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普天同庆，却巨雷震天，矿药厂神秘爆炸，惨祸惊动中南海。毛人凤幸灾乐祸，大玩黑色幽默；苏联专家明察秋毫，权威不容怀疑；众神探迅速出击，揪出罪魁祸首。
　　欲知详情，请看——
　　
　　一
　　
　　195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下午4时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人，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秘书长李维汉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后是大会发言。就在一位来自西南的民主党派人士发言结束，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站起来和他握手的时候，中南海外东侧远处突然传来两声巨响。
　　如同一阵疾风刮过，春水般平静的会场泛起了层层涟漪。毛泽东平静地朝全场扫视了一眼，微微一笑，开腔道：“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向来心细如发的周恩来飞快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了一位工作人员。10分钟后，工作人员同样以纸条形式向周恩来作了汇报：5时20分，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情况及爆炸原因不详。公安、消防人员正在现场抢救。
　　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这次爆炸的严重程度和伤亡损失还排在北京市建国后所发生的所有爆炸和火灾事件的首位。5时20分，那两声传进中南海怀仁堂的巨响爆发后，辅华合记矿药厂的上空冒出了滚滚黑烟，直冲云霄。据目击者事后叙述，现场一片废墟，大火在熊熊燃烧，浓烟中隐约可见在被炸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和老树杈上，以及残垣断壁上都挂着死难者的破碎肢体或溅洒着死伤者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
　　爆炸引起的大火，经6个消防中队及其他人员整整10个小时的奋力战斗，于次日上午才全部扑灭。资料记载，这次爆炸所造成的损失极其重大，有39人(其中市民32人，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7人)死亡，406人受伤；全部倒塌的房屋有497间，部分倒塌的有1928间，坐商受灾达329户。
　　这还了得!在这举国上下欢庆政协会议召开的特殊时刻，这两声巨雷般的响动真是对我新中国的极大挑衅!当晚，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就分别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爆炸原因，如系敌特分子破坏，则必须迅即立案侦查，缉拿严惩。
　　这并不能说当时的领导武断，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能从这两声巨响中敏感地嗅出点什么。要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来自台湾、美国的敌特分子在首都北京的破坏活动非常猖獗，光是不同程度的爆炸案已发生近10起。
　　北京市公安局接到指示，心领神会，立即部署，于次日抽调侦察员17人组成了专案组。
　　
　　二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爆炸原因做一个分析鉴定。一位名叫马特维也夫的苏联爆破专家被邀请前往辅华合记矿药厂踏勘现场。
　　辅华合记矿药厂是私人老板与华北军区陆军第208师合办的一家专门生产矿用炸药、雷管的工厂。6月15日下午，马特维也夫勘查了两个多小时，认为两声巨响是两次不同的爆炸所发出的，爆炸的位置分别是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处都属于该厂的成品车间，位置相距大约30米。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两处现场称为“一号现场”和“二号现场”。勘查发现，一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长7米、宽3至4米、深约1米的大坑。二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坑。两个大坑都是爆炸发生后所留下的。马特维也夫向厂方了解了爆炸发生时这两个点的产品存放量，对爆炸破坏力作了精确的测算，最后得出结论：二号现场最先发生爆炸，由此引发了一号现场的爆炸。
　　这个认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接下去的调查就是围绕此进行的。
　　当天下午，专案组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苏联专家马特维也夫为侦察员分析了爆炸现场的情况，并对几种可能会出现的引爆方式进行了讲解。马特维也夫肯定地说，这个爆炸案是有人蓄意破坏，就像苏联鄂木斯克市矿用爆炸品制造厂1946年所发生的那起特大爆炸一样。所以，他强调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种引爆方式：一是定时炸弹，一是白磷、黄磷等磷化学物的人为自燃。
　　专案组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立即将爆炸现场的残留物提取后送往清华大学进行成分分析，以便弄清究竟是哪种物质导致发生爆炸，确定哪些人员具备作案条件。
　　与此同时，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在爆炸发生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员身上寻找线索。
　　幸好该厂根据军方的建议，已于5个月前开始实行生产区域进出登记制度，各个生产车间都设立了门卫，所有进出人员都必须向门卫登记进出时间。成品车间的门卫室与两处爆炸点正好是死角，那位门卫只是耳朵受了点震伤。值得庆幸的是，他在爆炸发生后逃离现场时带走了那本登记本。
　　记录表明，6月14日这天进出成品车间的共有79人次，其中35人是工人，一人是208师的技术员，出进合计73人次，其余6人次是送开水、送饭的后勤人员。后勤人员共有3人，最后一个进入成品车间的是送水的李某，他是下午3时10分进车间的，7分钟后出来。36名工人中，6人是在两处爆炸现场工作的，都已经被当场炸死，另有一名死者也是这个车间的，他是正行走于距二号现场仅数米的厂区通道上时罹难的。其余的29人中，只有1人未受伤。
　　不久，清华大学的化学专家拿出了爆炸现场取证物的分析结果：二号现场除了雷管本身的金属成分外，并无其他金属物检出；一号现场也没有金属物检出。这就是说，爆炸并不是定时炸弹引起的。
　　专案组据此分析，即以明火引爆(指直接以火柴、打火机等明火点燃炸药而引发的爆炸)的可能性几近于无，这样就只剩磷类化学物人为自燃引爆的可能性了。考虑到现场的作业环境，估计放置磷化学物的时间离爆炸时间不会很长，否则容易被发现。所以，专案组决定先把后勤人员排除到嫌疑者之外。其他人员，则排出一份名单，然后分别进行调查。
　　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去多家医院访问了那些轻重伤员。6月17日下午，排查工作完成了，经专案组分析鉴别，初步定出了三名嫌疑人——
　　肖定天，该厂工人。6月14日那天，他中午没有吃饭，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另外，他在早上上班进车间前进行例行的交留危险品时(即把火柴、打火机、香烟、钥匙、小刀，包括银元等金属物品锁进各人固定的箱子)，磨磨蹭蹭，落在后头。当天下午上班时，自3时半后无人看见他在干什么。爆炸发生后，他瘸着一条烧伤的腿离开了现场，上了前来抢救的汽车，迅速离去。
　　郑新民，华北军区第208师技术员。曾是国民党军械修理厂的技术员。1948年被俘后自愿参加了解放军，在208师军械科当科员。后被派到矿药厂担任质检员。6月14日那天，从来不在下午3时以后进车间的他一反常态，在4时许进了车间。据当时在二号现场的工人反映，说看见他在那里转悠，不时和装箱的工人说笑。他离开后不久，就发生了爆炸。
　　丁松林，北京沦陷期间曾参加过伪军。抗日战争结束后，在辅华合记矿药厂的成品车间搬木箱谋生。他是成品车间除门卫以外的人中唯一一位没有受伤的幸运者。丁松林的工作位置在二号现场，按理应该是九死一生，这就很奇怪了。
　　专案组决定：传讯肖定天、郑新民、丁松林!
　　6月18日下午，肖定天独自一人来到了东郊公安局。此人参加过三青团，当过帮会小头目，见过世面，竟是西装革履坐着洋车来的，手里还提着一个包。他的这副装束和派头，把那几个从山沟沟里来的侦察员闹了个激灵。
　　讯问开始，侦察员问：“肖定天，知道为什么叫你到分局来吗?”
　　原以为肖定天会一问三不知，哪知他竟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侦察员，镇定地回答：“知道，准是怀疑我搞了爆炸案。”
　　这家伙把侦察员弄了个目瞪口呆。侦察员意识到如果他真是嫌疑犯的话，那定是一块不大好啃的骨头。
　　肖定天说着，打开了他带来的那个包包(后来这个细节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批评，说如果肖定天的包包带着炸药，是来做鱼死网破之斗，要来炸公安局，那不是酿大祸了——应当预先扣包检查)，从里边拿出漱洗用品和换洗衣服：“你们看，我是准备来蹲大狱的。”
　　“这么说，你是做贼心虚了?”
　　肖定天对答如流：“不是做贼心虚，是怕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我逮起来再说。”
　　“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肖定天笑了：“那就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与爆炸案件是绝对无关的!”
　　说到这份上，干脆就开门见山了，侦察员要他回答前述的几个疑点。肖定天神态自若，一一道来：“那天我没吃午饭，因为我在闹肚子；上班进车间时放东西磨蹭，我是在查看挂表，怀疑是丢了，后来到医院包扎伤口后赶紧回家去看了，没丢，心里就踏实了。”
　　“那天下午3时半以后，你在哪里?”
　　肖定天想了想：“我去医务室了，一直到5时过后才回车间，刚回就发生爆炸了。如果我晚点回就好了。”
　　侦察员马上找到破绽：“门卫那里怎么没有你那次进出成品车间的记录?”
　　肖定天解释道，那天他离开车间时，门卫不在岗位上，他就出来了。回去时，倒是见到了门卫，但门卫听他说了先前没见着之事，就叫他不必登记了。
　　肖定天说得轻松，倒把侦察员弄得紧张兮兮：如果门卫真是这样工作的，那是否还有其他漏洞?
　　对肖定天的讯问就进行到这里，紧接着就开展调查。先查医务室，一问，医生说肖定天那天确在3时半左右到过医务室，要了些治拉肚子的药，这已经是他在两天之内第四次来求治了。要药后，医生要他帮忙修一下电灯，他折腾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刚离开，就发生了大爆炸。
　　门卫也证实了肖定天的陈述，至于3时半时为什么不在岗位上，他也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去上厕所了。同志您也知道，人是吃五谷杂粮的……”
　　“那么在肖定天回来时为什么不作登记?”
　　“我想这事是我的不是，还去麻烦人家干吗?再说当时谁想到这天要发生爆炸呢?”
　　“这样的事平时一定也有，咱就不说了。你就说说那天还有没有?”
　　但门卫一口咬定再也没有了，侦察员拿他也没有办法。
　　这样，初步可以排除肖定天的疑点了。肖定天大感意外，连说想不到共产党这么讲道理。大约两三年后，肖定天还检举了一个在大街上碰到的老朋友——其实是台湾派遣特务。这是后话了。
　　和肖定天一样，对丁松林和郑新民的讯问也未查出任何疑点。线索突然中断，专案组进退维谷。难道破坏分子有遁形术？不，决不可能!
　　
　　三
　　
　　6月23日，爆炸案发生后的第十天，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讯侦查技术人员截获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一条密电，破译出的电文如下——
　　609：祝贺你组实施之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命已令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
　　这份密电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下令予以侦查。次日，电讯侦查人员再次截获一份密电，是针对爆炸的技术问题对“609”进行“指导”的，据称这是美国专家的意见。这份密电长达3654字，其中列举的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当时没有公开披露过的。这初步证实了专案组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的判断：此次爆炸确系特务所为!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抽调了8名侦察员另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原先的侦查专案组互通情况，密切配合。不过，案件是分开调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个专案组称为“2号小组”。
　　2号小组的成员中有一位密码专家，他接手案子后，立刻对两份密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些不对头：当时台湾特务机关与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以电台联系时，一般都采用两套密码轮流使用的方式。即这次使用了甲密码，下次就使用乙密码，过一段时间，就把两套密码都换掉；另外还有一套备用密码，用于紧急情况使用。而这两份密电，却一反常态违反了这一原则，两份密电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此为一。第二，这两份密电使用的那套密码，破译难度极低，基本上是年初被侦破的一个敌电所使用密码的翻版。第三，两条密码所用的电波频率是相同的，这也是敌特机关一般所不用的，因为那样容易被我方侦听。
　　鉴于这三点，专家对这两份密电产生了怀疑，认为有故意要让我方侦听截获并破译出来的可能。他向专案组长谈了自己的看法，受到了重视。在两个专案组的负责人碰头会上，2号小组方面谈了这个情况，于是引起了警惕：这会不会是敌人的故意行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侦查案件需要的是实际证据，而不是凭空的推理，所以，专案组决定还是从实的方面去调查。第二份密电中所列出的一条条数据就是线索，专案组决定就从这上面查起。
　　这项调查是两个专案组联手进行的。1号小组负责调查辅华合记矿药厂厂内的情况，2号小组负责调查厂外的情况。
　　1号小组分析了第二份密电中的数据，确认这是辅华合记矿药厂内部传出去的。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发生后，鉴于当时的形势，未把伤亡损失详情对外公布，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老板、华北军区和第208师的有关部门及公安、民政部门才了解。而后四个部门的了解都是笼统的，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方才有最详细的数据。而密电中的数据是详细的，因此侦察员怀疑敌特是从辅华合记矿药厂方获得的情况。
　　侦察员找了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老板于某，据他说爆炸发生后，他曾责成三名下属负责善后工作。调查出乎意料之外地顺利，三人之中的一个——生产部经理金轾——在接受侦察员讯问时说出了一个情况：他的一个名叫查一峰的表弟在爆炸发生后找过他，要去了一份当时刚整理出来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单方面的《调查报告》，说他在天津的一家报社工作，准备写一篇文章。
　　经查，此人确实住在天津，但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曾经当过记者的商人，在石鼓胡同口开着一家西药批发公司。一个商人要这份调查报告有何用途?查一峰的疑点陡然上升。
　　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一张无形之网悄然撒开了。查一峰处于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之下，连他的往来信件、电话、电报也没逃过警方的火眼金睛。
　　1950年7月1日，警方从截获的一封查一峰发往香港的信件中果然发现了其从事特务活动的蛛丝马迹。警方正在考虑应当采取何种行动时，一个在上海落网的台湾特务供出了天津的同伴查一峰。7月3日，查一峰被捕，当即被押解至北京。
　　没费什么周折，查一峰老老实实供出了他向金轾索要那份材料的原委，系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密令所为。
　　那两份密电果然如密电专家所推测的，是敌特机关事后炮制的。这个结论在1953年得到确凿的证实。彼年，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著文提及此事，称此举是“和共匪公安机关开个玩笑”。
　　密电的出现一时令侦察员们格外兴奋，以为这次可以钓一条大鱼，没想到竟是个岂有此理的开玩笑!兴奋和懊恼褪去后，专案组成员清醒了许多，一个新的思路逐渐形成了……
　　
　　四
　　
　　1950年7月5日，2号小组被撤销，辅华合记矿药厂案件由原专案组继续侦查。专案组在报告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批准后，决定对爆炸现场重新进行勘鉴。
　　专案组副组长熊富新提出：是否可以调换鉴定专家，抽上中国自己的专家来鉴定。这是因为熊富新在反复阅读案卷后，对原先的鉴定结论产生了一些怀疑，但又不能直说。
　　7月6日下午，重新勘鉴现场。这次参加勘鉴的三位专家，两位是华北军区的，另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从上海请来的。三位专家踏勘了还处于封闭状态的两处现场，随后又走访了该厂的一些职工，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试验。经过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号现场即炸药包装点先发生爆炸，然后引发了二号现场即雷管包装点的爆炸。这个结论正好和苏联专家马特维也夫所作的结论对调了一下。
　　中国专家在调查中得知两个现场下面原先都有人工挖掘的土坑，那是用于在气候干燥的季节灌放清水抑制静电防止爆炸的。据10多年前参加挖掘这两个大坑的工人回忆，雷管点的土坑先挖，挖得深些大些，负责指导的技术人员说用不着挖那么大、深，于是在挖炸药点的土坑时就小而浅了些。这两个土坑爆炸后都受到了破坏，但是炸药点的那个还是没有雷管点的那个大和深。根据模拟试验时所展现的情形可以得知，是一号现场先发生爆炸，爆炸时所形成的冲击波把二号现场堆放的已经装箱的雷管猛烈推倒，引起了剧烈碰撞，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专案组根据这个结论调整了侦查思路，把侦查视线转移到了一号现场。
　　爆炸发生时，一号现场有三名工人，都已罹难。专家组基于可能的人为事故的想法，把事故起因定位在这三人身上。于是，调查就以这三名罹难者为中心而进行。
　　从门卫记录得知，这三人在早上进车间时已经交出了随身携带的违禁品，这样，如果确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引发了爆炸的话，那多半是他身上还留着什么可以引发爆炸的物品。他们那天上班时带了什么物品?这是侦察员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侦察员走访了三个罹难者的家庭，访问进行了三天，最后摸到了一条线索：一个名叫刘古的罹难者的妻子回忆起丈夫那天上班时穿的是小舅子的一双底部有钉掌的皮鞋。钉掌与地面摩擦时，有时会产生火花，从而有可能导致爆炸。
　　如果确是这双皮鞋引发爆炸的话，那么这双皮鞋应当已经随着主人的粉身碎骨而消失了，现场就不应当再找得到这双皮鞋。幸亏爆炸发生后公安人员到达得早，封锁了现场，防止了可能发生的趁火打劫。火扑灭后，又把所有均已破损的物品收拢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现在，侦察员就在这座小山里翻捡。两天后，小山被翻了个遍，竟意外地翻出了一双底部带钉掌的皮鞋!
　　刘古的妻子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穿走的鞋子。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双皮鞋是刘古的，那他那天穿了什么鞋进车间?
　　再次访查得知，那天刘古在进厂后发现自己穿错了鞋，便向一位家住附近的工人借了一双。这位工人也受了重伤，当时还躺在医院里，他向侦察员作了说明，并且提供了旁证人。
　　刘古肇事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调查继续进行。这时，全厂都已经知道专案组在进行什么调查了，于是有人主动前来提供线索，都是围绕刘古等三名罹难者的，一共提供了10多条。其中有一条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罹难者范震光在那天进车间前交出违禁品时，有人听见他的口袋里发出过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响!
　　金属碰撞声响?那会是什么?侦察员查阅了范震光那天的存物登记，他交出的物品是：火柴半盒、钥匙一串计5把、香烟一包14支。带在身上不肯交出的物品还会有什么?一般说来，就是银元了。
　　当时市面上使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式纸币，银元基本上已经不用了，但其价值仍在，可以去银行以1比1的比值兑换。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人还保存着银元，并且在私下流通。当时银元的物值很高，工人的收入低，所以口袋里的钱大家都不愿意交出去保存，生怕给弄丢了。
　　那么范震光是不是确实带着银元呢?侦察员再次访问了其家人，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妻子再三表明他家没有银元，即使有范也没有必要带到厂里去。
　　一语提醒了侦察员：范震光如果带了银元，他是为了什么?估计与同事间的互相转让为多数。有可能他转让给别人，也有可能是别人转让给他。
　　侦察员再次走访百余人次，最后终于从一名身负重伤还躺在医院里的老工人那里了解到实情：6月14日那天早上，他向范震光转让过四枚银元。他把银元交给范震光时，曾提醒他必须存留在保管箱，否则进车间可能不安全。范震光当时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存留。
　　专案组再次把专家请来，要求他们对银元是否会引燃炸药导致爆炸予以鉴验。专家找来银元，模仿范震光这一工种的操作动作进行了试验，真的在试验现场放上了少量干燥的黑色炸药。结果表明在银元的多次碰撞中，有几次引燃炸药。据此，推断出了当时的情况：范震光在操作中，不慎将银元滑落到了正在装箱的炸药上，银元碰擦所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爆炸。
　　根据这个推断，侦察员在厂方的协助下，在现场附近清查出三枚已经炸得难辨形状的银元，另一枚已不知去向。
　　至此，专案组对这一案件做出了最终结论：这是一起由于不慎肇事而引发的特大爆炸事故。
　　专案组成员夜以继日地辛苦办案，历时一个半月，虽然没有揪出期望中的“大鱼”，但其公正细致的工作作风、专业地道的工作水准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嘉奖。也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公安队伍的实战能力。
　　令人感叹的是，区区四枚银元竟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虽然如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这次事故的善后事宜仍十分重视，特地成立了“善后委员会”，有计划地开展了对灾民的救济和慰问工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后共计发放房屋迁移、修缮及安置费近4亿元(旧币，下同)，减免受灾工商户工商业税款3368万余元，减免摊贩地租和牌照税50多万元；补助重灾户25万元，各种贷款1*9郾5亿余元，发放抚恤费计小米61040斤，修复房屋2300间。（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