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据两家媒体报道，“云南基层法院私收‘缓刑费’，退休法官自揭黑幕”，“吉林省公主岭一警员向媒体自曝乱收费家丑”，两条“自揭丑闻”的新闻“撞”到了一起。
　　“缓刑费”，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什么性质的一笔钱了。但收它的不是别人，正是高悬公平正义之剑的“法院”；身着警装，不是在保一方平安上下功夫，却一个劲儿地跟罚款、收费套近乎。这样的事情，确实应该有人来管管了。但是，笔者纳闷的是这两件事都是通过向媒体“自揭黑幕”的方式捅出来的。笔者以为，相对于监督机构的“义不容辞”来说，向媒体“自揭黑幕”无疑其“成本”要大得多，但是，即使这样仍旧有一起起“自揭黑幕”通过媒体报道出来，这是否说明除媒体以外的其他監管单位该反思一下了？
　　向媒体“自揭黑幕”最起码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人敢站出来“揭”，二是所选择的媒体能够将其顺利传播，造成影响。“自揭黑幕”首先说明了一点，就是“一直没人管”，否则不会逼到最后“自家人”实在看不过站出来了。那些应该管管这些事的部门、单位何以“失语”了呢？其次，新闻要核实，但面对自揭黑幕的材料，记者不是纪检干部，不是检察官，即使记者具备着非同常人的调查能力，终于核实了“自揭黑幕”所揭“黑幕”的真实性，这篇稿子能不能发得出来同样让人揪着一颗心。“在公主岭市采访时，公主岭市委主要领导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公安局推行的绩效考评制度，核心是加强管理、提高办案效率，还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罚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中央大报记者遇到的状况，如果换成其他媒体呢？很可能就被“封杀”了。
　　相比手握“利器”的监督单位而言，向存有种种“不便”的媒体“自揭黑幕”的“成功率”显然要低得多，也“迂回”得多，毕竟最后查处“黑幕”的主体不能是媒体。但即使这样仍有一个个“自揭黑幕”者前赴后继，笔者想，这其中是不是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