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于1993年，但将其搬上银幕却一波三折，从编剧到制片历时长达二十年，堪称“最漫长的电影制作”。实际上，导演已经将小说主线改为田小娥与三个男人的关系，而田小娥在原著中并不是一个主角。这样的改编尽管还保留了小说的某些主旨，但毕竟削弱了原著的历史主题：传统宗族民间社会在现代的瓦解。
　　也许这才是电影一再延期公映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其中的情欲戏。原著以关中平原白鹿村为背景，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之间的恩怨争斗，时间跨度自清末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大家族出于同源，同祭一个祠堂。乡民日子像河水一样安宁地淌着，素有“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之称。但到了族长白嘉轩这一代，世道变了，政权的触须侵入到乡村，鹿姓的头面人物鹿子霖成了新政府委派的乡约，与白嘉轩展开明争暗斗。
　　接着是民团、农会、内战、抗日等一系列大事件，年青一代也各自投身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死于内战，有的死于自己人之手。但与从前的《红旗谱》不同，作者不再是以阶级史观的立场，而是试图从传统文化视角去解读乡绅。主人公白嘉轩持家谨厚，恪守《朱氏家训》，待雇农鹿三如亲人。围绕着他，小说描写了祠堂、学堂和乡约的民风，描写了修县志、订族谱及放粮赈灾的情形，展示出一个自发的乡村社会。
　　这个乡村社会是由宗族关系凝结在一起的，当闹红砸祠堂的雇工黑娃最终悔悟，要求回家祭祖时，白嘉轩对儿子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他的姐夫朱先生更是一位传统乡绅的道德化身，他主持《白鹿书院》，埋头重修县志，替人排忧解难，其言行像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圣人。正是由于他的提醒，白嘉轩在1949年前就卖掉田产，最终幸免被划成地主。
　　传统的自治社会虽然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但已不同于先秦的宗法社会，或魏晋时期的士族社会，毋宁说它是士族阶层在唐末消亡后，由维系儒家思想的庶族士人对宗族社会的再造。历经宋元明清的教育普及，许多士人无论出仕与否，最后都会回到乡里，成为主持乡里事务的乡绅。如乾隆时期的上海县志记载，曹氏家族第六代曹炳会就“为族子两娶妇，毕又抚其孤。……晚年偕其兄炯会,创置义田，以赡族子。”正是由于乡绅的作用，中国民间社会才得以长期稳定地维持下去。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civil society这一理念，这一术语在大陆译成“市民社会”，在台湾译成“民间社会”，而今天也有许多大陆学者译成“公民社会”，其所指各有不同。若就其自治的含义看，中国自宋以来就一直存在民间社会。因为在过去，国家权力的职能与能力是有限的，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乡村实际上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组成底层民间社会，在国家权力之外实行高度的自治，治水、修路、赈灾、办学堂、调解民事纠纷等，甚至参与地方事务。
　　《白鹿原》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但是，它的崩溃不仅是由于战乱和政权更迭，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将家族及其核心价值儒家思想视为束缚个人的专制桎梏，予以猛烈抨击。如“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撰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则指出，儒家维护的是家族制度，不符“个人独立之道”。小说正是描写了年青一代离开白鹿书院去城里读新学校，最终促成他们对乡村的背叛，而白灵与家庭决裂、参加革命也是出于对个人独立的追求。
　　然而，新思想此后却演化为用暴力将传统社会摧毁，把乡绅打倒在地，结果导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屏障——民间社会消失，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侵入基层社会，控制个人生活，仁义道德为暴力崇拜所取代。面对传统道德在白鹿村不可避免的崩溃，白嘉轩的内心只有悲凉。而朱先生看到两派政治力量不择手段的争斗时，更是不禁慨叹：“看来都不是君子！”并预言社会从此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折腾。
　　他的哀叹不仅是对乡绅社会的一曲挽歌，而且是对历史谬误的一句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