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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的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誉为“书生大使”。
然而，由于胡适对抗战的基本态度是“苦撑待变”，在他所认为的“变”尚未到来之际，胡适的外交活动还主要集中在如何影响美国领导人，以促成这种“变”的早日来临。但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却不容许胡适遥遥无期的“待”，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苦撑”。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派到美国处理他所谓的“家庭事务”，实际上就是争取美国贷款。由于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时人挖苦他是“太上大使”。
从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达纽约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离任，胡适和宋子文两人之间由于分析问题和处理事务的差异，以及此前双方私人关系的恩怨，“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纷争可以说与这一时期相始终。
宋子文初到美国时，胡适陪他分别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但一个星期后，双方就发生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冲突。7月2日晚，胡适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馆小坐。宋子文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答应帮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担任驻美大使近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胡适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这两笔借款表面上虽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实际上胡适也参与其中并做了相当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胡适忍不住对宋子文说：“我要warn（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不顾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决定在缅甸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暂时让步。胡适得悉后非常焦急，频频与美国外交部接触，请求在英国做出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决定后，美国能迅速公开地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对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反面围绕胡适的讲演大做文章。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胡适的心，因为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间，国内媒介上关于更换驻美大使的报道也让他颇为心烦，宋子文的责难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一天，美国为表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决定将拖了很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即刻发放。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让人打电话给在纽约的胡适，说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谈，让胡适不要回华盛顿，在纽约等他。在没能联系上胡适本人后，他又给胡适所在的旅馆留了电话，并让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所以后来当胡适得知宋子文的“巧计”后，也不禁讽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的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1941年1月23日，白宫发表劳林·柯里等将赴中国调查财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适从霍恩贝克处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国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划的，最初他想请凯恩斯，遭拒后转请柯里。美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请示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仅表示并不反对，因为柯里等人的赴华费用均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胡适认为宋子文此举太不值得，因为柯里尽管对中国很友好，但他却不懂得币制，让他去调查中国的财政情形显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瑟、财政部次长贝尔，以及从中国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绝，胡适连插话的份也没有。胡适没有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地在日记中记录谈话内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谈话”暴露了胡适对此的极大不满。
4月21日，摩根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瑟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瑟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逼上梁山”的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昂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
然而，由于胡适对抗战的基本态度是“苦撑待变”，在他所认为的“变”尚未到来之际，胡适的外交活动还主要集中在如何影响美国领导人，以促成这种“变”的早日来临。但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却不容许胡适遥遥无期的“待”，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苦撑”。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派到美国处理他所谓的“家庭事务”，实际上就是争取美国贷款。由于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时人挖苦他是“太上大使”。
从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达纽约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离任，胡适和宋子文两人之间由于分析问题和处理事务的差异，以及此前双方私人关系的恩怨，“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纷争可以说与这一时期相始终。
宋子文初到美国时，胡适陪他分别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但一个星期后，双方就发生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冲突。7月2日晚，胡适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馆小坐。宋子文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答应帮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担任驻美大使近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胡适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这两笔借款表面上虽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实际上胡适也参与其中并做了相当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胡适忍不住对宋子文说：“我要warn（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不顾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决定在缅甸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暂时让步。胡适得悉后非常焦急，频频与美国外交部接触，请求在英国做出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决定后，美国能迅速公开地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对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反面围绕胡适的讲演大做文章。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胡适的心，因为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间，国内媒介上关于更换驻美大使的报道也让他颇为心烦，宋子文的责难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一天，美国为表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决定将拖了很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即刻发放。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让人打电话给在纽约的胡适，说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谈，让胡适不要回华盛顿，在纽约等他。在没能联系上胡适本人后，他又给胡适所在的旅馆留了电话，并让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所以后来当胡适得知宋子文的“巧计”后，也不禁讽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的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1941年1月23日，白宫发表劳林·柯里等将赴中国调查财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适从霍恩贝克处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国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划的，最初他想请凯恩斯，遭拒后转请柯里。美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请示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仅表示并不反对，因为柯里等人的赴华费用均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胡适认为宋子文此举太不值得，因为柯里尽管对中国很友好，但他却不懂得币制，让他去调查中国的财政情形显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瑟、财政部次长贝尔，以及从中国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绝，胡适连插话的份也没有。胡适没有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地在日记中记录谈话内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谈话”暴露了胡适对此的极大不满。
4月21日，摩根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瑟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瑟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逼上梁山”的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昂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