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在闽南方言里至少有这么几层意思：豪放不羁、交游广阔和出手大方。这个词有时还被用来称呼那些盗亦有道的黑道中人。可一想到陈若曦，我觉得这“头衔”真是适合她。
　　第一，她是个喜欢满世界跑的人，生在台北，负笈美国，又毅然投奔社会主义中国，而后又随夫君去了香港、加拿大，再定居台北，之后依然各地奔波。但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一派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第二，她敢于大胆“挥霍”生命，舍弃有所建树之处，重新出发。第三，不论到哪里，她都喜欢交朋友、帮朋友。她有各个阶层的朋友：有来自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的文友，还有拜佛祖的、信基督的、做环保的、争女权的……所到之处，她总能凝聚人气，陈家被大家称为“若曦旅馆”，管吃管住还管发表文章、找工作等。
　　我和陈若曦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也有许多共同的愉快记忆。我的书架上有她出版的数十种著作和期刊，扉页一律写着豪放的大字“送给老友”。可忝为老友，我却从没给她写过一篇评介，她也从不提起这事，一如既往地热情相待，这就是她的“四海”之处。

19岁意外发表小说

　　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在一次台港文学研讨会上。知道她是外文系出身，还留过美，会议间隙，我拿着一篇英文诗去请教她。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她有几分诧异，因为那时去找她的人，不是谈她的“伤痕文学”（她发表的《尹县长》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就是谈她的“女性主义”，没人向她请教她的本行。或许因为这一点，她对我印象深刻。再或者，她和我一见如故，是因为我来自厦门大学。
　　那时的台湾文坛上令人尊敬的台静农、王梦鸥和姚一苇，还有陈若曦的学长余光中，都是厦大校友。在生命中给她引路的贵人是曾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过书的叶庆炳教授。陈若曦在台湾大学读一年级时，叶老师给他们开国文课，有一节课的作业是交一篇作文，文体不限，题目自由。她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小说交上去。到了期末，同学们的作业都发下来了，唯独不见自己的，陈若曦去问叶老师。老师笑着说，我交给夏济安教授了。不久，同学告诉陈若曦，她的小说在夏教授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那年她才19岁。她到现在还记得，那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她做家教半年的薪水呢。
　　19岁那年，就读于台湾大学的陈若曦是懵懂而倔强的。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她也有几次就要触碰到政治禁忌。她身边的老师、同学和友人，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常年监视，但她凭着草根般茁壮的生命力，在夹缝中努力向上。她读鲁迅和巴金等“五四”作家的“禁书”;旁听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殷海光教授的课;邀集白先勇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由此认识了许多被裹挟到军中的年轻诗人，如痖弦、楚戈和管管等，常和他们一起熬夜聊天，探讨文学。
　　事实上，倔强而自强是她自小就有的品行。陈若曦和琼瑶在高中时就是密友，俩人是同桌，放学一起回家，陈若曦赴美留学前一天还到琼瑶家借宿。虽然都是女文青，都是小说迷，但两人性格迥异。琼瑶父亲是名校教授，家庭富裕，所以她可以浪漫，可以小资。而陈若曦出生在兄弟姐妹很多的木匠家庭，必须直面现实。她曾笑着回忆，小学时被选去参加演讲比赛，规定必须穿皮鞋，她只有一双球鞋，还穿得露了脚趾，但不忍向母亲开口要钱买鞋。彷徨时，垃圾桶里有一双尺寸接近的旧皮鞋，她捡起来一看，脚底有个大洞。她拿回家用纸皮垫上，第二天就穿上登台演讲了。读大学以后，她的学费也都是做家教一点一点挣来的。陈若曦说，一辈子感恩父母顶住经济压力和邻居的冷嘲热讽，让她读完大学。她的写作也是坚强而眼界开阔的，她說：“我的写作一开始是为赚稿费，而不是撒娇或者呻吟;我的多愁善感都是因为关注国家前途和社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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