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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世界第一次大声疾呼女性权利，由此拉开了女性主义的序幕，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思潮，其发展由关注女性的政治权利到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利中心主义，这场运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其层面之广、程度之深、理论之丰富，成为世纪之交历史舞台上的一道奇观。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电影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中，很少有描述女性内心真实世界、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多数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出现在银幕上，因而往往展现给观众以残缺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缺少了一定的真实性，成为了被塑造的女性。而《末路狂花》和《男孩别哭》两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无疑给90年代的影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与震撼力。《末路狂花》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以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当年的全美票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男孩别哭》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这两部影片在人物选择上都是以女性为第一视角，女性不再是作为被看者出现在银幕中，而成为银幕主角。两部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充满着悲剧色彩，但是也正是因为她们的悲剧色彩，才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必要的牺牲，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末路狂花》就类型上而言，是一部公路影片，该片颠覆了以往公路影片中的两性搭配，在男性与男性搭档，如《逍遥骑士》、《德克萨斯，巴黎》、《午夜狂奔》；男性与女性搭档，如《邦妮和克莱德》、《加州杀手》、《我心狂野》等影片中，人物主角都是男性，而女性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她们在影片中的存在大部分以花瓶的形象起到点缀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看者出现，成为一种性的符号。《末路狂花》中两位女主角的出现，试图以作为独立于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反抗按照男性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则以及这一男权社会带给自身的压迫；《男孩别哭》则是以一名想变为男性的女性视点为出发点，在充满男性绝对权威色彩的社会里，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男性，渴望能与男性平起平坐，从而得到女性的爱慕，在一种无意识的对自身的改变中，威胁到了男性的权威统治，与众多好莱坞同志电影不同的是，《男孩别哭》并不仅仅只是在讲同性爱情故事，更多的是以一种清醒的抱有无限希望的女性身份，在男性权威的社会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企图逃脱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权利的维护者——男性人物形象
（一）家长制的父权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所描写的那样，“妻子之于丈夫，正如孩子之于母亲，法律和风俗给予丈夫很大的权威。”[1]男性在一个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权利的集中者，制度的制定者，家庭的管理者，他统治着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妻子，作为其附属品，必须服从丈夫的管理，这种现象在这两部影片中得到相似的体现。
《末路狂花》中，塞尔马的丈夫达里尔脾气暴躁、独断专制，对他而言塞尔马只是自己的一个附属品，她存在的意义就是当个家庭主妇，成为一个不能有个人生活、只能为自己服务的“机器人”，因此他无视塞尔马的任何需求，在警察通知他塞尔马参与杀人事件时，他除了表现震惊外，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关心自己妻子的表现，反而全身心配合警方逮捕她；当塞尔马陷入困境，给丈夫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行程安排时，达里尔并不理会塞尔马的计划，反而一味的命令她“不行，你今天回来，你马上回来。”由此可以看出塞尔马被视为权力的服从者，而达里尔则是权力的执行者。
·外国电影评论乔茹：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觉醒后的悲剧性命运 同样在《男孩别哭》中，约翰因为得到拉娜和她母亲的帮助，虽然将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可是影片中的很多地方展现出他作为男性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性。当他得知拉娜和布兰顿在一起时，他告诉布兰顿“这里是我家”，这句话意味着拉娜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也是属于他的，他要控制拉娜的情感生活，表面上看是对布兰顿的警告，实际上是他权威性的展现。他称呼拉娜的母亲为“妈妈”，但很少能看到他对“母亲”的尊重，其行为更像是以“母亲”的丈夫、拉娜的父亲来管理这个家庭，拉娜看似是受他的保护，其实是处于一种被他监视的状态中。当拉娜决定辞掉工作和布兰顿去外地生活时，表现出她的一种反抗，以爱情的出走来反抗这个压抑的家庭，反抗约翰对她的控制，对约翰而言，拉娜的恋爱无疑是对自己权威性的挑战，因此他感到一种权利不受控制的不安感。
两部影片都是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造成冲突作为叙事的基础，身为女性的塞尔马和拉娜都在身为男性的达里尔和约翰的强权压制下走上了反抗之路，两者间的冲突，正是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社会中的男权
两部影片分别通过对社会坏境中的男性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了女性不仅在家庭中受到夫权的压迫，而且在社会环境下依旧被男权所排斥。
《末路狂花》中的乔迪，长相帅气，拥有迷人的气质，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成功勾引上不谙世事的塞尔马，没有享受过丈夫的呵护与爱慕的塞尔马瞬间即被他身上所拥有的男性荷尔蒙吸引，在进行了一夜的床第之欢后，原以为会遇到一段让她心醉的爱情，没想到却发现乔迪偷走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6000美金，顿时美梦被彻底粉碎，乔迪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来展现了男性社会的另外一种权力控制，虽然与强奸者哈伦对塞尔马的态度不一样，但两者最终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获取权力的掌控，即对性的掌控。更深一层次，体现了女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不堪一击。片中的另一角色，油罐车司机出现了三次，他每一次的出现都对路易斯和塞尔马进行言语上和行为上的侮辱，对他而言，女性即代表着性欲，面对路易斯和塞尔马的指责，他就像哈伦不相信一个愿意和他打情骂俏却不愿和他上床的女人时的表现一样，充满着震惊与不可思议。女性在这时所承担的角色即对男性的性满足。而路易斯与塞尔马采用一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使男性付出惨重的代价，用这样的行为来反抗他们对女性的侮辱。
《男孩别哭》中的汤姆，作为约翰的好友，在发现布兰顿是一名女性后，表现得比约翰还要愤怒，当拉娜的母亲质问约翰有没有伤害布兰顿时，约翰面对指责，显得有些难以启齿，选择隐瞒强暴布兰顿的事实，而汤姆则表现得无所谓：“说真的，干吗要说谎。”在约翰杀死布兰顿后，汤姆又拿起刀在已经死去的布兰顿身上捅了好几下，也是他捡起地上的枪，杀掉了被怀疑是同性恋的坎迪斯，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汤姆和强暴塞尔马的哈伦、将女性看作是性的象征的油罐车司机一样，他们看不惯女性的改变，女性的改变让他们感到害怕、愤怒与不可思议。于是，他们选择用男权体制的评判方式去结束她们的生命，从而维护他们对于女性独断的控制权与占有权。 二、意识的觉醒者——女性人物形象
《末路狂花》和《男孩别哭》中的女性形象虽在本质上都是反抗男权社会，但其反抗的方式和意识性都有着不同的地方。前者是以一种有意识的反抗来逃脱男性社会的压制，后者则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改变来完成自我的呈现。
塞尔马在片中的变化比较大，从一个唯唯诺诺的顺从者，连枪都不敢拿，不敢大声对丈夫说话，即使出走也要把晚饭给丈夫做好的家庭主妇，发展到抢劫便利店、拿枪威胁公路警察，这一系列行为的转变，标志着她从一个男权体系中的“被阉割”的他者逐渐变得独立自主，敢于反抗。相反，路易斯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对男性有着清醒认识的旁观者，由于自身曾被男性侵犯，因此对男性始终抱有一种理智的态度，这在她告诉塞尔马联系自己的丈夫，丈夫的何种表现才能说明她们是否已被警方调查，以及塞尔马被强奸后，警察调查一定会对她们不利的情况等进行的理智的分析，由此可见，她们两个人的反抗是有意识的反抗，从最终选择逃脱男性社会的法律制裁，将车开向悬崖结束生命的决定中看出她们一种明确的意识觉醒。
《男孩别哭》中的布兰顿，是一个渴望变成男性的女孩，与《末路狂花》中那种明确的追求性别与权力平等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反抗男权社会中的不平等，仅仅只是希望自己的性别和身体能够变成男性，从而得到女孩子的喜欢，寻求与男性同样的性别平等。然而这一离经叛道的做法，在她所生活的保守的男性社会中被无情的扼杀，在这无意识的做法中，其行为就已经是一种对男权的抗衡，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旦违反禁忌与文明，那便是对男权文化权威的肆意挑战，男权中心文化便有权也有义务去“处置”这些挑战，也正因此，约翰和汤姆“处置”了她。作为拉娜，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却非常不喜欢母亲整天酗酒的生活方式，而她又懒于摆脱这样的状态，所以决定用酒精来不停的麻痹自己，她一方面习惯于约翰对她的管束，另一方面却又厌倦这样的管束，直到遇见布兰顿，才使她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当她得知布兰顿是个女孩的时候，并未表现出退缩，反而不顾母亲和约翰的阻止，想要保护她，和她一起私奔，她的这些行为也是触犯了男性的禁忌。
三、悲剧性的命运
纵然这两部影片都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觉醒与反抗，然而最终都是以死亡告终，其人物命运具有着悲剧性的色彩，如果说路易斯和塞尔马的反抗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嘲笑与蔑视，选择自杀的原因在于她们的不堪忍受与拒绝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的话，那么她们的悲剧性色彩就在于，这是一种无路可走的反抗。在最后一次和警察通完电话后，塞尔马说到“我不能走回头路，我就是不能活下去。”这句话无疑作为一种暗示，暗含了她们最终悲剧性的命运。
大概是因为《男孩别哭》的导演是一名女性，金伯莉·皮尔斯在对事件的整理上，更偏向于对布兰顿那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命运的梳理，虽然深得女孩子们的喜欢，但她言谈举止，都在刻意掩盖她作为一名女性的特点，每天都要检查自己身上的男性化特征的存在，如剪得很短的头发、被包裹着的看上去很平的胸、假阳具在身上突出的逼真性，为显示自己的男性阳刚之气，不顾生命危险的进行保险杠滑行运动等，这一系列行为都为她最终被约翰和汤姆脱下衣服，当场示众表明她是女性的残忍现实做好了铺垫，而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女儿身，使得她一直为自己建立的男性形象的防线被瞬间击碎，至此，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彻底，最终，正是因为她隐瞒真实的女性身份从而触碰了男性禁忌，被残忍杀害。
结语
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作为以男性的“被阉割”的他者而存在的女性，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各种要求而被塑造。两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都试图通过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来呈现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两个导演分别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和现实主义风格的抒写来刻画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压抑与无奈，不论是有意识的反抗还是无意识的改变，在面对被强大的男权制度控制的社会中，仍旧不免以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作为结局，女性的意识虽然已觉醒，但在漫长的反抗道路中，更加需要的是以理智的、警醒的态度为自身谋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04.
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中，很少有描述女性内心真实世界、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多数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出现在银幕上，因而往往展现给观众以残缺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缺少了一定的真实性，成为了被塑造的女性。而《末路狂花》和《男孩别哭》两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无疑给90年代的影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与震撼力。《末路狂花》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以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当年的全美票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男孩别哭》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这两部影片在人物选择上都是以女性为第一视角，女性不再是作为被看者出现在银幕中，而成为银幕主角。两部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充满着悲剧色彩，但是也正是因为她们的悲剧色彩，才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必要的牺牲，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末路狂花》就类型上而言，是一部公路影片，该片颠覆了以往公路影片中的两性搭配，在男性与男性搭档，如《逍遥骑士》、《德克萨斯，巴黎》、《午夜狂奔》；男性与女性搭档，如《邦妮和克莱德》、《加州杀手》、《我心狂野》等影片中，人物主角都是男性，而女性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她们在影片中的存在大部分以花瓶的形象起到点缀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看者出现，成为一种性的符号。《末路狂花》中两位女主角的出现，试图以作为独立于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反抗按照男性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则以及这一男权社会带给自身的压迫；《男孩别哭》则是以一名想变为男性的女性视点为出发点，在充满男性绝对权威色彩的社会里，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男性，渴望能与男性平起平坐，从而得到女性的爱慕，在一种无意识的对自身的改变中，威胁到了男性的权威统治，与众多好莱坞同志电影不同的是，《男孩别哭》并不仅仅只是在讲同性爱情故事，更多的是以一种清醒的抱有无限希望的女性身份，在男性权威的社会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企图逃脱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权利的维护者——男性人物形象
（一）家长制的父权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所描写的那样，“妻子之于丈夫，正如孩子之于母亲，法律和风俗给予丈夫很大的权威。”[1]男性在一个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权利的集中者，制度的制定者，家庭的管理者，他统治着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妻子，作为其附属品，必须服从丈夫的管理，这种现象在这两部影片中得到相似的体现。
《末路狂花》中，塞尔马的丈夫达里尔脾气暴躁、独断专制，对他而言塞尔马只是自己的一个附属品，她存在的意义就是当个家庭主妇，成为一个不能有个人生活、只能为自己服务的“机器人”，因此他无视塞尔马的任何需求，在警察通知他塞尔马参与杀人事件时，他除了表现震惊外，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关心自己妻子的表现，反而全身心配合警方逮捕她；当塞尔马陷入困境，给丈夫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行程安排时，达里尔并不理会塞尔马的计划，反而一味的命令她“不行，你今天回来，你马上回来。”由此可以看出塞尔马被视为权力的服从者，而达里尔则是权力的执行者。
·外国电影评论乔茹：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觉醒后的悲剧性命运 同样在《男孩别哭》中，约翰因为得到拉娜和她母亲的帮助，虽然将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可是影片中的很多地方展现出他作为男性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性。当他得知拉娜和布兰顿在一起时，他告诉布兰顿“这里是我家”，这句话意味着拉娜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也是属于他的，他要控制拉娜的情感生活，表面上看是对布兰顿的警告，实际上是他权威性的展现。他称呼拉娜的母亲为“妈妈”，但很少能看到他对“母亲”的尊重，其行为更像是以“母亲”的丈夫、拉娜的父亲来管理这个家庭，拉娜看似是受他的保护，其实是处于一种被他监视的状态中。当拉娜决定辞掉工作和布兰顿去外地生活时，表现出她的一种反抗，以爱情的出走来反抗这个压抑的家庭，反抗约翰对她的控制，对约翰而言，拉娜的恋爱无疑是对自己权威性的挑战，因此他感到一种权利不受控制的不安感。
两部影片都是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造成冲突作为叙事的基础，身为女性的塞尔马和拉娜都在身为男性的达里尔和约翰的强权压制下走上了反抗之路，两者间的冲突，正是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社会中的男权
两部影片分别通过对社会坏境中的男性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了女性不仅在家庭中受到夫权的压迫，而且在社会环境下依旧被男权所排斥。
《末路狂花》中的乔迪，长相帅气，拥有迷人的气质，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成功勾引上不谙世事的塞尔马，没有享受过丈夫的呵护与爱慕的塞尔马瞬间即被他身上所拥有的男性荷尔蒙吸引，在进行了一夜的床第之欢后，原以为会遇到一段让她心醉的爱情，没想到却发现乔迪偷走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6000美金，顿时美梦被彻底粉碎，乔迪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来展现了男性社会的另外一种权力控制，虽然与强奸者哈伦对塞尔马的态度不一样，但两者最终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获取权力的掌控，即对性的掌控。更深一层次，体现了女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不堪一击。片中的另一角色，油罐车司机出现了三次，他每一次的出现都对路易斯和塞尔马进行言语上和行为上的侮辱，对他而言，女性即代表着性欲，面对路易斯和塞尔马的指责，他就像哈伦不相信一个愿意和他打情骂俏却不愿和他上床的女人时的表现一样，充满着震惊与不可思议。女性在这时所承担的角色即对男性的性满足。而路易斯与塞尔马采用一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使男性付出惨重的代价，用这样的行为来反抗他们对女性的侮辱。
《男孩别哭》中的汤姆，作为约翰的好友，在发现布兰顿是一名女性后，表现得比约翰还要愤怒，当拉娜的母亲质问约翰有没有伤害布兰顿时，约翰面对指责，显得有些难以启齿，选择隐瞒强暴布兰顿的事实，而汤姆则表现得无所谓：“说真的，干吗要说谎。”在约翰杀死布兰顿后，汤姆又拿起刀在已经死去的布兰顿身上捅了好几下，也是他捡起地上的枪，杀掉了被怀疑是同性恋的坎迪斯，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汤姆和强暴塞尔马的哈伦、将女性看作是性的象征的油罐车司机一样，他们看不惯女性的改变，女性的改变让他们感到害怕、愤怒与不可思议。于是，他们选择用男权体制的评判方式去结束她们的生命，从而维护他们对于女性独断的控制权与占有权。 二、意识的觉醒者——女性人物形象
《末路狂花》和《男孩别哭》中的女性形象虽在本质上都是反抗男权社会，但其反抗的方式和意识性都有着不同的地方。前者是以一种有意识的反抗来逃脱男性社会的压制，后者则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改变来完成自我的呈现。
塞尔马在片中的变化比较大，从一个唯唯诺诺的顺从者，连枪都不敢拿，不敢大声对丈夫说话，即使出走也要把晚饭给丈夫做好的家庭主妇，发展到抢劫便利店、拿枪威胁公路警察，这一系列行为的转变，标志着她从一个男权体系中的“被阉割”的他者逐渐变得独立自主，敢于反抗。相反，路易斯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对男性有着清醒认识的旁观者，由于自身曾被男性侵犯，因此对男性始终抱有一种理智的态度，这在她告诉塞尔马联系自己的丈夫，丈夫的何种表现才能说明她们是否已被警方调查，以及塞尔马被强奸后，警察调查一定会对她们不利的情况等进行的理智的分析，由此可见，她们两个人的反抗是有意识的反抗，从最终选择逃脱男性社会的法律制裁，将车开向悬崖结束生命的决定中看出她们一种明确的意识觉醒。
《男孩别哭》中的布兰顿，是一个渴望变成男性的女孩，与《末路狂花》中那种明确的追求性别与权力平等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反抗男权社会中的不平等，仅仅只是希望自己的性别和身体能够变成男性，从而得到女孩子的喜欢，寻求与男性同样的性别平等。然而这一离经叛道的做法，在她所生活的保守的男性社会中被无情的扼杀，在这无意识的做法中，其行为就已经是一种对男权的抗衡，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旦违反禁忌与文明，那便是对男权文化权威的肆意挑战，男权中心文化便有权也有义务去“处置”这些挑战，也正因此，约翰和汤姆“处置”了她。作为拉娜，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却非常不喜欢母亲整天酗酒的生活方式，而她又懒于摆脱这样的状态，所以决定用酒精来不停的麻痹自己，她一方面习惯于约翰对她的管束，另一方面却又厌倦这样的管束，直到遇见布兰顿，才使她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当她得知布兰顿是个女孩的时候，并未表现出退缩，反而不顾母亲和约翰的阻止，想要保护她，和她一起私奔，她的这些行为也是触犯了男性的禁忌。
三、悲剧性的命运
纵然这两部影片都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觉醒与反抗，然而最终都是以死亡告终，其人物命运具有着悲剧性的色彩，如果说路易斯和塞尔马的反抗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嘲笑与蔑视，选择自杀的原因在于她们的不堪忍受与拒绝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的话，那么她们的悲剧性色彩就在于，这是一种无路可走的反抗。在最后一次和警察通完电话后，塞尔马说到“我不能走回头路，我就是不能活下去。”这句话无疑作为一种暗示，暗含了她们最终悲剧性的命运。
大概是因为《男孩别哭》的导演是一名女性，金伯莉·皮尔斯在对事件的整理上，更偏向于对布兰顿那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命运的梳理，虽然深得女孩子们的喜欢，但她言谈举止，都在刻意掩盖她作为一名女性的特点，每天都要检查自己身上的男性化特征的存在，如剪得很短的头发、被包裹着的看上去很平的胸、假阳具在身上突出的逼真性，为显示自己的男性阳刚之气，不顾生命危险的进行保险杠滑行运动等，这一系列行为都为她最终被约翰和汤姆脱下衣服，当场示众表明她是女性的残忍现实做好了铺垫，而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女儿身，使得她一直为自己建立的男性形象的防线被瞬间击碎，至此，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彻底，最终，正是因为她隐瞒真实的女性身份从而触碰了男性禁忌，被残忍杀害。
结语
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作为以男性的“被阉割”的他者而存在的女性，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各种要求而被塑造。两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都试图通过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来呈现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两个导演分别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和现实主义风格的抒写来刻画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压抑与无奈，不论是有意识的反抗还是无意识的改变，在面对被强大的男权制度控制的社会中，仍旧不免以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作为结局，女性的意识虽然已觉醒，但在漫长的反抗道路中，更加需要的是以理智的、警醒的态度为自身谋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