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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艾黎、何克、培黎学校，陕西宝鸡凤县双石铺的柏汉杰和远在沈阳的聂广涛脸上有着同样一种虔诚和热情。只不过，对聂广涛兄弟四人来说，这段往事更加刻骨铭心。
柏汉杰今年80岁，聂广涛77岁。70年前，他们的人生在双石铺有过一段交集，他们共同怀念着两个外国人一一艾黎和何克。几十年人生风雨，无论是曲折还是苦涩，那段传奇般的岁月给他们留下“幸福美满”的回忆。
双石铺如今是凤县县城的所在地，一条嘉陵江穿城而过。在仅两万余人的小镇里，还保留着艾黎一何克故居、艾黎纪念馆、艾黎路、何克巷等建筑和地名。艾黎和何克的往事，在这个小镇里代代传诵，如数家珍。
是何克，把我接到了双石铺
1942年，7岁的聂广涛第一次来到双石铺。
这一年，他的父亲因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四处逃亡，母亲卧病不起，两个哥哥在一年前被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接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他和3岁的弟弟被送到宝鸡的孤儿院，一家人就这样在战争中离散。
到孤儿院不久，聂广涛就患上了疟疾，东北老乡“华姨”通知了何克。“在我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何克把我从孤儿院背出来，接到双石铺来治病，我几十年都忘不了。”聂广涛回忆道。
提起与何克的相遇，不得不从“小任阿姨”（任立之）说起。任立之今年已90多岁了，聂广涛每次去北京，都要去探望“小任阿姨”，因为正是她的一句托付，让他们四兄弟与何克结下了这段奇缘。
任立之当时是宝鸡“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她记得1940年初的一天，一位高大英俊的外国人走进工合办事处，他身穿中式棉袄棉裤，胸前挂着一台照相机。他就是乔治·何克。
此前数年，作为一名记者，何克一直穿梭在中国西北部，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他曾进入八路军驻地和整个边区，采访到了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正是朱德，将他引向了路易·艾黎在宝鸡开展的“工合”运动。
艾黎倡导的“工合”运动全称是工业合作社运动，是将难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补给线。性格开朗的何克很快就和“工合”的社员打成一片，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合”的工作中。
何克一直钟情于任立之，但并未表白。1940年冬天，任立之要去晋东南抗日前线，何克一路护送她到洛阳。在离别的最后一刻，任立之向何克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他能够帮忙照顾一下战友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生病的母亲。
这四个孩子就是聂广涛兄弟。他们的父亲聂长林早年在吉林柳河参加了东北抗联。由于身份暴露，一家人只好辗转来到陕西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在宝鸡“工合”还是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和搜捕，被迫逃亡。
面对任立之的托付，何克郑重地应承下来。
英国人，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
“没有他们的救助、抚养，我们四兄弟恐怕早就没有命了！”回首往事，聂广涛深深感叹。
1941年5月，宝鸡永清堡第二军毯合作社社长李维周找到聂家母子，并告诉他们：“英国人乔治·何克寻找你们多日了，总算找到了你们的下落。”
在宝鸡“工合”办事处，13岁的聂广淳和9岁的大弟弟聂广涵第一次见到了何克。聂广淳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高高的个子，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中国话说得很好，穿着一条带有背带的中式工人裤，围着一条墨绿色的毛围脖。”
2006年，聂广淳在一本刚出版的书中，看到何克当年在太行山的珍贵照片，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何克最先收养了聂广淳和聂广涵兄弟，把他们带到了双石铺的培黎学校。1942年8月，得知聂母病重，何克与聂广淳一起返回宝鸡，从当地纺站借了一副担架，雇了两名脚夫，把他们的母亲送到了宝鸡“工合”医院。“这段路程有25公里，何克抬着担架走了全程的一半以上。”这一幕至今仍刻在聂广淳的脑海中。
按照聂母的嘱咐，何克把聂广涛、聂广沛送到了宝鸡孤儿院。不久，聂母去世，何克便把他们也接到了双石铺。
这个年轻而未婚的英国青年，一年之内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沛。他按照中国家庭习惯把最大的叫老大，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
从那时起，他的家信中永远都会提到“我的孩子”：老大、老二喜欢在河里游泳，喜欢上树摘柿子：老三、老四喜欢给院子里种的西红柿插篱笆，喜欢每次洗澡时让何克把水泼在他们身上……
在聂广涛眼中，何克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他喂我们吃鸡蛋、羊奶，给我们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之所致还抱着我们在腿上颠。我们在孤儿院吃不饱，穿不暖。到了双石铺，突然有了天壤之别，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常把我和弟弟抱到他的两条腿上，一边一个，让我们‘骑马’，并教我说英语：go、quickly、slowly、stop。一旦我胡说成slop（溢出）时，他的腿立即弹得老高，而且还左右摇摆，连声说‘马快要发疯了’，这时赶紧说stop，‘马’就会安静下来。”回忆此事，聂广涛快乐地笑起来。
在双石铺的窑洞里，聂家四兄弟和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
1942年，何克在家书中给母亲写道：“我收养了4个儿子。有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个虱子……上次我又作了检查，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了3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
何克在窑洞外面扩建了半间房屋，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他在信中向母亲描述：“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
“我们当时还养了条黄狗，叫‘老黄’，我一回家，離老远它就连跑带颠下来迎接。有一次，我骑在‘老黄’的背上，何克就照了个相。”多年后，聂广涛在艾黎的办公室看到过这张照片。“我一眼认出：这是双石铺照的。”
何克，成为“工合”的新校长
1942年3月，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何克为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校长。27岁的何克不仅当上了四个中国孩子的“养父”，也当上了“校长”，成为“一大家人”的家长。
培黎学校是艾黎在双石铺创办的一所工业合作社的培训学校，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艾黎很赞赏他提出的“中国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观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中国的黎明培训人才”。 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偏僻小镇，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南下重庆，向东北可到达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向西可抵兰州；再加上地处山岭，成为可以阻止日军进攻的强大沟堑。
一开始校长们来了又走了，根本留不住。当艾黎开始四处招募第九任校长时，何克出现在了宝鸡。
何克到双石铺时，这个小镇因“工合运动”的兴起而一派繁忙。沿江办起了众多的工业合作社，并兴办了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镇上惟一的一条主要街道也被称为“工合路”。合作社的社员还利用嘉陵江水发电，使双石铺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上了电。“那时我们都是小娃，看到灯非常稀奇，就到处跑着看电灯，还常到江边看‘水车’。”柏汉杰回忆道。
这一年，艾黎先后在江西、兰州、洛阳、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随着战事的蔓延，那些学校先后都遭到破坏，只有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在何克的苦心经营下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何校长，教会我们许多抗战歌
何克刚接手时，学校一片混乱。注册的35名学生只剩下15个，聂广淳、聂广涵的学号便是16号、17号。
当时的学校其实就是三间破破烂烂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旁。没有宿舍更没有床，一些学生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何克请来当地的一些合作社工人，两天之内就将附近的一家村舍变成了学生宿舍。之后，他还在教室和宿舍周围建起了泥墙，开辟蔬菜园和篮球场，将其中一间教室改装成了车间。
据《凤县志》记载：培黎学校设在双石铺曲家店（今武裝部），学生的衣、食、住由学校供给，学生多系沦陷区逃出的青年和当地贫苦人家的子女，学校经费由国际工合协会资助。
一开始，何克花费了大量时间聆听悲哀的倾诉，这些学生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战争，他们有着和聂家四兄弟相似的经历。何克为这些孩子涂抹硫磺药膏，治疗疥疮、疟疾、眼痛以及痢疾。
何克不仅担任校长，还负责学生的英语教学。闲暇时，他还教孩子们唱歌。
“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参与。”老大聂广淳回忆说，“学校里有不同的方言，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颇有难度，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对方。”
聂广涛对何克的第一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像八路军战士一样唱着抗战歌曲，我的那些《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全是跟他学的。”
长大后，老二聂光涵继承了养父的这个特点，他有着同样高亢的嗓音。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儿时学过的英文歌曲和抗战歌曲。每当聚在一起，都会在歌声中追忆教会他们唱这些歌的外国父亲。
聂广淳记得每到周日，何克便带着学生们上山徒步旅行，或在河边游泳。一次，他带领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天穿越秦岭45英里的远足，他们一起前行，直到又热又累。在返程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们能看到山脉下面静静躺着的属于他们的那个学校，感到异常振奋和温暖。
“从那天起，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大有作为。”何克在家信中写道。
秋天里，学生人数增加到60人
“每天清早，何克都带着学生们跑步去嘉陵江边洗脸做操。他们一人一条毛巾，一起跳到嘉陵江里洗澡、游泳。他们喊着、笑着无拘无束。”80岁的柏汉杰至今仍记得当年培黎学校的情景。
当年他和聂广涛都在双石镇小学上学，他家就在柏家坪的坡下面，两人总是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培黎学校的座右铭是：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上午在学校学习文化课，下午在合作社进行实习和技术操作。
1942年夏天，培黎学校渐渐成形，何克到处招募新的教工。苏格兰人安迪·布莱德加入了教师团队，他不会说中文，却用苏格兰风笛征服了学生。70年后，柏汉杰对此仍印象深刻。
当时，“工合”运动的规模急速扩大，在全国16个省市区发展了合作社3000多个，社员30多万人。所以，培黎学校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何克一人肩上，艾黎总是有忙不完的事。
何克面对的最大困难是钱和食物，他常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双石铺和宝鸡之间，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争取。有时经费不到位，实在揭不开锅了，他不得不到镇上粮店去赊粮食。
那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人，周围的合作社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何克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很可惜，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
抗战后期，“工合”西北办事处有36名干部遭到逮捕，艾黎感到“不可能再在双石铺工作下去了”，1944年秋他决定将培黎学校迁至甘肃山丹县。
“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在家信中，何克难过地向父母倾诉。他们刚刚铺成了～条通往学校的公路，河岸边的水车好不容易转动起来了，学校的农场也已经丰收了。
而此时，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向中国腹地推进：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子全要被送上战场，抓丁的人甚至明目张胆闯进了学校。
当何克最终下定决心带着孩子们向1000公里外的山丹搬迁时，他心疼那些学校的装备，“还有大约15吨的重要设备，而我们没有卡车，只有两辆板车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头骡子。”
培黎学校迁离双石铺之前，棉纺机第一次生产出了优良的细棉线。
在柏汉杰的记忆里，1945年1月下旬，何克带着几十名学生拉着马车、开着汽车、带着很多行李离开了双石铺。
“五天之内，我们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未遇的寒风。”何克在家信中记述了这段艰苦的旅程。
多年后，聂广涛已经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但1997年重走这条路时，他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
1945年3月上旬，何克带着30多个孩子终于抵达山丹。“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道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聂广淳回忆道。 在翻山越岭的旅途中，何克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此前，他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留在中国？他在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答案。
了解他。我用了半个多世纪
提起何克的死，聂广涛至今仍无限伤感。何克在山丹突然病倒时，他的两个哥哥跟同学们一起去了焉支山：而他和弟弟当时年岁幼小，尚不解事。
“我是在埋葬何克的第二天才知道的。”聂广涛回忆道，“厨房的老俞带着我和老四来到何克的坟上，我连哭带闹地用双手挖土，就好像能把他挖出来一样。”
1945年7月22日，何克在山丹因感染破伤风去世，年仅30岁。聂家兄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带着茶水和锅盔去何克的坟上吃早饭，唱何克教他们的歌曲，和何克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问着再也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
何克逝世后，艾黎接着抚养聂家四兄弟，一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聂家兄弟被党组织接回东北，与亲生父亲团聚，继续上学、工作。“何克的事儿，一直也没有人问津。”聂广涛说。
文革期间，兰州培黎学校被迫关闭，红卫兵在宣传册和报纸上大肆攻击艾黎和何克，何克的坟墓也被毁坏了。艾黎最终熬过了那一段政治曲折，他的后半生长期定居北京，但经常回双石铺和山丹。
聂家兄弟后来都成了高级技术人员，分别在冶金、石油、农业、电器方面担负起涉外工作。
聂广涛记得在大学二年级填写入党申请书时，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有海外关系？艾黎、何克怎么回事？他当时也解释不清自己兒时的这段经历，几十年过去，随着许多历史资料的解密，他才渐渐走进两位异国父亲的内心世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了解，我深深地爱他们。我有幸能和这两位对中国人民深深爱戴的外国人一起度过童年，这是我独一无二的、很重要的人生经历。”聂广涛感慨万千。
在双石铺的窑洞里，聂广涛记得何克曾用数小时向他们讲述自己在英格兰的家人和生活，他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后，这种联系变成了现实。
2008年，聂广涛和弟弟聂广沛接受何克的侄女以及何克的母校圣乔治中学校长的邀请，访问了何克的家乡。“我们见到何克的家人，就像久别的亲人，尽管是头一次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熟悉。”
如今，聂广涛每隔几年都会回双石铺去看看。他现在是培黎同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双石铺和山丹这两个地方。
“我还在做艾黎和何克未竟的事业。”聂广涛说。
柏汉杰今年80岁，聂广涛77岁。70年前，他们的人生在双石铺有过一段交集，他们共同怀念着两个外国人一一艾黎和何克。几十年人生风雨，无论是曲折还是苦涩，那段传奇般的岁月给他们留下“幸福美满”的回忆。
双石铺如今是凤县县城的所在地，一条嘉陵江穿城而过。在仅两万余人的小镇里，还保留着艾黎一何克故居、艾黎纪念馆、艾黎路、何克巷等建筑和地名。艾黎和何克的往事，在这个小镇里代代传诵，如数家珍。
是何克，把我接到了双石铺
1942年，7岁的聂广涛第一次来到双石铺。
这一年，他的父亲因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四处逃亡，母亲卧病不起，两个哥哥在一年前被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接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他和3岁的弟弟被送到宝鸡的孤儿院，一家人就这样在战争中离散。
到孤儿院不久，聂广涛就患上了疟疾，东北老乡“华姨”通知了何克。“在我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何克把我从孤儿院背出来，接到双石铺来治病，我几十年都忘不了。”聂广涛回忆道。
提起与何克的相遇，不得不从“小任阿姨”（任立之）说起。任立之今年已90多岁了，聂广涛每次去北京，都要去探望“小任阿姨”，因为正是她的一句托付，让他们四兄弟与何克结下了这段奇缘。
任立之当时是宝鸡“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她记得1940年初的一天，一位高大英俊的外国人走进工合办事处，他身穿中式棉袄棉裤，胸前挂着一台照相机。他就是乔治·何克。
此前数年，作为一名记者，何克一直穿梭在中国西北部，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他曾进入八路军驻地和整个边区，采访到了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正是朱德，将他引向了路易·艾黎在宝鸡开展的“工合”运动。
艾黎倡导的“工合”运动全称是工业合作社运动，是将难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补给线。性格开朗的何克很快就和“工合”的社员打成一片，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合”的工作中。
何克一直钟情于任立之，但并未表白。1940年冬天，任立之要去晋东南抗日前线，何克一路护送她到洛阳。在离别的最后一刻，任立之向何克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他能够帮忙照顾一下战友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生病的母亲。
这四个孩子就是聂广涛兄弟。他们的父亲聂长林早年在吉林柳河参加了东北抗联。由于身份暴露，一家人只好辗转来到陕西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在宝鸡“工合”还是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和搜捕，被迫逃亡。
面对任立之的托付，何克郑重地应承下来。
英国人，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
“没有他们的救助、抚养，我们四兄弟恐怕早就没有命了！”回首往事，聂广涛深深感叹。
1941年5月，宝鸡永清堡第二军毯合作社社长李维周找到聂家母子，并告诉他们：“英国人乔治·何克寻找你们多日了，总算找到了你们的下落。”
在宝鸡“工合”办事处，13岁的聂广淳和9岁的大弟弟聂广涵第一次见到了何克。聂广淳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高高的个子，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中国话说得很好，穿着一条带有背带的中式工人裤，围着一条墨绿色的毛围脖。”
2006年，聂广淳在一本刚出版的书中，看到何克当年在太行山的珍贵照片，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何克最先收养了聂广淳和聂广涵兄弟，把他们带到了双石铺的培黎学校。1942年8月，得知聂母病重，何克与聂广淳一起返回宝鸡，从当地纺站借了一副担架，雇了两名脚夫，把他们的母亲送到了宝鸡“工合”医院。“这段路程有25公里，何克抬着担架走了全程的一半以上。”这一幕至今仍刻在聂广淳的脑海中。
按照聂母的嘱咐，何克把聂广涛、聂广沛送到了宝鸡孤儿院。不久，聂母去世，何克便把他们也接到了双石铺。
这个年轻而未婚的英国青年，一年之内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沛。他按照中国家庭习惯把最大的叫老大，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
从那时起，他的家信中永远都会提到“我的孩子”：老大、老二喜欢在河里游泳，喜欢上树摘柿子：老三、老四喜欢给院子里种的西红柿插篱笆，喜欢每次洗澡时让何克把水泼在他们身上……
在聂广涛眼中，何克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他喂我们吃鸡蛋、羊奶，给我们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之所致还抱着我们在腿上颠。我们在孤儿院吃不饱，穿不暖。到了双石铺，突然有了天壤之别，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常把我和弟弟抱到他的两条腿上，一边一个，让我们‘骑马’，并教我说英语：go、quickly、slowly、stop。一旦我胡说成slop（溢出）时，他的腿立即弹得老高，而且还左右摇摆，连声说‘马快要发疯了’，这时赶紧说stop，‘马’就会安静下来。”回忆此事，聂广涛快乐地笑起来。
在双石铺的窑洞里，聂家四兄弟和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
1942年，何克在家书中给母亲写道：“我收养了4个儿子。有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个虱子……上次我又作了检查，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了3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
何克在窑洞外面扩建了半间房屋，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他在信中向母亲描述：“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
“我们当时还养了条黄狗，叫‘老黄’，我一回家，離老远它就连跑带颠下来迎接。有一次，我骑在‘老黄’的背上，何克就照了个相。”多年后，聂广涛在艾黎的办公室看到过这张照片。“我一眼认出：这是双石铺照的。”
何克，成为“工合”的新校长
1942年3月，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何克为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校长。27岁的何克不仅当上了四个中国孩子的“养父”，也当上了“校长”，成为“一大家人”的家长。
培黎学校是艾黎在双石铺创办的一所工业合作社的培训学校，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艾黎很赞赏他提出的“中国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观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中国的黎明培训人才”。 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偏僻小镇，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南下重庆，向东北可到达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向西可抵兰州；再加上地处山岭，成为可以阻止日军进攻的强大沟堑。
一开始校长们来了又走了，根本留不住。当艾黎开始四处招募第九任校长时，何克出现在了宝鸡。
何克到双石铺时，这个小镇因“工合运动”的兴起而一派繁忙。沿江办起了众多的工业合作社，并兴办了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镇上惟一的一条主要街道也被称为“工合路”。合作社的社员还利用嘉陵江水发电，使双石铺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上了电。“那时我们都是小娃，看到灯非常稀奇，就到处跑着看电灯，还常到江边看‘水车’。”柏汉杰回忆道。
这一年，艾黎先后在江西、兰州、洛阳、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随着战事的蔓延，那些学校先后都遭到破坏，只有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在何克的苦心经营下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何校长，教会我们许多抗战歌
何克刚接手时，学校一片混乱。注册的35名学生只剩下15个，聂广淳、聂广涵的学号便是16号、17号。
当时的学校其实就是三间破破烂烂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旁。没有宿舍更没有床，一些学生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何克请来当地的一些合作社工人，两天之内就将附近的一家村舍变成了学生宿舍。之后，他还在教室和宿舍周围建起了泥墙，开辟蔬菜园和篮球场，将其中一间教室改装成了车间。
据《凤县志》记载：培黎学校设在双石铺曲家店（今武裝部），学生的衣、食、住由学校供给，学生多系沦陷区逃出的青年和当地贫苦人家的子女，学校经费由国际工合协会资助。
一开始，何克花费了大量时间聆听悲哀的倾诉，这些学生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战争，他们有着和聂家四兄弟相似的经历。何克为这些孩子涂抹硫磺药膏，治疗疥疮、疟疾、眼痛以及痢疾。
何克不仅担任校长，还负责学生的英语教学。闲暇时，他还教孩子们唱歌。
“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参与。”老大聂广淳回忆说，“学校里有不同的方言，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颇有难度，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对方。”
聂广涛对何克的第一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像八路军战士一样唱着抗战歌曲，我的那些《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全是跟他学的。”
长大后，老二聂光涵继承了养父的这个特点，他有着同样高亢的嗓音。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儿时学过的英文歌曲和抗战歌曲。每当聚在一起，都会在歌声中追忆教会他们唱这些歌的外国父亲。
聂广淳记得每到周日，何克便带着学生们上山徒步旅行，或在河边游泳。一次，他带领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天穿越秦岭45英里的远足，他们一起前行，直到又热又累。在返程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们能看到山脉下面静静躺着的属于他们的那个学校，感到异常振奋和温暖。
“从那天起，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大有作为。”何克在家信中写道。
秋天里，学生人数增加到60人
“每天清早，何克都带着学生们跑步去嘉陵江边洗脸做操。他们一人一条毛巾，一起跳到嘉陵江里洗澡、游泳。他们喊着、笑着无拘无束。”80岁的柏汉杰至今仍记得当年培黎学校的情景。
当年他和聂广涛都在双石镇小学上学，他家就在柏家坪的坡下面，两人总是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培黎学校的座右铭是：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上午在学校学习文化课，下午在合作社进行实习和技术操作。
1942年夏天，培黎学校渐渐成形，何克到处招募新的教工。苏格兰人安迪·布莱德加入了教师团队，他不会说中文，却用苏格兰风笛征服了学生。70年后，柏汉杰对此仍印象深刻。
当时，“工合”运动的规模急速扩大，在全国16个省市区发展了合作社3000多个，社员30多万人。所以，培黎学校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何克一人肩上，艾黎总是有忙不完的事。
何克面对的最大困难是钱和食物，他常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双石铺和宝鸡之间，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争取。有时经费不到位，实在揭不开锅了，他不得不到镇上粮店去赊粮食。
那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人，周围的合作社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何克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很可惜，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
抗战后期，“工合”西北办事处有36名干部遭到逮捕，艾黎感到“不可能再在双石铺工作下去了”，1944年秋他决定将培黎学校迁至甘肃山丹县。
“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在家信中，何克难过地向父母倾诉。他们刚刚铺成了～条通往学校的公路，河岸边的水车好不容易转动起来了，学校的农场也已经丰收了。
而此时，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向中国腹地推进：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子全要被送上战场，抓丁的人甚至明目张胆闯进了学校。
当何克最终下定决心带着孩子们向1000公里外的山丹搬迁时，他心疼那些学校的装备，“还有大约15吨的重要设备，而我们没有卡车，只有两辆板车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头骡子。”
培黎学校迁离双石铺之前，棉纺机第一次生产出了优良的细棉线。
在柏汉杰的记忆里，1945年1月下旬，何克带着几十名学生拉着马车、开着汽车、带着很多行李离开了双石铺。
“五天之内，我们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未遇的寒风。”何克在家信中记述了这段艰苦的旅程。
多年后，聂广涛已经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但1997年重走这条路时，他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
1945年3月上旬，何克带着30多个孩子终于抵达山丹。“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道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聂广淳回忆道。 在翻山越岭的旅途中，何克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此前，他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留在中国？他在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答案。
了解他。我用了半个多世纪
提起何克的死，聂广涛至今仍无限伤感。何克在山丹突然病倒时，他的两个哥哥跟同学们一起去了焉支山：而他和弟弟当时年岁幼小，尚不解事。
“我是在埋葬何克的第二天才知道的。”聂广涛回忆道，“厨房的老俞带着我和老四来到何克的坟上，我连哭带闹地用双手挖土，就好像能把他挖出来一样。”
1945年7月22日，何克在山丹因感染破伤风去世，年仅30岁。聂家兄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带着茶水和锅盔去何克的坟上吃早饭，唱何克教他们的歌曲，和何克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问着再也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
何克逝世后，艾黎接着抚养聂家四兄弟，一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聂家兄弟被党组织接回东北，与亲生父亲团聚，继续上学、工作。“何克的事儿，一直也没有人问津。”聂广涛说。
文革期间，兰州培黎学校被迫关闭，红卫兵在宣传册和报纸上大肆攻击艾黎和何克，何克的坟墓也被毁坏了。艾黎最终熬过了那一段政治曲折，他的后半生长期定居北京，但经常回双石铺和山丹。
聂家兄弟后来都成了高级技术人员，分别在冶金、石油、农业、电器方面担负起涉外工作。
聂广涛记得在大学二年级填写入党申请书时，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有海外关系？艾黎、何克怎么回事？他当时也解释不清自己兒时的这段经历，几十年过去，随着许多历史资料的解密，他才渐渐走进两位异国父亲的内心世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了解，我深深地爱他们。我有幸能和这两位对中国人民深深爱戴的外国人一起度过童年，这是我独一无二的、很重要的人生经历。”聂广涛感慨万千。
在双石铺的窑洞里，聂广涛记得何克曾用数小时向他们讲述自己在英格兰的家人和生活，他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后，这种联系变成了现实。
2008年，聂广涛和弟弟聂广沛接受何克的侄女以及何克的母校圣乔治中学校长的邀请，访问了何克的家乡。“我们见到何克的家人，就像久别的亲人，尽管是头一次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熟悉。”
如今，聂广涛每隔几年都会回双石铺去看看。他现在是培黎同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双石铺和山丹这两个地方。
“我还在做艾黎和何克未竟的事业。”聂广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