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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表示，纪委和监委合署后并非超级权力机关，并没有过多增权的行为，“我们做的大量工作，大概是日常‘拉拉袖子’、提个醒的工作，是监督的工作，是防止人由犯小错误变成犯大错误”。
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有媒体问及会不会出现纪委为主导“以纪代法”的现象以及如何加强对监察委监督，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对此进行了回答。
此前，作为改革试点的先头部队，2017年1月20号，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监察委组建后谁来监督？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硕辅也回应了改革试点中的热点问题。
会否成为“超级机构”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撤销监察局、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等部门，将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张硕辅介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突破了过去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监察对象的范围，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一句话概括，就是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也表示，纪委和监委合署后并非超级权力机关，并没有过多增权的行为，“我们做的大量工作，大概是日常‘拉拉袖子’、提个醒的工作，是监督的工作，是防止人由犯小错误变成犯大错误”。
“我们如果发现确实有少数人是犯罪，会提请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检察机关可以对我们的提请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要求，可以拒绝，可以退回，可以不予起诉。”杨晓渡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监督。”
纪委和监察委的职责互补互增、互不可替代
有人说，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既执纪又执法，权力进一步扩大，谁来对纪委监委实施监督？对此，张硕辅回应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我感到合署办公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扩大，只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而且监委权力始终在严格的内部监督和全面的外部监督下运行。
杨晓渡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以及全国检察院的反贪系统加入监察委以后，中央纪委监察机关和地方监察委机关总共增加了10%的人员，“将来职权的行使，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职权类型和过去党的纪律监察工作和国家行政监察工作大致相同，并没有过多增权的行为。”
杨晓渡表示，过去国家反腐败监督过程有一个大的空白地带，党纪对党员干部实现了监督，行政监察法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但实际上，还有广阔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地带，过去的监督是失控的。”通过监察法的设立，利用监察法的授权，将对这个空白地带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我们会坚决惩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
国家监察委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后，是否会由中央纪委主导？会以纪代法吗？杨晓渡坦诚回应：“我们和司法部门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不能替代。”
他表示，监察法实施以后，违法是多数，犯罪是少数。其中，纪检工作是按照党中央要求履行纪律检查监督执紀问责职责，监察委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责，这两块职责是互补的，互有增强作用，又互不能替代。“我们同司法部门之间，他们依法公诉、依法审判，是有联系的，但也是互相不能替代。”
他还就监察委的监督表示，从纪律检查机构开始就有干部监督室，将来也要负责监察委和监察委干部的监督，另外内部有机关纪委，也负有监督职能，十九大以来，内部清理门户、处理数量是很大的。党中央、全国人大也对国家监察委进行监督。同时，他指出，欢迎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的监督。
反腐败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张硕辅介绍，经过一年来的融合磨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形成的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区两级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党委书记批准反映问题线索处置及纪律处分件次明显增长，问责数量大幅提升，2017年共问责53个党组织和841名党员领导干部。此外，反腐败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张硕辅介绍，去年，问题线索处置数、立案数、处分人数都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处置问题线索共12537件，同比增长45.8%，立案3585件，同比增长11.5%。特别是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去年共追回在逃人员32名，是2016年的2倍多。
2017年4月7日，北京市通州区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对被调查人宣布使用留置措施。截至今年1月，北京市对61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其中，市监委机关留置7人、区监委留置54人。留置平均用时58.5天，较2016年“两规”缩短20.2天；检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平均用时仅7天、16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近年来我国政治改革的“一池春水”，既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形成新的民主结构，又重构了国家反腐败体制，势必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时刻。
（《北京青年报》2018.3.6等）
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有媒体问及会不会出现纪委为主导“以纪代法”的现象以及如何加强对监察委监督，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对此进行了回答。
此前，作为改革试点的先头部队，2017年1月20号，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监察委组建后谁来监督？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硕辅也回应了改革试点中的热点问题。
会否成为“超级机构”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撤销监察局、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等部门，将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张硕辅介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突破了过去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监察对象的范围，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一句话概括，就是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也表示，纪委和监委合署后并非超级权力机关，并没有过多增权的行为，“我们做的大量工作，大概是日常‘拉拉袖子’、提个醒的工作，是监督的工作，是防止人由犯小错误变成犯大错误”。
“我们如果发现确实有少数人是犯罪，会提请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检察机关可以对我们的提请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要求，可以拒绝，可以退回，可以不予起诉。”杨晓渡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监督。”
纪委和监察委的职责互补互增、互不可替代
有人说，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既执纪又执法，权力进一步扩大，谁来对纪委监委实施监督？对此，张硕辅回应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我感到合署办公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扩大，只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而且监委权力始终在严格的内部监督和全面的外部监督下运行。
杨晓渡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以及全国检察院的反贪系统加入监察委以后，中央纪委监察机关和地方监察委机关总共增加了10%的人员，“将来职权的行使，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职权类型和过去党的纪律监察工作和国家行政监察工作大致相同，并没有过多增权的行为。”
杨晓渡表示，过去国家反腐败监督过程有一个大的空白地带，党纪对党员干部实现了监督，行政监察法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但实际上，还有广阔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地带，过去的监督是失控的。”通过监察法的设立，利用监察法的授权，将对这个空白地带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我们会坚决惩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
国家监察委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后，是否会由中央纪委主导？会以纪代法吗？杨晓渡坦诚回应：“我们和司法部门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不能替代。”
他表示，监察法实施以后，违法是多数，犯罪是少数。其中，纪检工作是按照党中央要求履行纪律检查监督执紀问责职责，监察委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责，这两块职责是互补的，互有增强作用，又互不能替代。“我们同司法部门之间，他们依法公诉、依法审判，是有联系的，但也是互相不能替代。”
他还就监察委的监督表示，从纪律检查机构开始就有干部监督室，将来也要负责监察委和监察委干部的监督，另外内部有机关纪委，也负有监督职能，十九大以来，内部清理门户、处理数量是很大的。党中央、全国人大也对国家监察委进行监督。同时，他指出，欢迎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的监督。
反腐败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张硕辅介绍，经过一年来的融合磨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形成的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区两级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党委书记批准反映问题线索处置及纪律处分件次明显增长，问责数量大幅提升，2017年共问责53个党组织和841名党员领导干部。此外，反腐败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张硕辅介绍，去年，问题线索处置数、立案数、处分人数都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处置问题线索共12537件，同比增长45.8%，立案3585件，同比增长11.5%。特别是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去年共追回在逃人员32名，是2016年的2倍多。
2017年4月7日，北京市通州区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对被调查人宣布使用留置措施。截至今年1月，北京市对61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其中，市监委机关留置7人、区监委留置54人。留置平均用时58.5天，较2016年“两规”缩短20.2天；检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平均用时仅7天、16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近年来我国政治改革的“一池春水”，既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形成新的民主结构，又重构了国家反腐败体制，势必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时刻。
（《北京青年报》2018.3.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