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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联署，要求上海市政府尽快公布江桥垃圾焚烧厂（上海环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江桥厂）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19天前，这座位于上海近郊的垃圾厂发生闪爆，渗滤液处理一期厂房全面坍塌，面积约250平方米。厂区内恶臭呛人，一度弥散至厂区周边。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1人危重，2人重伤。
事故发生第二天上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组织环境风险评估组专家进行检测和安全评估。上海市政府网站7日发布消息，称事故对周边环境影响已基本消除，未造成次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目前，江桥垃圾焚烧厂焚烧设施正常运行。”
这是政府部门至今最后一次发布与此次事故有关的消息。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江桥厂大股东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城投控股）曾发布公告，承认江桥厂系其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环境集团）与威立雅环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共有的合资企业，“由威立雅公司运营管理”。环境集团副总裁邵军14日在公开场合透露，此次事故是外聘单位在维修渗滤液调节池抽气管时，违规操作所致。
12月5日15时10分左右，江桥厂附近居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并伴有强震。他们起初以为“地震了”，但很快发现是江桥厂发生了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感强烈，有两名人员因此摔倒受伤，其他伤者则多被埋在瓦砾之下，其中二人重伤送医后不治，另一人则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才被找到，当时已经死亡。
江桥厂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重大环保基础设施，该厂已建成运营的一期、二期工程总投资9.2亿元，占地面积13.6公顷，设计处理能力1500吨/日。2006年8月建成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至2012年末，上海四个城区的大部分生活垃圾均由该厂处理，当年实际处理垃圾量达59.55万吨，发电量近2亿千瓦时。
上海市政府官网称，据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在厂区内渗滤液处理一期工程厂房。当时，约有25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进行管网维修，维修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
对于事故原因，业界普遍怀疑是垃圾渗滤液发酵产生的沼气爆燃所致。
所谓垃圾渗滤液（又称渗沥液），是指垃圾在堆放过程中，经发酵等生化降解，同时，在降水等作用下产生的一种高浓度的废水。由于垃圾含水量较高，渗滤液产出率也较高，此次发生事故的江桥厂，其夏季渗滤液产出率高达35%。
在渗滤液产生的过程中，以及渗滤液中的有机物进一步降解时，都可能产生沼气。“早期焚烧厂的渗滤液，都是通过车辆或管道送往污水厂处理。近年来，环保法规趋严，越来越多的垃圾焚烧厂自建了渗滤液处理设施。”专注垃圾焚烧处理研究的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教授马增益回忆称，在本世纪初首批垃圾焚烧厂开始建设，当时设计者们并没想到，短期存放的垃圾也会产生这么多渗滤液。
2008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等指标，均不得超过100毫克/升。
渗滤液处理系统由此成为填埋场必须配备的一项设施，“建设标准较高的焚烧厂，就是参照这个标准”。马增益说。
江桥厂正是这样一座被称为“高标准”的焚烧厂。2006年8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主持通过项目一期、二期的环评验收时，作为配套工程的渗滤液处理一期刚刚试车，直到当年12月1日方结束试运行。
出于成本原因，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多采用生物法处理渗滤液。江桥厂也是这样。它的渗滤液处理一期工程采用的是一套“预处理+膜生化反应器”系统，首先将渗滤液引进调节池进行预处理，由于采用的是好氧发酵法，调节池中会进行预曝气，以去除对好氧反应不利的游离气体，这一过程会令渗滤液中的沼气溢出。而在生化反应阶段，则引入好氧微生物，并在一定温度条件下不断曝气，加速好氧菌群作用，从而降解大部分有机物，在这一过程中，则可能因好氧反应不完全，出现一部分厌氧反应，从而产生沼气。
江桥厂发生事故时，一条抽气管正在维修。在12月14日举行的2013（第七届）固废战略论坛上，邵军介绍，外聘的第三方单位违规操作最终导致了爆炸事故。
自然大学对现有的信息披露情况并不满意，他们呼吁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并建立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督机制，“监督江桥垃圾焚烧厂的日常运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历史上无论是垃圾填埋场、污水厂还是市政污水管道，都多次发生过沼气爆燃。
住建部于2010年颁布《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明确提出“调节池、厌氧反应设施应设置硫化氢、沼气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曝气设施应设置氨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沼气和硫化氢等危险气体应采取控制与保护措施”等要求。但这仅是一项行业标准，并不强制执行。
在垃圾处置领域，防沼气爆燃隐患的国家强制标准，仅在《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中可见：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填埋气体导排系统，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将填埋层内的气体导出后利用、焚烧。
专门针对垃圾焚烧厂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未提及渗滤液，这一标准自2001年出台后，至今未经修订。
在马增益看来，建设和管理环节，集中关注的都是主体焚烧炉部分；对整个工程风险的关心，则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并非安全生产。“环评时也会讲到爆炸可能带来的风险，很多人都怀疑垃圾厂可能爆炸吗？至于渗滤液系统，以往更没有敲过这个警钟，至少我自己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马增益说。
渗滤液处理设施的防火防爆，并无技术难度。从事渗滤液专业化处理多年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岳东北介绍，“涉及到沼气，一是要做监测，最起码要做甲烷监测；二是收集利用，不利用也要做好通风。此外，所有可能出现厌氧反应的范围，都要采用防燃防爆标准。” 浙江合坤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小冬曾去过一些垃圾焚烧厂。就他所见，这些厂区内的渗滤液处理设施，只是对污水池加个盖防止气味溢出，气体收集设备非常简易，亦未配备监测设备。
“风机不是防爆的，工作服也不是防静电的……包括检修使用的工具，都必须是防爆的才行，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我看到的可以说是‘零’。” 方小冬指出，与专业的渗滤液处理厂（站）不同，垃圾焚烧厂在配套渗滤液处理设施时，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防爆标准。
“十一五”时期提出“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垃圾处理思路后，垃圾焚烧厂近年在各地纷纷上马。至2012年底，中国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142座，总处理能力为12.4万吨/日。根据各地政府的规划，焚烧将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手段。由此带来的焚烧厂技术完善需求必将提上日程。
垃圾含水量太高，焚烧炉温度达不到标准，会增加产生二英这类有毒有害气体的风险，因此渗滤液必须单独处理。
早期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大多数都选择将渗滤液回喷，“但这么多水入炉膛，燃烧时就需要添加更多辅助燃料，对节能非常不利，也提高了成本”。马增益说。
如果转运处置，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规定，“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
直接排放更无可能。要排入设置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执行最低标准（三级标准），化学需氧量也必须在500毫克/升以下。而江桥厂产生的渗滤液原液，化学需氧量含量高达4.8万毫克-7.1万毫克/升，远远低于纳管要求。
华泰证券对《“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分析后，保守测算，至2015年渗滤液新增市场容量为90亿元左右，运营年均市场容量为20亿元，“存量市场超过增量市场3倍”。换言之，至2015年，垃圾渗滤液处理市场规模将超400亿元。
与巨大的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真正拥有达标的渗滤液一体化处理工程建设、运营能力的企业很少，行业专业度不足。“多数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无自主知识产权，无法提供渗滤液处理工程一体化服务。”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深圳中商智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分析。
渗滤液处理企业正面临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拐点。上海城环水务运营公司（下称城环水务）原总工程师周新宇在参与江桥厂渗滤液改扩建方案技术论证后称，江桥厂渗滤液处理设施使用的工艺存在污泥产量大，生产能耗与药耗大，工艺瓶颈环节众多，生产管理与设备运行要求高等弱点。城环水务是江桥厂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运营商，亦是城投控股的下属企业。
周新宇介绍，在江桥厂渗滤液一期工程的实际使用中，原本希望在调节池通过技术手段将化学需氧量降低30%，因渗滤液原液酸性过高未能实现，生化反应后还堵塞了输送系统，因此降低了供氧效率。这也是众多应用膜超滤技术进行渗滤液处理的设施遇到的共性问题之一。
尽管超滤膜一般都会承诺3年-7年的使用时间，在实际使用中，因超滤膜易堵塞清洗频繁，以及腐蚀损伤等原因，使用寿命往往无法达到预期。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文一波透露，“我们做过几十个渗滤液处理工程，全世界的膜基本都用上了，可以说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很多膜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要更换。项目难以实现稳定可靠的经济性。”
一部分企业希望利用沼气，提高渗滤液处理经济效益。江桥厂在2007年提出技改扩建计划时，提出要在原有生化反应器前端增设厌氧装置，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每吨渗沥液的处理成本扣除沼气发电收入后约为11.9元，比现有工程下降约60%。”《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技改及扩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中称。
在从业者和研究者看来，以厌氧发酵为主的工艺，尽管会因设备和防爆等原因增加一定投资，却更为节能和环保，应该是未来渗滤液处理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然而，上海城投2013年半年报中，已将用于江桥厂技改扩能的492.7万元全部计作坏账，“预计无法收回”。
此外，渗滤液企业还面临着滤出浓液难以处理，回灌造成二次污染的技术难题。岳东北分析，虽然目前已经研究出化学氧化、蒸发浓缩结晶填埋等方法，但成本都较高，“能不能承受得起，谁来承担”？
渗滤液处理工程利润微薄，投资回收期太长也阻碍了企业的投入。“政府投资项目，企业一般希望7年收回投资，但政府的希望是10年，实际操作中经常要20年才能收回成本。”方小冬说，因此，压缩开支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比如说风机，防爆的比不防爆的至少要贵三成，有多少人在用”？
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认为垃圾渗滤液处理中存在的种种技术或安全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政府提高成本投入，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引导整个行业向专业化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
身为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的文一波指出，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领域相比，政府部门和市政企业缺少专门投入，导致处理成本高企，处理费用却“师出无门”，是制约这一行业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环保产业的技术提升和专业化发展，通常是迫于监管压力，而非企业的主动追求。马增益期待更严格的环保法规，能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改变，“听说焚烧和转运的一些国家强制标准，目前正在修订中”。这或将成为倒逼“边缘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19天前，这座位于上海近郊的垃圾厂发生闪爆，渗滤液处理一期厂房全面坍塌，面积约250平方米。厂区内恶臭呛人，一度弥散至厂区周边。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1人危重，2人重伤。
事故发生第二天上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组织环境风险评估组专家进行检测和安全评估。上海市政府网站7日发布消息，称事故对周边环境影响已基本消除，未造成次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目前，江桥垃圾焚烧厂焚烧设施正常运行。”
这是政府部门至今最后一次发布与此次事故有关的消息。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江桥厂大股东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城投控股）曾发布公告，承认江桥厂系其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环境集团）与威立雅环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共有的合资企业，“由威立雅公司运营管理”。环境集团副总裁邵军14日在公开场合透露，此次事故是外聘单位在维修渗滤液调节池抽气管时，违规操作所致。
事故原因初探
12月5日15时10分左右，江桥厂附近居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并伴有强震。他们起初以为“地震了”，但很快发现是江桥厂发生了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感强烈，有两名人员因此摔倒受伤，其他伤者则多被埋在瓦砾之下，其中二人重伤送医后不治，另一人则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才被找到，当时已经死亡。
江桥厂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重大环保基础设施，该厂已建成运营的一期、二期工程总投资9.2亿元，占地面积13.6公顷，设计处理能力1500吨/日。2006年8月建成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至2012年末，上海四个城区的大部分生活垃圾均由该厂处理，当年实际处理垃圾量达59.55万吨，发电量近2亿千瓦时。
上海市政府官网称，据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在厂区内渗滤液处理一期工程厂房。当时，约有25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进行管网维修，维修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
对于事故原因，业界普遍怀疑是垃圾渗滤液发酵产生的沼气爆燃所致。
所谓垃圾渗滤液（又称渗沥液），是指垃圾在堆放过程中，经发酵等生化降解，同时，在降水等作用下产生的一种高浓度的废水。由于垃圾含水量较高，渗滤液产出率也较高，此次发生事故的江桥厂，其夏季渗滤液产出率高达35%。
在渗滤液产生的过程中，以及渗滤液中的有机物进一步降解时，都可能产生沼气。“早期焚烧厂的渗滤液，都是通过车辆或管道送往污水厂处理。近年来，环保法规趋严，越来越多的垃圾焚烧厂自建了渗滤液处理设施。”专注垃圾焚烧处理研究的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教授马增益回忆称，在本世纪初首批垃圾焚烧厂开始建设，当时设计者们并没想到，短期存放的垃圾也会产生这么多渗滤液。
2008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等指标，均不得超过100毫克/升。
渗滤液处理系统由此成为填埋场必须配备的一项设施，“建设标准较高的焚烧厂，就是参照这个标准”。马增益说。
江桥厂正是这样一座被称为“高标准”的焚烧厂。2006年8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主持通过项目一期、二期的环评验收时，作为配套工程的渗滤液处理一期刚刚试车，直到当年12月1日方结束试运行。
出于成本原因，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多采用生物法处理渗滤液。江桥厂也是这样。它的渗滤液处理一期工程采用的是一套“预处理+膜生化反应器”系统，首先将渗滤液引进调节池进行预处理，由于采用的是好氧发酵法，调节池中会进行预曝气，以去除对好氧反应不利的游离气体，这一过程会令渗滤液中的沼气溢出。而在生化反应阶段，则引入好氧微生物，并在一定温度条件下不断曝气，加速好氧菌群作用，从而降解大部分有机物，在这一过程中，则可能因好氧反应不完全，出现一部分厌氧反应，从而产生沼气。
江桥厂发生事故时，一条抽气管正在维修。在12月14日举行的2013（第七届）固废战略论坛上，邵军介绍，外聘的第三方单位违规操作最终导致了爆炸事故。
自然大学对现有的信息披露情况并不满意，他们呼吁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并建立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督机制，“监督江桥垃圾焚烧厂的日常运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控制不严
历史上无论是垃圾填埋场、污水厂还是市政污水管道，都多次发生过沼气爆燃。
住建部于2010年颁布《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明确提出“调节池、厌氧反应设施应设置硫化氢、沼气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曝气设施应设置氨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沼气和硫化氢等危险气体应采取控制与保护措施”等要求。但这仅是一项行业标准，并不强制执行。
在垃圾处置领域，防沼气爆燃隐患的国家强制标准，仅在《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中可见：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填埋气体导排系统，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将填埋层内的气体导出后利用、焚烧。
专门针对垃圾焚烧厂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未提及渗滤液，这一标准自2001年出台后，至今未经修订。
在马增益看来，建设和管理环节，集中关注的都是主体焚烧炉部分；对整个工程风险的关心，则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并非安全生产。“环评时也会讲到爆炸可能带来的风险，很多人都怀疑垃圾厂可能爆炸吗？至于渗滤液系统，以往更没有敲过这个警钟，至少我自己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马增益说。
渗滤液处理设施的防火防爆，并无技术难度。从事渗滤液专业化处理多年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岳东北介绍，“涉及到沼气，一是要做监测，最起码要做甲烷监测；二是收集利用，不利用也要做好通风。此外，所有可能出现厌氧反应的范围，都要采用防燃防爆标准。” 浙江合坤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小冬曾去过一些垃圾焚烧厂。就他所见，这些厂区内的渗滤液处理设施，只是对污水池加个盖防止气味溢出，气体收集设备非常简易，亦未配备监测设备。
“风机不是防爆的，工作服也不是防静电的……包括检修使用的工具，都必须是防爆的才行，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我看到的可以说是‘零’。” 方小冬指出，与专业的渗滤液处理厂（站）不同，垃圾焚烧厂在配套渗滤液处理设施时，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防爆标准。
改造困境
“十一五”时期提出“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垃圾处理思路后，垃圾焚烧厂近年在各地纷纷上马。至2012年底，中国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142座，总处理能力为12.4万吨/日。根据各地政府的规划，焚烧将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手段。由此带来的焚烧厂技术完善需求必将提上日程。
垃圾含水量太高，焚烧炉温度达不到标准，会增加产生二英这类有毒有害气体的风险，因此渗滤液必须单独处理。
早期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大多数都选择将渗滤液回喷，“但这么多水入炉膛，燃烧时就需要添加更多辅助燃料，对节能非常不利，也提高了成本”。马增益说。
如果转运处置，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规定，“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
直接排放更无可能。要排入设置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执行最低标准（三级标准），化学需氧量也必须在500毫克/升以下。而江桥厂产生的渗滤液原液，化学需氧量含量高达4.8万毫克-7.1万毫克/升，远远低于纳管要求。
华泰证券对《“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分析后，保守测算，至2015年渗滤液新增市场容量为90亿元左右，运营年均市场容量为20亿元，“存量市场超过增量市场3倍”。换言之，至2015年，垃圾渗滤液处理市场规模将超400亿元。
与巨大的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真正拥有达标的渗滤液一体化处理工程建设、运营能力的企业很少，行业专业度不足。“多数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无自主知识产权，无法提供渗滤液处理工程一体化服务。”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深圳中商智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分析。
渗滤液处理企业正面临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拐点。上海城环水务运营公司（下称城环水务）原总工程师周新宇在参与江桥厂渗滤液改扩建方案技术论证后称，江桥厂渗滤液处理设施使用的工艺存在污泥产量大，生产能耗与药耗大，工艺瓶颈环节众多，生产管理与设备运行要求高等弱点。城环水务是江桥厂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运营商，亦是城投控股的下属企业。
周新宇介绍，在江桥厂渗滤液一期工程的实际使用中，原本希望在调节池通过技术手段将化学需氧量降低30%，因渗滤液原液酸性过高未能实现，生化反应后还堵塞了输送系统，因此降低了供氧效率。这也是众多应用膜超滤技术进行渗滤液处理的设施遇到的共性问题之一。
尽管超滤膜一般都会承诺3年-7年的使用时间，在实际使用中，因超滤膜易堵塞清洗频繁，以及腐蚀损伤等原因，使用寿命往往无法达到预期。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文一波透露，“我们做过几十个渗滤液处理工程，全世界的膜基本都用上了，可以说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很多膜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要更换。项目难以实现稳定可靠的经济性。”
一部分企业希望利用沼气，提高渗滤液处理经济效益。江桥厂在2007年提出技改扩建计划时，提出要在原有生化反应器前端增设厌氧装置，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每吨渗沥液的处理成本扣除沼气发电收入后约为11.9元，比现有工程下降约60%。”《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技改及扩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中称。
在从业者和研究者看来，以厌氧发酵为主的工艺，尽管会因设备和防爆等原因增加一定投资，却更为节能和环保，应该是未来渗滤液处理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然而，上海城投2013年半年报中，已将用于江桥厂技改扩能的492.7万元全部计作坏账，“预计无法收回”。
此外，渗滤液企业还面临着滤出浓液难以处理，回灌造成二次污染的技术难题。岳东北分析，虽然目前已经研究出化学氧化、蒸发浓缩结晶填埋等方法，但成本都较高，“能不能承受得起，谁来承担”？
渗滤液处理工程利润微薄，投资回收期太长也阻碍了企业的投入。“政府投资项目，企业一般希望7年收回投资，但政府的希望是10年，实际操作中经常要20年才能收回成本。”方小冬说，因此，压缩开支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比如说风机，防爆的比不防爆的至少要贵三成，有多少人在用”？
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认为垃圾渗滤液处理中存在的种种技术或安全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政府提高成本投入，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引导整个行业向专业化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
身为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的文一波指出，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领域相比，政府部门和市政企业缺少专门投入，导致处理成本高企，处理费用却“师出无门”，是制约这一行业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环保产业的技术提升和专业化发展，通常是迫于监管压力，而非企业的主动追求。马增益期待更严格的环保法规，能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改变，“听说焚烧和转运的一些国家强制标准，目前正在修订中”。这或将成为倒逼“边缘产业”发展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