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发改委牵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原计划今年6月出台，后来推至10月，再后延至12月底，如今又有媒体报道称将再次延期，可能要到明年兩会后才能公布。方案是2004年启动的，但时隔8年仍然“难产”。8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都胜利了，为什么一个分配改革方案却迟迟不能出台？
　　有报道称，某官员透露，方案再度延后是因在制定的进程中碰到了“硬骨头”，集中在利益集团的博弈。那么，这些“硬骨头”都是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方案进展情况时曾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还有报道援引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的话称，人社部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
　　一位央企领导人年收入最高可以达到6000多万元，是目前国内年平均工资4.96万元的1209倍。《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央企实现营业收入202409.3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中央的红利只有800.6亿元，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可见，收入分配改革道路上的“硬骨头”，是一些既得利益的国企高管们。改革可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不愿意，而那些真正盼着从改革中得到好处的老百姓，也没有掌握收入分配改革的话语权。难怪有学者概括：“这是一场诉求有余而动力不足的改革。”
　　一项改革方案的出台，一定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否必要和紧迫呢？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的最新统计，中国大陆以656美元（约合4087元人民币）位居第五十七位。排名虽然不高，但4087元这个平均数还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可仔细想想，这个数字也有着复杂的背景。比如，一个国企高管年薪6000万元，也就是月薪500万元，要得到4087元的平均数，需要1618名月入1000元的人和他一起平均。这样就不难理解了，那些工资远达不到平均数的大多数人，被少数几个天价收入的人平均了。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就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不稳定状态。有统计表明，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居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排名世界第八。而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生活费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是靠GDP的迅猛增长就能缩小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可是8年过去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事关全民收入分配格局重大变革的公共决策，决策程序相对复杂漫长一些可以理解，但是，收入分配改革决策博弈再激烈，也应该让普通民众有知情权，知道自己有多少利益代言人参与其中，知道自己有多少利益诉求能顺畅传递到决策过程。如果这些关键环节缺失，民众意愿根本无法对收入分配改革结果产生什么影响，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
　　如何让普通民众享受改革红利，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党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正是顺应了民意，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让民众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体现和载体，如果这个问题还是久拖不决，那么10年后收入倍增的表象即便可以达到，其实质也只能是更加巨大的收入差距和更多人的“被平均”。
　　因此，如何让老百姓拥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成为方案出台的关键因素。首先，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就方案的进度、内容、讨论焦点、面临的问题等种种相关情况开诚布公地向民众和舆论公布。如果是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出台，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方式，必然会得到民意的理解和支持。如果真是遇到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那么推进部门也能通过保障民众知情权的方式，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形成打破阻碍的社会合力。
　　同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就方案的具体情况提出质询，要将经过民意论证、真正反映民众诉求的方案提交有关部门，以打破目前的僵局，让凝聚全民共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顺应民意地早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