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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政，预备立宪，教学简单化，概念化，程式化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3-0029-03
最近，笔者听了若干节高中新课程“辛亥革命”一课的课堂教学，还连续观摩了具有竞赛性质的省、市级同题优秀课，笔者翻阅整理听课笔记时发现，这些课在设计处理和讲述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条件时，有一个惊人的雷同问题，即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两个事件，简单地归结为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背景与条件。大致相同的表述是：清政府为挽救危机、维系统治，被迫进行局部改革——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清政府的主观意愿与两个事件带来的客观效果正好背离，因为“新政预备立宪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辛亥革命准备(创造)了经济(物质)基础(条件)”。为了使讲解“通俗生动”，有的老师甚至表述为：新政和预备立宪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准备好了“钱包”，等等。
把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归作辛亥革命发生的“经济基础(条件)”，是否有失简单、片面?退一步讲，既然新政与预备立宪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还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仅仅“概念化”地说它们“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什么基础、准备了什么条件，能否自圆其说并让学生们心悦诚服?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经济政策，大多依照欧美、日本的经济法规，带有较多资本主义经济法规性质，由此，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同时，新建的商部和农工商部还采取了一些振兴工商的具体措施，对振兴工商活动起到一定的鼓励、扶助和引导作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新型“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壮大。可以理解为扩大了辛亥革命发生的阶级基础。
预备立宪是在新政的背景下，清政府被迫实施的“宪政”(民主政治)改革运动。其本身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直接的、具体的经济内容，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影响也不会等同于新政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其中，与辛亥革命直接相关的是造就和壮入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君主立宪的舆论声势与影响。
预备立宪期间，宪政知识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意识与能力的知识分子(集中于立宪派)。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热烈拥护，积极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宪政过程中，地方谘议局等机构的设立激发了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辛亥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立宪派，以谘议局为阵地，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参与地方政务，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组织起全国性的立宪团体——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力量。
新政内容除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其他若干方面。军事上，改革兵制、编练新军，兴建军事学堂等等。编练新军增强了清军的军事实力，有利于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而新军军官大多数来自国内外“新式”军事学堂，接受过近代军事思想教育；新军中的士兵大多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基础，易于接受进步思想，他们一旦受到反清志士或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就可能毅然投身革命，由维护清朝统治的武装力量，转变成埋葬清王朝的急先锋。(文化)教育上，改革学制，包括“废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等内容，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随之，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19世纪末以来，失去多次改革机遇之后的清政府矛盾重重，怨声载道，信誉全无，迫于形势、无奈实施的新政和宪政，不仅在政治上极端被动，在经济上更是困难重重，因而，改革不仅难以推进，相反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造成诸多新矛盾、新问题，进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动荡与混乱，最终直接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首先，新政、预备立宪导致了“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的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主要是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局面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局面明显加剧。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清朝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随着宪政改革的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趋于丧失，而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人8名，并且皇族就占了5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地感到被欺骗了，对政府的不满空前表现出来。
其次，新政、预备立宪导致“立宪派的背弃”。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赋，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利用的关系。通常而言，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威望是一致的。但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开始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的成为实业家，有的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绅士阶层已经从一种传统社会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正在成长为新绅士。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谘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谘 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要求被拒绝，“皇族内阁”揭幕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其中许多人迅即转向革命，站到清政府的对立面。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15个省以谘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其中立宪派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空前的捐税摊派与苛榨导致民众的大“骚乱”。《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身负巨额赔款、外债，财政已极度赤字(1899年财政赤字1300余万两，1910年增至8000万两)，而被迫实施的新政、宪政改革，项目铺陈，计划庞大，需要大笔经费。清政府既要被迫推行改革，又无力解决巨额财政经费困难。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本加厉地摊派捐税，在加重旧税的同时，又增设新税。“所征货类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其明目之多、手段之苛、导致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加之上上下下的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于是陷于绝境中的百姓民众，走投无路，纷纷奋起反抗。各类自发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0l－1905年，主要的反清抗争斗争共发生80次之多。1909年发生各类暴动、起义113起，而1910年，高达285起。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甚至捣毁新式学堂，这不仅增加了新政的阻力，更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群众基础。
总之，新政和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结论与认识。其中，为辛亥革命提供经济基础与条件，仅仅是结论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我们的教学不能“以偏概全”，将两个历史事件产生的丰富而深远的影响，简单归纳为“经济”一言以蔽之。如果需要“简单处理”两个事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笔者倾向于表述为：两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加剧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本已复杂化了的各种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危机与动荡，进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由这个教学案例，联想到目前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设计与施教中存在的诸多类似的问题，如有些教师在理解和处理教学内容时常常“概念化”“简单化”“程式化”，不能把具体的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背景下进行具体地、客观地分析、理解和认识。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执教者受基本理论思维定式的影响和束缚，习惯于按照固定的理论认识来理解、解读、认识历史问题、事件，例如，经常僵化、刻板地使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理论概念去简单“套对”某些历史现象和问题，感觉大体“套”进去了，能实现所谓的“史论结合”了，就万事大吉，至于所涉及的具体历史史实及内涵到底怎么样，就不再思考、顾及了。
历史本身、历史的发展本来是丰富多彩且多样变化的，我们不能简单归入几个固定概念的大类之中，按照现成的“模板”、固定的范式去“套对”、解读一切历史现象、问题。常常听到有的老师抱怨：“现在的学生们不爱上(学)历史课。”“现在的学生不会思考与分析历史问题”等等。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用这样“简单化”“概念化”“程式化”的思维方式、教学理念进行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学生怎么会爱听历史课、喜欢学习历史呢?怎能培养和训练出善思考、会分析、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呢?历史教师不能再用这样的思维模式进行教学设计与教学，更不能用这样简单、同化的模式与方法去引导学生、训练学生，否则，不仅不能完成历史教育的既定目标，甚至会误人子弟、贻害后人。
责任编辑 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3-0029-03
最近，笔者听了若干节高中新课程“辛亥革命”一课的课堂教学，还连续观摩了具有竞赛性质的省、市级同题优秀课，笔者翻阅整理听课笔记时发现，这些课在设计处理和讲述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条件时，有一个惊人的雷同问题，即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两个事件，简单地归结为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背景与条件。大致相同的表述是：清政府为挽救危机、维系统治，被迫进行局部改革——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清政府的主观意愿与两个事件带来的客观效果正好背离，因为“新政预备立宪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辛亥革命准备(创造)了经济(物质)基础(条件)”。为了使讲解“通俗生动”，有的老师甚至表述为：新政和预备立宪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准备好了“钱包”，等等。
把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归作辛亥革命发生的“经济基础(条件)”，是否有失简单、片面?退一步讲，既然新政与预备立宪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还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仅仅“概念化”地说它们“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什么基础、准备了什么条件，能否自圆其说并让学生们心悦诚服?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经济政策，大多依照欧美、日本的经济法规，带有较多资本主义经济法规性质，由此，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同时，新建的商部和农工商部还采取了一些振兴工商的具体措施，对振兴工商活动起到一定的鼓励、扶助和引导作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新型“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壮大。可以理解为扩大了辛亥革命发生的阶级基础。
预备立宪是在新政的背景下，清政府被迫实施的“宪政”(民主政治)改革运动。其本身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直接的、具体的经济内容，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影响也不会等同于新政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其中，与辛亥革命直接相关的是造就和壮入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君主立宪的舆论声势与影响。
预备立宪期间，宪政知识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意识与能力的知识分子(集中于立宪派)。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热烈拥护，积极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宪政过程中，地方谘议局等机构的设立激发了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辛亥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立宪派，以谘议局为阵地，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参与地方政务，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组织起全国性的立宪团体——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力量。
新政内容除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其他若干方面。军事上，改革兵制、编练新军，兴建军事学堂等等。编练新军增强了清军的军事实力，有利于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而新军军官大多数来自国内外“新式”军事学堂，接受过近代军事思想教育；新军中的士兵大多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基础，易于接受进步思想，他们一旦受到反清志士或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就可能毅然投身革命，由维护清朝统治的武装力量，转变成埋葬清王朝的急先锋。(文化)教育上，改革学制，包括“废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等内容，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随之，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19世纪末以来，失去多次改革机遇之后的清政府矛盾重重，怨声载道，信誉全无，迫于形势、无奈实施的新政和宪政，不仅在政治上极端被动，在经济上更是困难重重，因而，改革不仅难以推进，相反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造成诸多新矛盾、新问题，进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动荡与混乱，最终直接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首先，新政、预备立宪导致了“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的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主要是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局面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局面明显加剧。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清朝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随着宪政改革的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趋于丧失，而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人8名，并且皇族就占了5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地感到被欺骗了，对政府的不满空前表现出来。
其次，新政、预备立宪导致“立宪派的背弃”。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赋，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利用的关系。通常而言，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威望是一致的。但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开始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的成为实业家，有的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绅士阶层已经从一种传统社会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正在成长为新绅士。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谘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谘 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要求被拒绝，“皇族内阁”揭幕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其中许多人迅即转向革命，站到清政府的对立面。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15个省以谘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其中立宪派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空前的捐税摊派与苛榨导致民众的大“骚乱”。《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身负巨额赔款、外债，财政已极度赤字(1899年财政赤字1300余万两，1910年增至8000万两)，而被迫实施的新政、宪政改革，项目铺陈，计划庞大，需要大笔经费。清政府既要被迫推行改革，又无力解决巨额财政经费困难。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本加厉地摊派捐税，在加重旧税的同时，又增设新税。“所征货类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其明目之多、手段之苛、导致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加之上上下下的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于是陷于绝境中的百姓民众，走投无路，纷纷奋起反抗。各类自发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0l－1905年，主要的反清抗争斗争共发生80次之多。1909年发生各类暴动、起义113起，而1910年，高达285起。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甚至捣毁新式学堂，这不仅增加了新政的阻力，更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群众基础。
总之，新政和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结论与认识。其中，为辛亥革命提供经济基础与条件，仅仅是结论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我们的教学不能“以偏概全”，将两个历史事件产生的丰富而深远的影响，简单归纳为“经济”一言以蔽之。如果需要“简单处理”两个事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笔者倾向于表述为：两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加剧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本已复杂化了的各种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危机与动荡，进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由这个教学案例，联想到目前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设计与施教中存在的诸多类似的问题，如有些教师在理解和处理教学内容时常常“概念化”“简单化”“程式化”，不能把具体的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背景下进行具体地、客观地分析、理解和认识。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执教者受基本理论思维定式的影响和束缚，习惯于按照固定的理论认识来理解、解读、认识历史问题、事件，例如，经常僵化、刻板地使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理论概念去简单“套对”某些历史现象和问题，感觉大体“套”进去了，能实现所谓的“史论结合”了，就万事大吉，至于所涉及的具体历史史实及内涵到底怎么样，就不再思考、顾及了。
历史本身、历史的发展本来是丰富多彩且多样变化的，我们不能简单归入几个固定概念的大类之中，按照现成的“模板”、固定的范式去“套对”、解读一切历史现象、问题。常常听到有的老师抱怨：“现在的学生们不爱上(学)历史课。”“现在的学生不会思考与分析历史问题”等等。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用这样“简单化”“概念化”“程式化”的思维方式、教学理念进行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学生怎么会爱听历史课、喜欢学习历史呢?怎能培养和训练出善思考、会分析、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呢?历史教师不能再用这样的思维模式进行教学设计与教学，更不能用这样简单、同化的模式与方法去引导学生、训练学生，否则，不仅不能完成历史教育的既定目标，甚至会误人子弟、贻害后人。
责任编辑 豆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