长达十年，不过前段是学徒，后段正式成为店员。
1898～1906年，詹福熙在担任学徒和店员的期间，只在1904年回过一趟婺源老家，完成了订婚大事。到1906年，詹福熙方才“回家迎娶”，在老家逗留了很短时间，就“事毕返申”。
据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称：“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话，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者三年半。”以胡适的口述文字证诸徽商詹福熙的婚姻生活，十分相符。
营商时代多变动
1906年，詹福熙从婺源婚假回上海，其家庭及其所服务的店业经历了诸多变故，不得不另谋出路。同年詹福熙脱离丝绸绒线行当，转而进入中西药业，此后从事药业经营达20年之久。晚清以来，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加强、职业分类的复杂化，从事商业的人际关系也越发复杂：师生、商界朋友、中外朋友、兄弟姐妹、乡亲等复杂关系，均需从商者加以调和处理。此前，詹福熙的业师周玉麟，为人宽厚，对他照顾有加，也由于詹福熙生性老实本分、能吃苦、肯学习，因此对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道，还精通算盘，深得业师器重。
不过，从詹福熙1906～1910年在中西大药房开封支店担任外跑的经营生涯来看，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1910年詹福熙离开开封请假回乡时，家庭再次遭遇巨大变故：首先是其长兄詹涣渫已离开中西大药房，在里成瓜街开了问药店（里成瓜街、外成瓜街的路名，如今依然存在，当时是上海药业集散地，清光绪年问在此设有参业公所，颇为有名）；其次是业师周玉麟已去世；再次是1910年8月13日，母亲王氏去世，年仅五十三岁，去世时两个儿子因为在沪经营药店而未能返回婺源亲自送柩出殡。
1910～1913年，是詹福熙在开封担任“华英药房”帮办（相当于今副经理）的阶段。
1914年，开封华英药房因遭火灾而倒闭，同年詹福熙也被项松茂调回五洲大药房上海总行，1915年升任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经理。
1924年，詹福熙因为要帮朋友下里弥吉的忙，离开五洲大药房，改行从事照相器材生意，担任千代洋行买办。《福熙自述》第七段简要阐述了白创生意的这一重要阶段：“余与项君同事将近十载，感情甚洽。后因日友下里弥吉系业照相材料，管理乏人，来与余商，托谋管理之人，余允其缓缓代访适当人选，惟下里每日来催，不得已，余允暂帮其忙，当将详情商之项君，蒙允余请，当将五洲分庄主任辞去，专办千代洋行照相材料。不十年，而经营业务已遍全中国矣。不幸，“九一八事变”发生，因国际关系，不得不脱离千代而自谋，即创设华昌，专营照相材料，于劳合路白克路恒清里，专做批发。一年后，设门市部于山东近南京路口。民国廿六年全部迁至南京东路四七一号，经营至民国卅八年，将店务交大儿永匡管理。1915～1924年，因为总经理项松茂的赏识和器重，詹福熙在五洲大药房获得经营的大发展，开启了创业过程中的第一次辉煌时代。当时的药店不同于现在的药店，它在同一柜台还可以经营其他货色，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也卖照相器材、胶卷、卡纸、显影药水等。因为兼营照相器材的缘故，詹福熙认识了日本人、上海南京路“千代洋行”老板下里弥吉。以进出口业务为主的千代洋行创始于1910年，是上海最早经营照相机的洋行，也是经营照相器材最著名的洋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该年底，詹福熙离开千代洋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地址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成为当时中国最早自营照相器材的商号之一。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詹福熙宁可少赚点钱、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照相材料而拒绝进日货，体现了一个爱国商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1934年4月，华昌照相材料行在汉口成立分店后，由詹福熙的族侄、爱国商人詹励吾（1904～1982）担任经理，不久又在长沙、南昌开设分行，由詹励吾弟弟詹新吾等担任经理。鉴于“在偌大的一个华中区，竞没有一个定期的摄影读物，来沟通摄影消息，交换摄影知识；使初习摄影者得些自学的经验，使一般摄影作家也得些观摩之益”，1935年10月，华昌照相材料行汉口分店出版发行了摄影杂志《华昌摄影月刊》，后改名《华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刊21期，16开本，用道林纸印刷。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长江航运中断，华昌照相材料行的货运通道变得十分困难，生意受到一定影响。后经由著名爱国商人、婺源人孙友樵介绍、安排和帮助，詹福熙发现了从临安、于潜、昌化、昱岭关、三阳坑、歙县到达屯溪的徽杭古道比较便利于货物运输，于是通过这条徽杭古驿道，把货物从上海经杭州运往屯溪，再从屯溪运往内地各大城市的华昌分店。为了便利于从上海发往屯溪的货物中转和资金结算，詹福熙买下了屯溪市民族路41号店铺，开设了“祥大布店”，其商业经营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詹福熙的苦心经营下，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生意日隆，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批零兼营照相器材商店，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长沙、昆明等地陆续开设分店。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詹福熙还以其三个儿子命名，在上海西藏北路开封路口、热河路、老城隍庙三牌楼分别开设了永康、永茂、永炎等三家典当行，在江西乐平还开设有天元布行，商业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
1947年，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从山东路近南京路口迁至南京路471号，业务获得更大发展。1949年，詹福熙决定退休，将店务交给大儿子詹永匡。新中国成立后，詹福熙从上海搬到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纵观民国时期詹福熙的商业经营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阶段：一是在上海五洲大药房担任延安中路分店经理，二是自己创办华昌照相器材行。这是其创业生涯中的两个辉煌时期，成就了一位传统爱国商人在时代的夹缝里如何创造商业财富的传奇。
传统与现代相交错
举族经商、热心公益、热爱学习、一心向善、醉心风水、纂修家谱、精通岐黄等特点，都体现了徽州商业氛围下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中国传统近现代之交侨寓并定居上海的徽商，詹福熙还是保留有明清时期以来徽商应有的传统品质，依然带有区域人群“婺源朝奉”的某些特点。
第一，詹福熙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来自同乡关系，带有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特征，这一点强烈影响着詹福熙一生的为人行事。《福熙自述》在详尽阐述了与项松茂的商业交往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的经历后，最末尾一段就一句话：“上述者，希我后裔永志勿忘。”至此，《福熙自述》戛然而止。詹福熙希望其子孙能够铭记他儿时的家庭苦难、学徒时代的甘苦、创业时期的艰难，也希望能够记住婺源同乡的真挚友谊。
通观詹福熙的交际人群，有一大部分是其同乡婺源商人，比如当学徒的介绍人和业师都是婺源同乡，而在五洲大药房担任帮办和经理期间，幸运地遇到了三位在他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益友”，也都是婺源人：一是回峰汪惠成，二是上溪头程质文，三是理田李鉴贤。这三个人所在村落与詹福熙的家乡庆源村距离都甚近。汪惠成与程质文均精通堪舆和岐黄术，这正是徽州区域社会最突出的人文特征。程质文曾经担任詹福熙华昌照相材料行重庆支店经理，精通堪舆术，詹福熙庆源老家的宅居“福绥堂”、两位妻子的墓室选址，均为程质文所勘定；李鉴贤字味斋，与詹福熙同时期经营钟表业、百货业，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同乡詹励吾等人一起迁居侨寓巴西，后来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佛教居士和慈善人士，精通医术。这说明，詹福熙沐浴在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尤其重视传统医学和风水术。
第二，热心于家乡和侨寓地的各种公益慈善事业。由于明清以来侨寓各大中城市的徽商人数众多，因此在徽商侨寓地大都设有徽州义冢、婺源义阡等，用以安妥那些未能回乡的亡魂，上海徽宁思恭堂即为上海最重要的徽州善堂。民国14年（1925年）《婺源县志》末尾的《捐助修志衔名》记载有“北四区詹福熙捐洋五十元”。可见，詹福熙虽然身在上海，依然心系婺源。这种对于故乡执着的眷恋，是徽州区域社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文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詹福熙就经常接济有困难的同乡、亲友和客户，按照他自己的话讲，叫做“共渡国难”。当时在侨寓地的徽商之间，与其他业界的徽州人之间，都有所来往、互相接济，这种人际往来是维系侨寓地桑梓乡情的最佳途径。
第三，重视传统教育。徽商最重要的特质是“贾而好儒”，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詹福熙在经商之余，十分热衷于传统儒学教育。正如永年介绍，“父亲生平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或交流贸易心得，或畅谈故里旧情，相谈甚欢…一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父亲和所有徽商一样，都很重视教育，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一像所有徽商一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时候我们除了学文化，也要上柜台，学待人接物，学做生意。”正是因为重视传统教育的缘故，1946年，詹福熙曾经在屯溪隆阜双渠口买下一处房地产，捐给紫阳小学作为校址（今黄山市屯溪区隆阜小学，2010年改名为戴震小学），该学校生源多为农村贫困学生。
当然，除了具有徽商的传统特质外，詹福熙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徽商的若干转型。徽商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牢固，同时这种牢固的商帮内部结合反过来又强化了徽州区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随着近代以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徽州商帮这种性质有所改变，表现为血缘和地缘关系是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徽商经营中一直保存的重要特点，同时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徽商的社会网络也有所拓展，这一点在詹福熙和俞仁耀的商业生涯中都可找到印证，这种拓展主要是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而从更多层面上寻求适合、有助于其自身商业经营的社会资源。比如，促成詹福熙人生第一次辉煌的商业巨子项松茂，并非来自徽州而是来自宁波商帮，这就说明近代以来，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徽商连同其他商帮一起，在职业选择和商业经营上已突破地域限制。再以木商俞仁耀收纳的几个学徒为例，其中孙开济、王茂林、孙开趣、王鉴湖、俞开创等人是婺源宗亲或戚友，而吴烈华为浙江平湖人，钱云清为江苏无锡人，戴昌龙则为浙江宁波人。
近代以来徽商社会网络拓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在于，随着时代的推进，其婚姻范围已经更进一步突破了狭隘籍贯地域。詹福熙娶妻“莘源汪小棠公之长女闰讳湶好”，而继娶侧室则为“江苏吴县曹宝寿公之女闺讳多智”，“继娶三室，浙江镇海县柴桥镇曹谓勋公之女闺讳福智，生于光绪乙巳正月廿七戌时，生子一，日培集。继子培芳、培芬。培芳生于民国癸丑八月十七卯时，娶回峰汪氏。培芬生于民国壬戌正月十五子时，娶淇源王氏。培集生于民国丙子三月初丑申时。”从这一点看来，詹福熙及其儿子的婚姻范围徘徊于徽州家乡与侨寓地之间。时代的推进导致徽商及其家庭社会网络的拓展，这是现代化进程在人际关系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题图：晨岚中的庆源春景）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年年底，笔者为撰写博士论文到上海图书馆谱牒部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册不分卷的民国38年（1949年）“詹福绥堂”钞本《庆源詹氏家谱》，在此谱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贵的3000字自传体人物传记：《福熙自述》。此传记讲述了作者一生的创业史尤其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坎坷经历，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的辛酸、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以及人事的更迭与浮沉。本文即以《福熙自述》为中心阐述以詹福熙（1887 1970）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
学徒生涯甘受苦
1887年3月13日，詹福熙出生于徽州府婺源县（今婺源东北部）的段莘乡庆源村，为婺源詹氏第40世传人。
徽商在上海一带从事商业经营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中后期。道光年问上海开埠后，旅沪徽商人数更盛，经营行当更趋多元化，但是除少数有名的巨商大贾外，在上海创业的徽商，其经营状况和规模均属一般。徽州婺源人在上海的主要经营行当是茶业、木业、墨业，兼其他百货业。庆源詹福熙出生时其父詹良盛因身在崇明县，未曾见到这位新生儿，且出生甫四月，詹良盛即因病逝世于崇明县邦镇（今浜镇）四盛南货店。该店系其祖父詹廷蛟（1831～1869）与族人合伙开设的小百货商店。
1898年，詹福熙十二岁，离开庆源，外出谋生。他先走105华里山路后，翻过五龙山，到达当时重要的商业市镇屯溪，再转乘客船，在闷舱里沿着新安江水路过了七天七夜后到达淳安、杭州；然后再转道到上海。晚清民国时期，很多婺源的茶商、墨商及其他各种小生意人在十里洋场开展经营，由于徽商的经营具有家族性和同乡特征，所以詹福熙得以通过亲戚和同乡关系，先由其姑父的堂侄汪再喜介绍到同顺昌毡毯店当半年学徒，然后由同乡余五坤介绍到生元丝庄当学徒而后成为店员，一晃就是十年。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普遍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因此学徒制对于民生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为青少年培训得以谋生的职业能力。《福熙自述》中并没有指明其学徒生活的具体情况，但在其晚年曾详细向其三子詹永年叙述：除了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要照看店里生意外，“还要做家务——倒尿壶、生煤球炉、帮老板娘抱孩子等”。可见，其待遇工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学徒学艺年限一般行业都执行“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条规，不过詹福熙似乎超出了三年的年限，其年限竞长达十年，不过前段是学徒，后段正式成为店员。
1898～1906年，詹福熙在担任学徒和店员的期间，只在1904年回过一趟婺源老家，完成了订婚大事。到1906年，詹福熙方才“回家迎娶”，在老家逗留了很短时间，就“事毕返申”。
据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称：“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话，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者三年半。”以胡适的口述文字证诸徽商詹福熙的婚姻生活，十分相符。
营商时代多变动
1906年，詹福熙从婺源婚假回上海，其家庭及其所服务的店业经历了诸多变故，不得不另谋出路。同年詹福熙脱离丝绸绒线行当，转而进入中西药业，此后从事药业经营达20年之久。晚清以来，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加强、职业分类的复杂化，从事商业的人际关系也越发复杂：师生、商界朋友、中外朋友、兄弟姐妹、乡亲等复杂关系，均需从商者加以调和处理。此前，詹福熙的业师周玉麟，为人宽厚，对他照顾有加，也由于詹福熙生性老实本分、能吃苦、肯学习，因此对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道，还精通算盘，深得业师器重。
不过，从詹福熙1906～1910年在中西大药房开封支店担任外跑的经营生涯来看，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1910年詹福熙离开开封请假回乡时，家庭再次遭遇巨大变故：首先是其长兄詹涣渫已离开中西大药房，在里成瓜街开了问药店（里成瓜街、外成瓜街的路名，如今依然存在，当时是上海药业集散地，清光绪年问在此设有参业公所，颇为有名）；其次是业师周玉麟已去世；再次是1910年8月13日，母亲王氏去世，年仅五十三岁，去世时两个儿子因为在沪经营药店而未能返回婺源亲自送柩出殡。
1910～1913年，是詹福熙在开封担任“华英药房”帮办（相当于今副经理）的阶段。
1914年，开封华英药房因遭火灾而倒闭，同年詹福熙也被项松茂调回五洲大药房上海总行，1915年升任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经理。
1924年，詹福熙因为要帮朋友下里弥吉的忙，离开五洲大药房，改行从事照相器材生意，担任千代洋行买办。《福熙自述》第七段简要阐述了白创生意的这一重要阶段：“余与项君同事将近十载，感情甚洽。后因日友下里弥吉系业照相材料，管理乏人，来与余商，托谋管理之人，余允其缓缓代访适当人选，惟下里每日来催，不得已，余允暂帮其忙，当将详情商之项君，蒙允余请，当将五洲分庄主任辞去，专办千代洋行照相材料。不十年，而经营业务已遍全中国矣。不幸，“九一八事变”发生，因国际关系，不得不脱离千代而自谋，即创设华昌，专营照相材料，于劳合路白克路恒清里，专做批发。一年后，设门市部于山东近南京路口。民国廿六年全部迁至南京东路四七一号，经营至民国卅八年，将店务交大儿永匡管理。1915～1924年，因为总经理项松茂的赏识和器重，詹福熙在五洲大药房获得经营的大发展，开启了创业过程中的第一次辉煌时代。当时的药店不同于现在的药店，它在同一柜台还可以经营其他货色，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也卖照相器材、胶卷、卡纸、显影药水等。因为兼营照相器材的缘故，詹福熙认识了日本人、上海南京路“千代洋行”老板下里弥吉。以进出口业务为主的千代洋行创始于1910年，是上海最早经营照相机的洋行，也是经营照相器材最著名的洋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该年底，詹福熙离开千代洋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地址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成为当时中国最早自营照相器材的商号之一。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詹福熙宁可少赚点钱、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照相材料而拒绝进日货，体现了一个爱国商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1934年4月，华昌照相材料行在汉口成立分店后，由詹福熙的族侄、爱国商人詹励吾（1904～1982）担任经理，不久又在长沙、南昌开设分行，由詹励吾弟弟詹新吾等担任经理。鉴于“在偌大的一个华中区，竞没有一个定期的摄影读物，来沟通摄影消息，交换摄影知识；使初习摄影者得些自学的经验，使一般摄影作家也得些观摩之益”，1935年10月，华昌照相材料行汉口分店出版发行了摄影杂志《华昌摄影月刊》，后改名《华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刊21期，16开本，用道林纸印刷。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长江航运中断，华昌照相材料行的货运通道变得十分困难，生意受到一定影响。后经由著名爱国商人、婺源人孙友樵介绍、安排和帮助，詹福熙发现了从临安、于潜、昌化、昱岭关、三阳坑、歙县到达屯溪的徽杭古道比较便利于货物运输，于是通过这条徽杭古驿道，把货物从上海经杭州运往屯溪，再从屯溪运往内地各大城市的华昌分店。为了便利于从上海发往屯溪的货物中转和资金结算，詹福熙买下了屯溪市民族路41号店铺，开设了“祥大布店”，其商业经营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詹福熙的苦心经营下，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生意日隆，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批零兼营照相器材商店，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长沙、昆明等地陆续开设分店。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詹福熙还以其三个儿子命名，在上海西藏北路开封路口、热河路、老城隍庙三牌楼分别开设了永康、永茂、永炎等三家典当行，在江西乐平还开设有天元布行，商业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
1947年，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从山东路近南京路口迁至南京路471号，业务获得更大发展。1949年，詹福熙决定退休，将店务交给大儿子詹永匡。新中国成立后，詹福熙从上海搬到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纵观民国时期詹福熙的商业经营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阶段：一是在上海五洲大药房担任延安中路分店经理，二是自己创办华昌照相器材行。这是其创业生涯中的两个辉煌时期，成就了一位传统爱国商人在时代的夹缝里如何创造商业财富的传奇。
传统与现代相交错
举族经商、热心公益、热爱学习、一心向善、醉心风水、纂修家谱、精通岐黄等特点，都体现了徽州商业氛围下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中国传统近现代之交侨寓并定居上海的徽商，詹福熙还是保留有明清时期以来徽商应有的传统品质，依然带有区域人群“婺源朝奉”的某些特点。
第一，詹福熙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来自同乡关系，带有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特征，这一点强烈影响着詹福熙一生的为人行事。《福熙自述》在详尽阐述了与项松茂的商业交往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的经历后，最末尾一段就一句话：“上述者，希我后裔永志勿忘。”至此，《福熙自述》戛然而止。詹福熙希望其子孙能够铭记他儿时的家庭苦难、学徒时代的甘苦、创业时期的艰难，也希望能够记住婺源同乡的真挚友谊。
通观詹福熙的交际人群，有一大部分是其同乡婺源商人，比如当学徒的介绍人和业师都是婺源同乡，而在五洲大药房担任帮办和经理期间，幸运地遇到了三位在他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益友”，也都是婺源人：一是回峰汪惠成，二是上溪头程质文，三是理田李鉴贤。这三个人所在村落与詹福熙的家乡庆源村距离都甚近。汪惠成与程质文均精通堪舆和岐黄术，这正是徽州区域社会最突出的人文特征。程质文曾经担任詹福熙华昌照相材料行重庆支店经理，精通堪舆术，詹福熙庆源老家的宅居“福绥堂”、两位妻子的墓室选址，均为程质文所勘定；李鉴贤字味斋，与詹福熙同时期经营钟表业、百货业，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同乡詹励吾等人一起迁居侨寓巴西，后来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佛教居士和慈善人士，精通医术。这说明，詹福熙沐浴在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尤其重视传统医学和风水术。
第二，热心于家乡和侨寓地的各种公益慈善事业。由于明清以来侨寓各大中城市的徽商人数众多，因此在徽商侨寓地大都设有徽州义冢、婺源义阡等，用以安妥那些未能回乡的亡魂，上海徽宁思恭堂即为上海最重要的徽州善堂。民国14年（1925年）《婺源县志》末尾的《捐助修志衔名》记载有“北四区詹福熙捐洋五十元”。可见，詹福熙虽然身在上海，依然心系婺源。这种对于故乡执着的眷恋，是徽州区域社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文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詹福熙就经常接济有困难的同乡、亲友和客户，按照他自己的话讲，叫做“共渡国难”。当时在侨寓地的徽商之间，与其他业界的徽州人之间，都有所来往、互相接济，这种人际往来是维系侨寓地桑梓乡情的最佳途径。
第三，重视传统教育。徽商最重要的特质是“贾而好儒”，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詹福熙在经商之余，十分热衷于传统儒学教育。正如永年介绍，“父亲生平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或交流贸易心得，或畅谈故里旧情，相谈甚欢…一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父亲和所有徽商一样，都很重视教育，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一像所有徽商一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时候我们除了学文化，也要上柜台，学待人接物，学做生意。”正是因为重视传统教育的缘故，1946年，詹福熙曾经在屯溪隆阜双渠口买下一处房地产，捐给紫阳小学作为校址（今黄山市屯溪区隆阜小学，2010年改名为戴震小学），该学校生源多为农村贫困学生。
当然，除了具有徽商的传统特质外，詹福熙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徽商的若干转型。徽商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牢固，同时这种牢固的商帮内部结合反过来又强化了徽州区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随着近代以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徽州商帮这种性质有所改变，表现为血缘和地缘关系是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徽商经营中一直保存的重要特点，同时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徽商的社会网络也有所拓展，这一点在詹福熙和俞仁耀的商业生涯中都可找到印证，这种拓展主要是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而从更多层面上寻求适合、有助于其自身商业经营的社会资源。比如，促成詹福熙人生第一次辉煌的商业巨子项松茂，并非来自徽州而是来自宁波商帮，这就说明近代以来，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徽商连同其他商帮一起，在职业选择和商业经营上已突破地域限制。再以木商俞仁耀收纳的几个学徒为例，其中孙开济、王茂林、孙开趣、王鉴湖、俞开创等人是婺源宗亲或戚友，而吴烈华为浙江平湖人，钱云清为江苏无锡人，戴昌龙则为浙江宁波人。
近代以来徽商社会网络拓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在于，随着时代的推进，其婚姻范围已经更进一步突破了狭隘籍贯地域。詹福熙娶妻“莘源汪小棠公之长女闰讳湶好”，而继娶侧室则为“江苏吴县曹宝寿公之女闺讳多智”，“继娶三室，浙江镇海县柴桥镇曹谓勋公之女闺讳福智，生于光绪乙巳正月廿七戌时，生子一，日培集。继子培芳、培芬。培芳生于民国癸丑八月十七卯时，娶回峰汪氏。培芬生于民国壬戌正月十五子时，娶淇源王氏。培集生于民国丙子三月初丑申时。”从这一点看来，詹福熙及其儿子的婚姻范围徘徊于徽州家乡与侨寓地之间。时代的推进导致徽商及其家庭社会网络的拓展，这是现代化进程在人际关系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题图：晨岚中的庆源春景）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