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在电话中知道生茂走了,当夜失眠,一早起来就想写点什么,可是写什么呢?抗日战争末期,1945年,他17岁参军了,就在冀中军区九分区前哨剧社(后来的六十三军文工团)。他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很强的奋斗精神,但是没有接受系统音乐教育的条件。全国解放不久,部队保送他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上来就要考钢琴,这是正规作曲入门就该会的功课。可是他们这一批老区和部队来的,已经从事了多年音乐工作的人,却没有一个会的。然而,他们却都能写出相当不错的旋律,如果比群众爱听爱唱的话,那么其能力可能在学院的教师之上。这就是他们那一批,被人戏称为“一二三四”派的人,他们差不多只用简谱。所有正规的作曲、和声、复调、配器,还要加上键盘,加上固定调的耳朵,甚至线谱的识谱能力,都是他们该补齐的缺憾。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些众多的方面,也许一辈子也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家”该有的高度,这也许正是那一代的中国特色作曲家的一个类型。那么他们的价值在哪里?
可以说生茂一生办的事很少,就一件:做旋律。且在旋律中,他似乎又只写一种:声乐旋律。而他的歌,除了绝大多数独唱和齐唱之外,也不过以二声部为限,在他的作品集中,三部以上的一个都没有找到。可见,他只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所作为。然而,生茂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财富?除了现在还长演不衰的《长征组歌》,还有《马儿啊,你慢些走》、《学习雷锋好榜样》、《真是乐死人》、《看见你们格外亲》、《远方书信乘风来》、《老房东查铺》、《祖国一片新面貌》、《说嫂嫂》……等等一长串歌名。只要上点岁数的中国人,说生茂的名字,不一定知道,提起这些歌,就几乎没有不熟悉的。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也可以说生茂一生办的事很多,不过又都是为了一件事。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开始,他就近乎疯狂地吸取民歌营养,每天行军到一个地方,再怎么累,放下背包就去找群众,不管老大爷、大嫂子、大姑娘、小伙子,只要能唱的,就请他们唱给他听,自己就认真记谱。光记还不行,他还要学会唱,把那味儿唱出来,背下来。还要抓紧行军的时间,边走边哼唱着复习,让它们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什么民歌都学,什么戏曲都学(但是很奇怪,他不学京剧,说写歌曲用不上它)。有过记外语单词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好记,积攒多了,就越来越难。生茂就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背着记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肯定有民歌”,所以他不懈地“行万里路,记万首歌”,成了民歌专家。随便什么时候,你点个什么地方的民歌,或者什么地方戏曲,让他唱,他张嘴就来。可在他退休以后,又把自己辛辛苦苦记的几纸箱民歌和录音资料,都送给了年轻人。希望后来者能像他一样,做一个热爱民歌的作曲家。而且他自信,肚子里装的民歌,就够自己一辈子用的了。
也许正是因为生茂“满腹经纶”,让烂熟于心的“死学问”,全都活了起来。所以他对民歌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使他只办的那一件事,办得很好。用民歌素材作曲的音乐家很多,但是能用到他那个程度的,就少之又少了。他喜欢在歌里。时不时地用临时升降号,有的时候那是离调,有的时候却不是。它很像是中国的雅乐或清乐调式。例如《祖国一片新面貌》,记谱上所有的四级都是升半音的,但是你很难说它一定就是音阶的第三级,或者是第七级。听着是新疆味道,可是细一看,也并没有什么新疆音调,只是运用了那种欢快的节奏。更有意思的是,后面那甩腔却用了云南彝族的民间音调。能神不知鬼不觉,把天南海北的各种民歌素材灵活组接,是他的“绝活儿”。《藏族儿女怀念周总理》他就在藏族的“朗玛”中,把福建的“南曲”组接进去。《看见你们格外亲》既有山西二人台,又有河北民歌。而《马儿啊,你慢些走》的第一句,就组接了三个地方的音调:
上面第一行的四个音符,是最熟不过的蒙族音调;而第二行的一小节却是人们熟悉的苏北民歌(舞蹈《担鲜藕》就用过);可是最后那一甩,又甩到河北去了。你看,明明是谁都会的普通音乐素材,可他信手拈来,随意一拼接,就那么自然天成,那么天衣无缝,那么动听,那么有新意,那么有意境!而且他的歌,不管有多少升降记号,看谱子挺吓人的,却一律好唱!他写的合唱,和声相对简单,横向旋律性也较强,他总是想着让群众能唱。
显然,运用民歌是生茂作曲的主要特色,但是他并不局限在这个范围,比如《真是乐死人》就不在其中。这个歌又表现出他写作多样性的一面,他除了写雄壮的军歌,写抒情的颂歌,还善于写生动活泼的诙谐歌曲。
生茂所以能一生只办一件事,是因为他身边有一大群人,把他“惯坏了”。这首先就是一个优秀词作家群体,作为他稳定的合作伙伴,他们是洪源、刘薇、石祥,也别忘了德崇。这使生茂从来不发愁没有好词谱曲,所以在他的歌集里,我只找到一首,是他自己写的词。而他的歌曲所以能流传开来,还要感谢另一稳定的合作伙伴,歌唱家群体。他们是马玉涛、马国光、贾士俊等等。把生茂“惯坏”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为他的旋律配器的人,没有他们,他就不可能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到那些他并不擅长,也没有多大兴趣的方面。遇秋为长征组歌配器,功不可没,这优秀的配器已经和旋律融为一体,就像一部交响乐的旋律和配器一样,不可分割。生茂还有个合作的“非常伙伴”,唐诃。作曲是一种“心灵劳动”,不同人的心思很难重合,这就决定了这种劳动的个体性。两人署名的作品,常常不过是一人写了另一人改,可能已然面目全非,也可能只动了几个音符,共同署名是一种相互尊重。可是我看到他们俩的歌集中,竟有三十多个作品两人合作!这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至今弄不清,他俩是怎么做到的。只听生茂说过唐诃:“俺俩差不多,我会的他都会,他会的我也都会。”短短的一句话,只说了两人有匹敌的学识,但是能这么长期合作,内涵应当丰富得多,比如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写作习惯……也许总起来该叫“共同的心灵”?
就是这一大群合作伙伴,成就了生茂能一生只办一件事,做旋律。现在电视中,有些歌让我震惊:他怎么有本事把歌写得这么难听?早年的通俗歌曲,像《外婆的澎湖湾》,像《同桌的你》,不是都挺美的吗?为什么现在越写越难听?这些歌所以有人唱,大多是因为歌词宣泄了年轻人心中想说而生活中不便说的一些话,音乐本身却贫瘠得可怜,有的甚至算不上是旋律,离开歌词一钱不值。不可忘记,旋律是音乐之魂!
生茂一生只在声乐旋律这一个狭小的空间徜徉,但是他的音乐之魂已经在亿万人的心上,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长歌云天,还将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滔滔而不绝!
向生茂遗体告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没有奏悲切的哀乐,却代之以高亢的《长征组歌》。灵堂前挂着的挽联,是他多年共事的老战友词作家洪源所写,上联为:“一个音符,一声军号,军旗下走来平凡的你”;下联是“一曲长征,一部经典,乐坛上升起明亮的星”;横批不是通常的四个字,而是星空的一声呼唤:“生茂,天堂需要歌声,等你谱曲呢”!
责任编辑 张 宁
可以说生茂一生办的事很少,就一件:做旋律。且在旋律中,他似乎又只写一种:声乐旋律。而他的歌,除了绝大多数独唱和齐唱之外,也不过以二声部为限,在他的作品集中,三部以上的一个都没有找到。可见,他只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所作为。然而,生茂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财富?除了现在还长演不衰的《长征组歌》,还有《马儿啊,你慢些走》、《学习雷锋好榜样》、《真是乐死人》、《看见你们格外亲》、《远方书信乘风来》、《老房东查铺》、《祖国一片新面貌》、《说嫂嫂》……等等一长串歌名。只要上点岁数的中国人,说生茂的名字,不一定知道,提起这些歌,就几乎没有不熟悉的。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也可以说生茂一生办的事很多,不过又都是为了一件事。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开始,他就近乎疯狂地吸取民歌营养,每天行军到一个地方,再怎么累,放下背包就去找群众,不管老大爷、大嫂子、大姑娘、小伙子,只要能唱的,就请他们唱给他听,自己就认真记谱。光记还不行,他还要学会唱,把那味儿唱出来,背下来。还要抓紧行军的时间,边走边哼唱着复习,让它们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什么民歌都学,什么戏曲都学(但是很奇怪,他不学京剧,说写歌曲用不上它)。有过记外语单词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好记,积攒多了,就越来越难。生茂就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背着记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肯定有民歌”,所以他不懈地“行万里路,记万首歌”,成了民歌专家。随便什么时候,你点个什么地方的民歌,或者什么地方戏曲,让他唱,他张嘴就来。可在他退休以后,又把自己辛辛苦苦记的几纸箱民歌和录音资料,都送给了年轻人。希望后来者能像他一样,做一个热爱民歌的作曲家。而且他自信,肚子里装的民歌,就够自己一辈子用的了。
也许正是因为生茂“满腹经纶”,让烂熟于心的“死学问”,全都活了起来。所以他对民歌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使他只办的那一件事,办得很好。用民歌素材作曲的音乐家很多,但是能用到他那个程度的,就少之又少了。他喜欢在歌里。时不时地用临时升降号,有的时候那是离调,有的时候却不是。它很像是中国的雅乐或清乐调式。例如《祖国一片新面貌》,记谱上所有的四级都是升半音的,但是你很难说它一定就是音阶的第三级,或者是第七级。听着是新疆味道,可是细一看,也并没有什么新疆音调,只是运用了那种欢快的节奏。更有意思的是,后面那甩腔却用了云南彝族的民间音调。能神不知鬼不觉,把天南海北的各种民歌素材灵活组接,是他的“绝活儿”。《藏族儿女怀念周总理》他就在藏族的“朗玛”中,把福建的“南曲”组接进去。《看见你们格外亲》既有山西二人台,又有河北民歌。而《马儿啊,你慢些走》的第一句,就组接了三个地方的音调:
上面第一行的四个音符,是最熟不过的蒙族音调;而第二行的一小节却是人们熟悉的苏北民歌(舞蹈《担鲜藕》就用过);可是最后那一甩,又甩到河北去了。你看,明明是谁都会的普通音乐素材,可他信手拈来,随意一拼接,就那么自然天成,那么天衣无缝,那么动听,那么有新意,那么有意境!而且他的歌,不管有多少升降记号,看谱子挺吓人的,却一律好唱!他写的合唱,和声相对简单,横向旋律性也较强,他总是想着让群众能唱。
显然,运用民歌是生茂作曲的主要特色,但是他并不局限在这个范围,比如《真是乐死人》就不在其中。这个歌又表现出他写作多样性的一面,他除了写雄壮的军歌,写抒情的颂歌,还善于写生动活泼的诙谐歌曲。
生茂所以能一生只办一件事,是因为他身边有一大群人,把他“惯坏了”。这首先就是一个优秀词作家群体,作为他稳定的合作伙伴,他们是洪源、刘薇、石祥,也别忘了德崇。这使生茂从来不发愁没有好词谱曲,所以在他的歌集里,我只找到一首,是他自己写的词。而他的歌曲所以能流传开来,还要感谢另一稳定的合作伙伴,歌唱家群体。他们是马玉涛、马国光、贾士俊等等。把生茂“惯坏”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为他的旋律配器的人,没有他们,他就不可能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到那些他并不擅长,也没有多大兴趣的方面。遇秋为长征组歌配器,功不可没,这优秀的配器已经和旋律融为一体,就像一部交响乐的旋律和配器一样,不可分割。生茂还有个合作的“非常伙伴”,唐诃。作曲是一种“心灵劳动”,不同人的心思很难重合,这就决定了这种劳动的个体性。两人署名的作品,常常不过是一人写了另一人改,可能已然面目全非,也可能只动了几个音符,共同署名是一种相互尊重。可是我看到他们俩的歌集中,竟有三十多个作品两人合作!这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至今弄不清,他俩是怎么做到的。只听生茂说过唐诃:“俺俩差不多,我会的他都会,他会的我也都会。”短短的一句话,只说了两人有匹敌的学识,但是能这么长期合作,内涵应当丰富得多,比如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写作习惯……也许总起来该叫“共同的心灵”?
就是这一大群合作伙伴,成就了生茂能一生只办一件事,做旋律。现在电视中,有些歌让我震惊:他怎么有本事把歌写得这么难听?早年的通俗歌曲,像《外婆的澎湖湾》,像《同桌的你》,不是都挺美的吗?为什么现在越写越难听?这些歌所以有人唱,大多是因为歌词宣泄了年轻人心中想说而生活中不便说的一些话,音乐本身却贫瘠得可怜,有的甚至算不上是旋律,离开歌词一钱不值。不可忘记,旋律是音乐之魂!
生茂一生只在声乐旋律这一个狭小的空间徜徉,但是他的音乐之魂已经在亿万人的心上,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长歌云天,还将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滔滔而不绝!
向生茂遗体告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没有奏悲切的哀乐,却代之以高亢的《长征组歌》。灵堂前挂着的挽联,是他多年共事的老战友词作家洪源所写,上联为:“一个音符,一声军号,军旗下走来平凡的你”;下联是“一曲长征,一部经典,乐坛上升起明亮的星”;横批不是通常的四个字,而是星空的一声呼唤:“生茂,天堂需要歌声,等你谱曲呢”!
责任编辑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