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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百年新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历史建构中，小说的经典性早已开始，而因表意方式的獨特和纯粹而体现了文学审美尖端性的诗歌，却尚未得到经典性话语的相对分享。从新诗史的角度看，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语言实验、现代性启示已经构成了经典建构的重要标识。当代诗歌经典性的建构已经成为可能。
关键词：当代诗歌 经典性 建构
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已经艰难走过百年。在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历史建构中，新文学已经呈现出了丰满、自足、成熟的整体风貌。就新文体而言，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取得了艺术风貌与思想内蕴的长足成长，尤其是新小说在文学史语境中占据了巨擘般的话语重量，甚而它已经早早地昂然文学经典性的建构之中，经典小说家有如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并且，小说的经典性伴随着莫言获奖而获得了文学史至高的某种历史必然性。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因表意方式的独特和纯粹而体现了文学审美尖端性的诗歌，却尚未得到经典性话语的相对分享，或者说在文学史中尚未取得批评的共识。如果说新诗自胡适至“文革”前尚处于历史合法性获得的崎岖想象中，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诗不仅取得了文学史建构中的合法地位，而且经过80年代思想启蒙与理想高蹈，以及90年代沉潜自省与诗学自觉的淬炼，可以认为新诗在当代的经典性形象自主呈现得越来越清晰。正如顾彬所言，中国当代文学在于诗歌。
一、经典性的新诗史考察
既然要对当代诗歌进行文学经典性的辨识，那么首先应当澄清的是文学经典性的标识，何为经典？哈罗德·布罗姆认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1}这里可以提取两点，一是语言，二是认知，即诗歌的艺术修辞性与现代启示性。就此而言，当代诗歌已经呈现极为完整的经典风貌。这里可以从80年代与90年代两种历史向度进行考察。80年代是思想启蒙与理想高蹈的年代。在历经“文革”十年的人性压抑后，以“文革”地下文学、白洋淀诗群，以及其后“今天”为先导的一批诗人率先对人性知觉麻木与集体无意识的时代进行迫切的“回答”：“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岛《回答》）；“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扶救过你？她哪一次/在七月回到你身边？”（根子《三月与末日》）“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诗人首先要做的是从蒙昧的语境中呈现被压抑的荒诞性。“春天，这轻佻的叛徒”，是个人主体性的觉醒。“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并不因为极端的个人情绪而失去理性，他深深意识到在命运之网面前个人的主体价值。“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生命个体从集体无意识中趋向自我形象的眷恋。而这种高蹈的自觉在随后的海子那里发展得更为庞大和广泛。以“土地”和“麦子”作为生存之根、生命原始，他瘦小的身体将时间与空间、现世与历史、东方与西方、个在与集体完全融合，他要将世界作为理想来思考与实现。无疑，这些鲜活、坚硬的思想织物给时代启蒙注入了人性回环的真声。
必须承认，这里只是一种简单的甚至是浅薄的现象言说，但80年代确乎是个启蒙的时代。当然，这并非割裂80年代诗歌艺术性的追求成就。80年代的艺术性表征主要在于众多诗歌流派、团体的诗学宣言，以及以此操作的诗歌创作实绩中，“‘非非’提倡‘反语言’，包括周伦佑的‘语言变构论’、蓝马的‘反语言，反语义’理论。‘他们’提倡口语化的诗，韩东有名言‘诗到语言为止’”{2}，等等。这表明80年代诗歌在语言关怀与形式意识上的追求是自觉的。当然，诗学的高度自觉是进入90年代后而开始的。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美学的某种深刻的转变、诗坛纷争的日益公开化、白热化，以及“诗人批评家”这一文学史新形象的出现。关于90年代诗歌美学的转向，可以说最为根本的动机是诗歌自我建构的美学规律。新诗百年，其自足性的文本建构必然是一种不断辨识、不断完善的过程。诗学转变既是诗人从文本逐步深入诗学本质的自觉“掘进”，反过来也是诗学规律反向的文本引申。这种转变的主要标识是欧阳江河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以及臧棣提出的“历史个人化和语言的狂欢”{3}。欧阳江河的文论更为重要的是将“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公开化、扩大化，并且通过众多持有“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的文本探险将之呈现为当代诗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精神传统，开始担负起诗歌现代性抒写被遮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诗歌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浪漫呐喊，而逐渐回复到对生命经验的思考与呈现，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立场是深入了诗的本质的。而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平行的是“个人化写作”，这一提法意在，随着青春热望的过度，诗人已步入身体的中年，当然年龄的增值只是一种表象，伴随它的是浪漫理想主义的退潮，由广场退居私室，由公开化的话语呐喊变为个人的诗与思，由意识形态的反叛姿态转变为真正的“诗”的主题的抒写。
诗坛纷争的公开化、白热化是以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为标志的。以韩东、于坚等诗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立场与以西川、王家新等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展开激烈的辩驳。表面上看，这大有诗坛话语权力争斗之嫌，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诗学流变的一次集体发声。自然，这非一场胜负优劣之争，因为两种诗学立场都对当代诗坛贡献了优秀的诗人群体，甚至一些已经能够向诗歌经典性行列迈进，如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等。“纷争”向来的结果是引而未发的问题变得透明化，而紧接着的便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净化，也就是说将诗学讨论之外的个人宿怨在批评中进行虚拟的搁置，让可资探讨的诗学问题重新占据诗学话语的中心位置，并且从合理的话语交锋中得到写作上的某种共识。
此外，90年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诗人批评家的出现。周瓒认为，这表明“一是现实的诗歌批评的滞后性”，“二是诗人对于诗歌与写作生活的关系有了某种新理解，或者说，诗人通过有关诗歌写作的思考，触及诗歌与历史、时代现实，并更为自觉地清理新诗的传统”{4}。“诗人批评”是对诗学自觉深入的身份回应，臧棣、于坚、周伦佑、欧阳江河、西川等他们既在诗歌创作上显示高标的文本呈现，又在诗学探索上卓有成绩。
关键词：当代诗歌 经典性 建构
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已经艰难走过百年。在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历史建构中，新文学已经呈现出了丰满、自足、成熟的整体风貌。就新文体而言，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取得了艺术风貌与思想内蕴的长足成长，尤其是新小说在文学史语境中占据了巨擘般的话语重量，甚而它已经早早地昂然文学经典性的建构之中，经典小说家有如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并且，小说的经典性伴随着莫言获奖而获得了文学史至高的某种历史必然性。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因表意方式的独特和纯粹而体现了文学审美尖端性的诗歌，却尚未得到经典性话语的相对分享，或者说在文学史中尚未取得批评的共识。如果说新诗自胡适至“文革”前尚处于历史合法性获得的崎岖想象中，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诗不仅取得了文学史建构中的合法地位，而且经过80年代思想启蒙与理想高蹈，以及90年代沉潜自省与诗学自觉的淬炼，可以认为新诗在当代的经典性形象自主呈现得越来越清晰。正如顾彬所言，中国当代文学在于诗歌。
一、经典性的新诗史考察
既然要对当代诗歌进行文学经典性的辨识，那么首先应当澄清的是文学经典性的标识，何为经典？哈罗德·布罗姆认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1}这里可以提取两点，一是语言，二是认知，即诗歌的艺术修辞性与现代启示性。就此而言，当代诗歌已经呈现极为完整的经典风貌。这里可以从80年代与90年代两种历史向度进行考察。80年代是思想启蒙与理想高蹈的年代。在历经“文革”十年的人性压抑后，以“文革”地下文学、白洋淀诗群，以及其后“今天”为先导的一批诗人率先对人性知觉麻木与集体无意识的时代进行迫切的“回答”：“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岛《回答》）；“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扶救过你？她哪一次/在七月回到你身边？”（根子《三月与末日》）“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诗人首先要做的是从蒙昧的语境中呈现被压抑的荒诞性。“春天，这轻佻的叛徒”，是个人主体性的觉醒。“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并不因为极端的个人情绪而失去理性，他深深意识到在命运之网面前个人的主体价值。“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生命个体从集体无意识中趋向自我形象的眷恋。而这种高蹈的自觉在随后的海子那里发展得更为庞大和广泛。以“土地”和“麦子”作为生存之根、生命原始，他瘦小的身体将时间与空间、现世与历史、东方与西方、个在与集体完全融合，他要将世界作为理想来思考与实现。无疑，这些鲜活、坚硬的思想织物给时代启蒙注入了人性回环的真声。
必须承认，这里只是一种简单的甚至是浅薄的现象言说，但80年代确乎是个启蒙的时代。当然，这并非割裂80年代诗歌艺术性的追求成就。80年代的艺术性表征主要在于众多诗歌流派、团体的诗学宣言，以及以此操作的诗歌创作实绩中，“‘非非’提倡‘反语言’，包括周伦佑的‘语言变构论’、蓝马的‘反语言，反语义’理论。‘他们’提倡口语化的诗，韩东有名言‘诗到语言为止’”{2}，等等。这表明80年代诗歌在语言关怀与形式意识上的追求是自觉的。当然，诗学的高度自觉是进入90年代后而开始的。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美学的某种深刻的转变、诗坛纷争的日益公开化、白热化，以及“诗人批评家”这一文学史新形象的出现。关于90年代诗歌美学的转向，可以说最为根本的动机是诗歌自我建构的美学规律。新诗百年，其自足性的文本建构必然是一种不断辨识、不断完善的过程。诗学转变既是诗人从文本逐步深入诗学本质的自觉“掘进”，反过来也是诗学规律反向的文本引申。这种转变的主要标识是欧阳江河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以及臧棣提出的“历史个人化和语言的狂欢”{3}。欧阳江河的文论更为重要的是将“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公开化、扩大化，并且通过众多持有“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的文本探险将之呈现为当代诗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精神传统，开始担负起诗歌现代性抒写被遮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诗歌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浪漫呐喊，而逐渐回复到对生命经验的思考与呈现，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立场是深入了诗的本质的。而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平行的是“个人化写作”，这一提法意在，随着青春热望的过度，诗人已步入身体的中年，当然年龄的增值只是一种表象，伴随它的是浪漫理想主义的退潮，由广场退居私室，由公开化的话语呐喊变为个人的诗与思，由意识形态的反叛姿态转变为真正的“诗”的主题的抒写。
诗坛纷争的公开化、白热化是以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为标志的。以韩东、于坚等诗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立场与以西川、王家新等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展开激烈的辩驳。表面上看，这大有诗坛话语权力争斗之嫌，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诗学流变的一次集体发声。自然，这非一场胜负优劣之争，因为两种诗学立场都对当代诗坛贡献了优秀的诗人群体，甚至一些已经能够向诗歌经典性行列迈进，如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等。“纷争”向来的结果是引而未发的问题变得透明化，而紧接着的便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净化，也就是说将诗学讨论之外的个人宿怨在批评中进行虚拟的搁置，让可资探讨的诗学问题重新占据诗学话语的中心位置，并且从合理的话语交锋中得到写作上的某种共识。
此外，90年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诗人批评家的出现。周瓒认为，这表明“一是现实的诗歌批评的滞后性”，“二是诗人对于诗歌与写作生活的关系有了某种新理解，或者说，诗人通过有关诗歌写作的思考，触及诗歌与历史、时代现实，并更为自觉地清理新诗的传统”{4}。“诗人批评”是对诗学自觉深入的身份回应，臧棣、于坚、周伦佑、欧阳江河、西川等他们既在诗歌创作上显示高标的文本呈现，又在诗学探索上卓有成绩。