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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式周，字逸石，生于1882年3月8日，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远堂侄儿，比周恩来大16岁。
据陈式周的嫡亲外甥范延禧先生回忆，陈家是个大家庭。1860年，陈家大家族中排行老九和十四的堂兄弟陈鑫和陈沅，为避捻军兵乱，先后迁居到宝应城里。陈沅就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父亲。他因为没有生男孩，遂将陈鑫的孙子陈式周出嗣过继为孙，以撑门立户，存续香火。
周恩来初识陈式周是在1907年，也就是周恩来生母万氏去世的那年夏天。嗣母陈氏也因肺结核病日渐严重，想回一趟宝应娘家探亲，并期望开设中药房的侄儿陈式周为她看看病。周恩来便随陈氏一道，坐上小木船，从清江到了宝应水巷口的外婆家，那年他才9岁。陈式周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姐姐早都出嫁了，两个哥哥在外谋生。周恩来就和表哥陈式周交上了朋友。陈式周小时候曾在周家塾馆寄读过，和周家人本来就很熟，他对表弟周恩来的到来很是欢迎。相谈之后，陈式周惊叹于这位小表弟过人的聪颖和智慧，周恩来则感到这位表哥談吐不俗，很有学问，而且没有迂腐味和假斯文，兄弟俩相见恨晚，遂成了忘年至交。两人互相探讨，共同切磋，无拘无束。兄弟俩当时在一起虽只有两月之余，但周恩来已把陈式周视为老师和知心朋友；陈式周也把周恩来视为知己和兄弟。打那以后，尽管分开了，两人之间的联系却一直未曾中断。
陈式周的长子陈莱官向笔者介绍，陈式周曾是前清秀才，后又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一生大多数时间是教书，也曾在江苏省通志局当过编纂。1913年，陈式周在上海《申报》当了一名编辑，还曾应聘于李鸿章的家中做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学习国文。在此期间，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学校上学，他经常写文章寄给陈式周，由陈式周帮他在《申报》或推荐给其他报馆发表。
1920年11月初，周恩来由天津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就住在陈式周家中。陈式周送给他一笔费用，资助他出国留学，周恩来还和陈式周彻夜畅谈自己救国的理想。第二天，陈式周将周恩来一直送到码头，并送他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兄弟俩才握手依依惜别。
周恩来到欧洲以后，继续给国内写文章，还翻译一些东西寄给陈式周，由陈式周帮他联系发表。陈莱官回忆说：“那些稿子有的发表了，有的没发表又被退了回来。小时候我在家就见过表叔那些被退回的手稿。”
周恩来和陈式周来往信件也很多，两人经常在信中探讨人生，为寻求救国的真理而热烈地交换看法。在保留下来的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写给陈式周的信中，周恩来写道：“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能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还介绍了自己到欧洲的思想：“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信中对比了英国稳健式革命和俄国暴动式革命之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这封信可以说是研究周恩来当年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1921年2月23日，周恩来在致陈式周的信中又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工农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得多多矣。”
值得一提的是，陈式周由此信而得到启发，后来也积极投身于民众教育运动之中。
1927年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斗争，他经常去看望陈式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大批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遭到逮捕和枪杀。陈莱官说：“有一天，表叔（指周恩来）忽然来了，他对我父亲说，‘以后我们要少联系，有事我会找你的。’从那以后，表叔就不再来我家了。”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震撼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一时妖风四起，对周恩来的诽谤和污蔑铺天盖地而来，占尽当时报刊的新闻版面。一次，范延禧在舅父的书桌上见到一份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周赤匪恩来在南昌暴乱》大题标。陈式周一见，勃然大怒，连说：“无耻！无耻！”他随即对范延禧说：“你相信吗？这简直是污蔑！恩来和我是至戚，周、陈两家是几代世谊。我和恩来自幼相处，他走的路我一直是了解的，他有志气，有才干，他这么爱国，你们要学习他，以他为榜样，我很多地方是不如他的。”说着，陈式周随即从书柜中取出他珍藏多年和周恩来交往的信件等。其中有周恩来初到巴黎时给陈式周的两封信，还有周恩来的半身相片等。他还对范延禧说：“你们现在还年轻，经验和知识都很不够，但要相信我和我的话，更要相信这些珍贵的史料。我是要好好保存它的，不论在什么危险情况下，我是不怕的。你们千万不要漏出一点风声，这比什么都重要。”
1930年至1931年，周恩来回到上海领导革命活动期间，和陈式周又有了接触。陈式周始终理解和同情革命。周恩来在自己秘密住地被暴露后，便紧急转移到陈家住上一宿，后又消失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潮之中。1931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陈式周也携家眷返回家乡宝应。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1947年，陈式周返回上海住在儿子家。1953年底，由于长子陈莱官调往北京工作，老人又随儿子迁往北京居住。
上海刚解放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而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便将其治理得秩序井然，欣欣向荣。陈式周对此十分感慨，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盼望多日之后，他收到的却是一封来自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办事机构印好的复信。信中大意是“建议来函者可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这使古稀老人陷入深深的失望和沉思中，他很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会忘了他这位表哥，之后他便再未写信联系了。打那以后，陈式周连周恩来的名字也不愿提及，经常长时间默默无语，一人独自静坐。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陈式周，并责成有关部门去上海和江苏宝应、扬州一带查找。同时，他还委托当时居住于扬州的表哥万叙生帮助寻找。在万叙生于1964年4月去世之后，周恩来又交代其二女儿万明珠继续寻找陈式周。万明珠经多方努力，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陈式周的儿子陈莱官、陈和官，此时才知道陈式周已于1954年1月在北京病故。遗憾的是周恩来与陈式周相距咫尺竟未谋面。
笔者曾对兄弟俩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未能见面的原因，作了调查研究，初步得出结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上确有一些不法之徒假冒周恩来的本家、亲戚写信或来访，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或解决工作；也有的是亲友中有人触犯了人民政府的法规法令，想请周恩来帮忙说情。周恩来工作太忙，处理事情又秉公无私，一般无暇与见，遇有此类来信来访的统由邓颖超处理。但邓颖超不可能全部知道周恩来的所有亲戚关系，这使她处理起来也十分为难：如果一律不理，对确系宗亲挚友的就不礼貌，有悖于中华传统的待客之理；一律以礼相待吧，又怕是假冒之徒，闹成笑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就请当时健在的伯父周嵩尧详细写下有关周恩来五服亲以内的所有人员，然后交给行政秘书何谦。再遇有类似的来信来访时，何谦他们先对照周嵩尧写下的周家亲属“图谱”，如确系“五服”之内的，就让邓颖超处理或先接待；不在“五服”以内的，就一律用印好的“公函”回复。在翻阅这份1951年11月25日周嵩尧写下的、共有3000多字的周恩来“五服”以内“亲戚谱”时，笔者发现，周嵩尧在写到“嗣母陈太夫人娘家”时，下注“仅存一人”，这一人指的就是陈式周。但周嵩尧在“仅存一人”下又加了一个注：“却非血亲”。因为周嵩尧认为，旧社会重男轻女，只有男性才可承嗣一脉香火，继承遗产，而新社会已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同样有继承权，而周恩来是因为过继给他小叔父为子才与陈家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的，更何况陈式周又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远堂侄儿，所以，周嵩尧按当时刚颁布的新《婚姻法》写下“却非血亲”也不为过。由于“六老爷子”留下这四个字，何谦他们就把陈式周只当作与周恩来“非血亲”关系的人，而没有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信转呈邓颖超、周恩来，从而造成了历史的遗憾。
（责任编辑：胡北）
据陈式周的嫡亲外甥范延禧先生回忆，陈家是个大家庭。1860年，陈家大家族中排行老九和十四的堂兄弟陈鑫和陈沅，为避捻军兵乱，先后迁居到宝应城里。陈沅就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父亲。他因为没有生男孩，遂将陈鑫的孙子陈式周出嗣过继为孙，以撑门立户，存续香火。
周恩来初识陈式周是在1907年，也就是周恩来生母万氏去世的那年夏天。嗣母陈氏也因肺结核病日渐严重，想回一趟宝应娘家探亲，并期望开设中药房的侄儿陈式周为她看看病。周恩来便随陈氏一道，坐上小木船，从清江到了宝应水巷口的外婆家，那年他才9岁。陈式周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姐姐早都出嫁了，两个哥哥在外谋生。周恩来就和表哥陈式周交上了朋友。陈式周小时候曾在周家塾馆寄读过，和周家人本来就很熟，他对表弟周恩来的到来很是欢迎。相谈之后，陈式周惊叹于这位小表弟过人的聪颖和智慧，周恩来则感到这位表哥談吐不俗，很有学问，而且没有迂腐味和假斯文，兄弟俩相见恨晚，遂成了忘年至交。两人互相探讨，共同切磋，无拘无束。兄弟俩当时在一起虽只有两月之余，但周恩来已把陈式周视为老师和知心朋友；陈式周也把周恩来视为知己和兄弟。打那以后，尽管分开了，两人之间的联系却一直未曾中断。
陈式周的长子陈莱官向笔者介绍，陈式周曾是前清秀才，后又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一生大多数时间是教书，也曾在江苏省通志局当过编纂。1913年，陈式周在上海《申报》当了一名编辑，还曾应聘于李鸿章的家中做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学习国文。在此期间，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学校上学，他经常写文章寄给陈式周，由陈式周帮他在《申报》或推荐给其他报馆发表。
1920年11月初，周恩来由天津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就住在陈式周家中。陈式周送给他一笔费用，资助他出国留学，周恩来还和陈式周彻夜畅谈自己救国的理想。第二天，陈式周将周恩来一直送到码头，并送他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兄弟俩才握手依依惜别。
周恩来到欧洲以后，继续给国内写文章，还翻译一些东西寄给陈式周，由陈式周帮他联系发表。陈莱官回忆说：“那些稿子有的发表了，有的没发表又被退了回来。小时候我在家就见过表叔那些被退回的手稿。”
周恩来和陈式周来往信件也很多，两人经常在信中探讨人生，为寻求救国的真理而热烈地交换看法。在保留下来的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写给陈式周的信中，周恩来写道：“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能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还介绍了自己到欧洲的思想：“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信中对比了英国稳健式革命和俄国暴动式革命之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这封信可以说是研究周恩来当年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1921年2月23日，周恩来在致陈式周的信中又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工农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得多多矣。”
值得一提的是，陈式周由此信而得到启发，后来也积极投身于民众教育运动之中。
1927年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斗争，他经常去看望陈式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大批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遭到逮捕和枪杀。陈莱官说：“有一天，表叔（指周恩来）忽然来了，他对我父亲说，‘以后我们要少联系，有事我会找你的。’从那以后，表叔就不再来我家了。”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震撼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一时妖风四起，对周恩来的诽谤和污蔑铺天盖地而来，占尽当时报刊的新闻版面。一次，范延禧在舅父的书桌上见到一份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周赤匪恩来在南昌暴乱》大题标。陈式周一见，勃然大怒，连说：“无耻！无耻！”他随即对范延禧说：“你相信吗？这简直是污蔑！恩来和我是至戚，周、陈两家是几代世谊。我和恩来自幼相处，他走的路我一直是了解的，他有志气，有才干，他这么爱国，你们要学习他，以他为榜样，我很多地方是不如他的。”说着，陈式周随即从书柜中取出他珍藏多年和周恩来交往的信件等。其中有周恩来初到巴黎时给陈式周的两封信，还有周恩来的半身相片等。他还对范延禧说：“你们现在还年轻，经验和知识都很不够，但要相信我和我的话，更要相信这些珍贵的史料。我是要好好保存它的，不论在什么危险情况下，我是不怕的。你们千万不要漏出一点风声，这比什么都重要。”
1930年至1931年，周恩来回到上海领导革命活动期间，和陈式周又有了接触。陈式周始终理解和同情革命。周恩来在自己秘密住地被暴露后，便紧急转移到陈家住上一宿，后又消失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潮之中。1931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陈式周也携家眷返回家乡宝应。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1947年，陈式周返回上海住在儿子家。1953年底，由于长子陈莱官调往北京工作，老人又随儿子迁往北京居住。
上海刚解放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而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便将其治理得秩序井然，欣欣向荣。陈式周对此十分感慨，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盼望多日之后，他收到的却是一封来自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办事机构印好的复信。信中大意是“建议来函者可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这使古稀老人陷入深深的失望和沉思中，他很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会忘了他这位表哥，之后他便再未写信联系了。打那以后，陈式周连周恩来的名字也不愿提及，经常长时间默默无语，一人独自静坐。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陈式周，并责成有关部门去上海和江苏宝应、扬州一带查找。同时，他还委托当时居住于扬州的表哥万叙生帮助寻找。在万叙生于1964年4月去世之后，周恩来又交代其二女儿万明珠继续寻找陈式周。万明珠经多方努力，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陈式周的儿子陈莱官、陈和官，此时才知道陈式周已于1954年1月在北京病故。遗憾的是周恩来与陈式周相距咫尺竟未谋面。
笔者曾对兄弟俩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未能见面的原因，作了调查研究，初步得出结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上确有一些不法之徒假冒周恩来的本家、亲戚写信或来访，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或解决工作；也有的是亲友中有人触犯了人民政府的法规法令，想请周恩来帮忙说情。周恩来工作太忙，处理事情又秉公无私，一般无暇与见，遇有此类来信来访的统由邓颖超处理。但邓颖超不可能全部知道周恩来的所有亲戚关系，这使她处理起来也十分为难：如果一律不理，对确系宗亲挚友的就不礼貌，有悖于中华传统的待客之理；一律以礼相待吧，又怕是假冒之徒，闹成笑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就请当时健在的伯父周嵩尧详细写下有关周恩来五服亲以内的所有人员，然后交给行政秘书何谦。再遇有类似的来信来访时，何谦他们先对照周嵩尧写下的周家亲属“图谱”，如确系“五服”之内的，就让邓颖超处理或先接待；不在“五服”以内的，就一律用印好的“公函”回复。在翻阅这份1951年11月25日周嵩尧写下的、共有3000多字的周恩来“五服”以内“亲戚谱”时，笔者发现，周嵩尧在写到“嗣母陈太夫人娘家”时，下注“仅存一人”，这一人指的就是陈式周。但周嵩尧在“仅存一人”下又加了一个注：“却非血亲”。因为周嵩尧认为，旧社会重男轻女，只有男性才可承嗣一脉香火，继承遗产，而新社会已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同样有继承权，而周恩来是因为过继给他小叔父为子才与陈家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的，更何况陈式周又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远堂侄儿，所以，周嵩尧按当时刚颁布的新《婚姻法》写下“却非血亲”也不为过。由于“六老爷子”留下这四个字，何谦他们就把陈式周只当作与周恩来“非血亲”关系的人，而没有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信转呈邓颖超、周恩来，从而造成了历史的遗憾。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